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到《黄河青山》: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文丨段棒棒(方塘智库黄河文化研究中心见习研究员)

如今中美领事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许多网友不仅没有丝毫担忧,反而表现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但这一事件真正代表着什么?中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许多人却没有进行深度思考,也没有认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大历史观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

提及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黄河青山》一书既是一本自传,又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我们能够由此了解到作者大历史观形成的背景及原因,以及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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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坎坷的大历史观

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因此文章在阐述作者的学术观点时,还在字里行间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变化,随着往事一件件地在书页里展开,你会发现作者那抑制不住的情绪波动时不时都要跳出页面,尤其是作者谈到自己的学术著作出版受阻时。

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慢慢形成了大历史观,即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为理解今日之中国,必须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当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讲述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内容显得越来越不合适,由此导致作者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及以往有效率,且课堂上有许多学生对中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仅仅停留在道德判断层面时,他下决心撰写并出版一本图书,当作课堂上的辅助教材,以更好的向学生传达自己的学术观点。

于是作者撰写了《中国并不神秘》一书,但在出版过程中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并间接导致了作者后来遇到的解聘事件,所以作者把出版《中国并不神秘》被出版社遭拒的1974年,视为自己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谈及自己的学术著作不被接受时,作者指出欧美学术界侧重于学院分工式的微观研究,而大历史观则架构在对历朝历代史料进行高度归纳、宏观分析上,由此导致这种迥异于传统研究方式得出的学术观点,难以让他人信服,反而给专门研究其他朝代的学者一种作者“自显其能”的傲慢态度。同时,作者的书稿在被同行专家评审时,也会因为本书涉及朝代过多,但评审人又都是深耕于某一朝代的研究专家,所以相应会存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

总之,由于作者的研究方式和学术观点与学术界的传统不符,导致《中国并不神秘》并未过审,从作者在书中自曝的种种举动来看,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冲动心理和情绪波动。

其实,这与西方的学术研究传统相关,他们提倡专业分工,从小处着手,然后尽可能掌握所有资料,力求研究结论符合事物背后的运作逻辑,正是得益于这种方式,西方才能建立古代中国未能建立的科学体系。而历史则仿佛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者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和历史学领域的独特性相关吧。

记得张五常教授在他的《经济解释》一书中提到,他在攻读博士时选择了与佃农理论相关的选题,而在撰写论文提纲前又没有接触过西方传统的佃农理论,所以就根据实际研究情况提出了全新的佃农理论。当时负责开题答辩的教授们围绕着张五常的论文框架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未果,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次沟通交流,确认张五常提出的佃农理论没有问题才准许通过,而这才有了后来轰动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佃农理论。

尽管《中国并不神秘》未被出版社接受,但作者撰写的《万历十五年》历经磨难后总算是顺利出版,当时美国著名作家厄卜代克主动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书评推荐此书,此书亦曾两度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作者坦言,这两本书都是基于自己的大历史观撰写的,内容也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前者是以直线描绘中国的历史轮廓,主要探讨历史的横切面,后者则是描述中国帝制晚期的横切面,以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

在我们看来,作者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引导着他关注并思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由此导致他后来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并最终形成了大历史观。而通过了解作者学术研究以来的所遇所感,包括其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撰写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在剑桥大学期间参与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以及时不时在文中穿插描述的其他学术故事,都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这种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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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化并非分割对立关系

现代化与传统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传统也并不一定妨碍现代化发展,相反,现代化深受文化与地域的影响,且扎根于传统的现代化反而会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比如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揭示了传统道德价值对繁荣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在我们寻找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时(分析传统因素中哪些是阻力、哪些是动力),作者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观察视角。

作者描写中国历史纵切面的《万历十五年》十分畅销,大家也较为熟悉,那么作者又是怎样描述中国历史的横切面的呢?在本书中,作者以“技术诠释”论的视角,把从秦朝到清朝之间的中国历史进程划分为三大段,简称为三个“帝国”,并通过具体的分析总结给出了自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读。

第一帝国是从秦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其典型特征是官僚统治还没有脱离贵族色彩,整个国家是由开化官僚来管理数目庞大的农民,由于无法规范、控制及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大地主最后集结党派瓦解了朝廷秩序,且地方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治,由此导致东汉末年之后长时间的国家动乱。

第二帝国是从隋唐到宋朝灭亡,其典型特征是创造力达于鼎盛,中华文明处于辉煌灿烂的一个巅峰,经济繁荣的宋朝更是被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阶段”。然而,当时的农业官僚体系却无法支持资金的自由流通,王安石的两次变法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且把宋代党争推向了高潮,使得技术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

第三帝国是从明朝到清朝,而元朝由于行政体系缺乏一致,所以算作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政府缺乏必要的货币管理工具,且在财政和税法方面将自己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由此导致经济活动呈现出退缩态势,整个国家也变得更为内向而不具竞争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农业官僚体制阻碍了古代中国商业化发展的进程。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像一个“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层则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农民人口,而中间阶层明显缺乏,或者说中间阶层没有稳固的立足之地,由此导致组织结构毫不复杂,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

中间阶层缺乏稳固的立足之地,可以从古代中国商业贸易既起源于农业经济,又回归于农业经济看出端倪。明清时的晋商和浙商多是奉行“义中取利”的理念,并在各地开设会馆,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互济”,这明显折射出农业经济中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同时,古代中国的商业前途不确定性太大,商人们好不容易经商赚了钱,为了安稳起见,需要寻找一个人生退路,于是那些巨商大贾便在家乡广置良田、广购房产,选择重新进入农业经济。

无论是历史事件中,洪武年间的巨商沈万三最后被发配云南充军,还是经典影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浙江首富沈一石最后无奈自杀,都可以看出古代商人想要富起来已经十分不易,想要一直富下去更是不易。因此,古代商人最后普遍成为农业经济中的大地主,而缺乏推动中国商业化改革的动力,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多次强调,古代中国文明虽然成熟很早,但碍于农业官僚管理体制的影响,导致迟迟没有进入现代化。

作者在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后指出,私人财产权的至高无上是商业现代化的前提,并进一步指出商业现代化的优越在于技术层面,即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利于社会财富的累积。作者提到的数字化管理,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替换定理,不过作者所谈的还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已,而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甚至认为精神层面的情感也可以进行替换,并建议取消“效用”一词。不过,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强调通过数字化管理,加强国家资产的流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这类似于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探讨的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西方现代化概念并不是所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但却指出了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树立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标杆。作者在本书中对古代中国现代化阻力的分析,并没有一味的迎合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是采取大历史观回顾了中国历史进程,以技术诠释论的方式回答了历史和现代化的关系,为研究中国问题、建设现代化中国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同时,作者虽然指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属于两套不同的文化系统,但对中国历史传统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着墨太少,这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谈及中国传统对现代化有利的一面,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确实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更何况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合理推测中华文明将弥补西方文明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的现代化发展更是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摩擦就按耐不住性子,急着要挥拳相向,而是要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理性看待、谨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