欲问难,悔已晚——忆叶秀山

退休前两年,每逢周二返所日,我坐班车早上8点便到院部大院。因研究室9点才开碰头会,我往往趁这个空儿,登上九楼去叶秀山的写作间闲聊一会儿。

叶秀山的写作间在哲学所图书馆北侧尽东北角,甚是狭小。紧临北窗,靠东墙横放一张书桌,靠西隔断横放一张折叠床。床、桌之间挤放一张椅子,是主位;桌子南边一椅,是客座。床尾一点点空地上堆满半人高的书刊,脱下的外衣只能扔在床上。北窗的窗缝用旧报纸密封着,以抵挡严冬刺骨的西北风;天气回暖后再行撕去。年复一年,糊了撕、撕了糊,一扇现代化的窗户便破了相。本来,研究人员不必坐班,叶秀山却天天来写作间用功,比我们坐班车的到得还早。

那时,我常见他手捧一本书自学法文,还出声朗读。他兴趣广泛:爱好京剧,能拉会唱,著书立说;爱好音乐,稿费常用来购买欧美著名交响乐团演奏灌制的原版唱片;爱好书法,常称羡老同学欧阳中石的书法冠绝一时,自谦书法尚未练好。其实,他的书法隽永秀气,就像他的令名,像他的长相。

叶秀山面目清秀,但一双剑眉颇透出一股英气。20世纪60年代,干面胡同15号院内平房住着哲学所十来位小字辈的研究人员,如陆学艺、王树人等,彼此都直呼姓名。唯有叶秀山例外,人人都叫他“小叶”,大概是他长得少相吧。

我也随众人叫他“小叶”,至老不变。他曾笑着抗议:“都多老了,还叫‘小叶’!”可我叫惯了,改不了。一天闲谈时,我看着他那一双剑眉说:“小叶,你一双眉毛长出了寿眉,看来你是要长寿的。”他抬手摸摸长长的寿眉说:“这也太早了点吧?我真要活得长,我要写写朱狄,写写你。”

叶秀山的散文写得很灵秀。我和他只不过是老邻居,并无深交。我脱离专业16年后归队,在业界籍籍无名。1986年,我抱病写成一篇长论文《来自疯狂世界的启示——论〈狂人日记〉》,被某杂志退稿。叶秀山看过之后,来信道:“碧湘兄:文章拜读,写得很是精彩。我想《九州》一定很高兴你的支持。”经他举荐,香港《九州》学刊很快予以全文刊载。叶秀山出手相助,并非全然出于私交,而是基于他对知识女性的深切关注。当年干面胡同15号大院之北矗立一座四层的高知楼,住户均是学部各研究所的专家名流。叶秀山对我说,他留心观察过楼里的太太们。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大多隐身在丈夫身后做贤内助,没有自己的事业。他见过某位夫人的手书,字写得非常漂亮,文字清通,却不见有所作为,为之万分惋惜。他称赞杨绛不依附钱锺书的盛名,自辟门径,成名成家。他敦促我要学习杨绛的自主自强,自成一格。我听了,不过唯唯而已。如此大家,除了仰慕,岂敢有其他?我,一副体弱多病之身,一个才疏学浅之人,叶秀山预许写我,他会写我什么?怎么写?他果真写我时,我早已成尘成灰,不闻不见了,也就不去多问。万万料不到,他那么健康,那么精神,没等到他为我动笔,倒是我这个病秧子今日竟来写他!

说实在话,我并没有资格来写他。他专擅攻治古希腊哲学,我对此则一无所知。今日动笔,又偏偏是因我全不摸门的古希腊哲学而起,岂不怪哉!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6月5日上午吴学昭来电话嘱写纪念文章。为写该文,我细读了杨先生据英译本转译的《斐多》。

当我读完苏格拉底回忆当年对阿那克萨哥拉著作何等渴求那一小节,对结尾的首句不由得心生怀疑:“我很珍重自己的希望。抓到书就狠命地读,但求能及早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坏的。”苏格拉底此前一口气讲的都是热切盼望阿那克萨哥拉书中的“心灵”说能为他解答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何结尾处话锋急转成“敝帚自珍”呢?我赶紧找出北大哲学系的译文来对照:“我这些希望是千金不换的,我抓住书,尽快地拼命读,急于知道什么最好,什么最坏。”(《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这里凭空自诩“千金不换”,就更显得突兀了。我于是去读叶秀山撰写的《苏格拉底》(《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很幸运,这篇不长的评传中仅有的长篇引文,正包含了我生疑的段落。叶译为:“于是,我满怀着希望,筹款购书,专心阅读,以望尽快弄清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看过叶译,我更加困惑了。若说杨译、北大译有差异,那还只是表述上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在意义上还是相近的。叶译则不然,从内容上完全颠覆了前两者。那么,究竟该以谁的译文为准呢?

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不止一次讲到自己家境贫寒。为求证德尔斐阿波罗神的神谕,他不辞饥寒,四处奔波,走访有名的政治家、诗人、工匠。他如此忙碌,忙到既无暇参与公务,也无暇经营私业,致使自家“一贫如洗”。穷到这个地步,为买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而需“筹款”,想来并非虚言。叶译既符合苏格拉底经济拮据的实情,读起来也更文从字顺。

杨译用的是有原文对照的英译本;北大节译用的是另一个英译本。叶译没有注明出处。从《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屡屡征引柏拉图《对话》的原文文句推测,叶译所据当是《斐多》篇原著。我猜想,他又自学了古希腊文。

叶秀山肯定看过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节译的《斐多》。杨译晚出,他看过杨译的《斐多》吗?前者是同行专家,后者是翻译名家。他会如何解读他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译文呢?

我打电话向他请教。十多年不通音问,他的电话早已改号,打不通了。稍后,听彭韵倩说:他乔迁到了建外小区,下楼散步遇见周叔莲还主动打招呼,看上去依然很精神。我心想,这下可太好了,建外小区距社科院大楼不过一步之遥,几时有机会再当面请教吧。谁知,不出三个月,竟在报纸上惊见他的讣告!

震惊之余,我万分后悔!后悔没有及时找他问个究竟。悔之晚矣!杨、叶先后辞世,他们二位谁都不能为我答疑了。

如今,杨、叶二位已辞世,我心中的困惑依旧。译界诸彦,谁有兴趣来解这道谜题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