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读祖父钱穆致徐复观书简
从左至右：金耀基院长、鲁桂珍博士、钱穆先生、李约瑟教授及马临校长，1979年在新亚书院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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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窗外的雨沙沙地沛然有声，给人一种难得的宁静、甚至美好的错觉。对于总是干燥的北京，又值暑热，一场夏雨所带来的美好，不用说，它是真实的，不是错觉。只是，衬着这半年来被新冠疫情所搅动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背景，实在难言人心深处能够有真正的“岁月静好”。
其实人生和时代，就总是难免要遇到“无常”、遇到“灾难”的。那个 “愿岁月静好”的初衷，也正是在难以静好的社会与时代里萌发的吧。真正的静好，只在一己的心中，只在古今你我的精神里。有时悠长，有时短暂，甚至一瞬如“青蛙跳入古池中”。如同此刻，见到一场及时的夏雨，又如同一项工作的投入或精神上的追求，可以让人乐以忘忧。
连日来，为中华书局校看书稿，是祖父钱穆（宾四）先生1948年到1957年间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书信原件的整理稿——《钱宾四致徐复观书简》。两年前，先是将这些信一封封地读释文字、录入电脑。因墨迹原信基本上只署月、日，有的就只署日子，所以，继而是根据部分留存的信封邮戳，更主要是依据内容，对书信进行判断排比、编次年月日。那个时候，是一字一句一封信的复原，正如一砖一瓦一间房的修葺堆垒。现在，书稿的全部清样出来了，正如一个巷陌交错的城池初具规模。我通篇校核，一封封信读来，真可谓“见字如面”，“如饮冽泉”。书信的写成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而信中的内容，重温起来，很多地方竟然“于今犹然”，不失语重心长的教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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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书信的那十年，正是钱先生一生中最为播迁动荡、难言“岁月静好”的时期。信中最多的内容，一是创办新亚书院，拓展教育教学，因钱先生是院长；一是维持和发展《民主评论》杂志，因徐先生是主编。
对于钱先生来说，当时的徐先生、唐君毅先生与他一样，是在流离中的香港、台湾，对祖国传统文化深怀眷顾与努力维护的同仁。正如徐复观所言：
“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顾行装尚无卸处，方且相约，欲以赤手空拳，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惊疑震撼之时。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特无宗教旗帜之可资凭借号召耳。”（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1954年）
钱先生给徐先生的那一封封手书信函，情真意切、推心置腹。书信中，新亚初创的艰难和辛苦，自办刊物《民主评论》的曲折维系，办学行政的繁杂与静心为学的兼顾，浮躁学风与学术理想的固守等等内容，构成一幅幅“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特殊历史画卷。这十个字，出自钱先生为新亚书院撰写的校歌歌词，是很真实的写照。
《新亚校刊》创刊号
1984年，我随父辈家人到香港为祖父九十诞辰祝寿，曾经与祖父母及新亚的师生们一起，去参观（他们是重温）新亚书院“亚洲文商夜校”和“桂林街时期”的早期校舍，当年的老学生们告诉我们家属说，钱先生就是在这里，白天上课，晚上等学生散去，便把教室的桌椅拼合起来，作为临时寝卧的床铺。第二天，趁晨曦微露，又赶紧卷起铺盖，复原课桌，开始新一天的课程教学。如此“教宿兼顾”的桂林街校舍，一住就是五六年，这就是“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的由来。
祖父只身一人，处仓皇之时，行多艰之事，劳心耗神，不免常犯胃病。余英时先生有一段回忆说：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余英时《犹忆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先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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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的感世忧道，就是这样的艰难困乏而不忘多情奋发，用祖父书信中常提到的话说，就是全靠“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唯有苦干”而已。对于新亚创业维艰、“事务冗杂”的感叹，特别是院务繁杂与静心读书研究的两难，在书信中反复涉及，几乎贯穿始终。摘引几条如下：
新亚事并非无成绩，学生中极有进步有希望者，虽此事弟实牺牲了极多精力。至今三年，从未细心读书，存货出清，恐将倒闭，学殖荒落，极以自憾。然出处所关，亦不能专为自己一人学业打算，并无从打算起。只盼时局好转，便此后生活能稍有安排耳。”（1952年）
（做《论语新解》）惟恨人事牵杂，不能一意专心写，只偶捉暇，随时写一两条，势不免有疏失。（1953年）
此积年虚名，只从吃苦中来。（1955年）
到新居以来，精神殊佳，然冗杂则一如旧况。……应事之外，逼着写文章，更无闲情逸趣沉潜读书，如何得了，如何得了，言此慨然。（1956年）
1954年8月，祖父六十岁生日前夕，徐复观在台湾发起，由港台的一些友人，为钱先生颂寿，将在《民主评论》上出文章专辑。钱先生在回信中说：
弟忧患余生，饱经苦痛，回忆全是苍凉一片，六十之年惟是六十年苍凉而已。至于志业所就，亦仅仅写得几本书。而方今士不悦学，真能读者殊不多。若朋辈过为揄扬，窃恐转为不知者诟厉。故弟于今年六十，实一无好情怀，非过为矫情也。
大稿必有精彩，惟恐下笔过重，不克堪当。此刻虽未能寓目，然已若不胜有内惭之心。声闻过情，实足惴惧，尤值薄世，能闇然方佳。至于学术是非，本不可以笔舌争，只有淡然付之，数十年后，求来者徐定之。（《钱宾四致徐复观书简》1954年8月27日）
这封“六十感怀”，不啻字字珠玑，苍劲而蕴藉，一语而千钧。正合了《中庸》“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的寓意。信中说到“忧患余生”，而来日尚丰，余生正长；说到“苍凉一片”，而其实是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去填充它的。就是靠着上述那种苦撑苦熬苦干的精神，渐渐换来了新亚书院在香港的立足与发展。他个人也在六十岁以后的生命中，结出《庄老通辨》《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等一系列的钱学重要著作。学术本是“为己”之事，独对古人，接续千年道统与文脉，因自信而能于他人的批评“淡然付之”。“数十年后”的今天，他的书还在被广泛地阅读和讨论，或正是他不期而遇的结果吧。学不厌，教不倦，艰险奋进，困乏多情，这是与“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的历史文化信念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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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英时先生上面悼念文章的最后，他说：
“钱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内。”
我想说，不仅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还包括读他的书，追随他的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悠长的、夏日的雨天，这样地一封封读着他的书信，让人的心境也渐渐豁亮宽广起来。便觉得眼前的困厄，人类所面临的病毒与疾病的威胁，社会所面临的生产与交往的失序，不也正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激流与波折的一个吧？虽然或许是其中比较湍急和凶险的一个。身逢其时，身当其事，正不妨学习前贤，坚定信心，平和心态，达观以待。
那辆开往桂林街的校车还在行驶，车上师生与祖孙三代同唱新亚校歌的旋律还在耳畔。且录附《新亚校歌》歌词，以结束本文。
山岩岩，海深深，
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
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
十万万神明子孙，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2020年7月9日于畅春园
作者：钱婉约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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