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天的回忆；寻找“他者”的“同温层”
2020年还没过出什么亮色，转眼却已到七月底。周末，顶着漂浮的脑袋，决定回忆一下这个新十年的前半年里，我做了什么。
这当然得从新年第一天说起。而新年第一天，我做了什么呢？——我靠着纽约林肯中心电影学会电影院最后一排座位边上的隔板，站立1小时又56分钟，看了一部事先对who、what、when、where一无所知的满座纪录片，温暖至今。
林肯中心电影学会电影院排队买票的人
一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年底，我和同事们起早贪黑拳打脚踢，刷完了一组高难度的预算数学题，新年第一天醒来，我决定要好好犒劳自己，语文、发呆、文艺！大冷天里，我顶着塞满了数学的脑袋，随手往包里放了本中文杂志，决定到咖啡馆坐会儿，醒到语文里。
附近的两间咖啡馆都不开门，于是索性搭地铁到东86街上我喜欢的“Variety”咖啡馆去。一卷在手，一杯在侧，周围轻声细语，背景音乐又是新年应景的施特劳斯，简直搭建了最好的语文环境！——直到，直到，我发现这本杂志的主题文章叫做《最美敦煌——从莫高窟、榆林窟到麦积山》，144页的杂志，从33页到113页都是这篇，占据55.56%……
我硬着头皮读了两页，没能读进去。从前往后翻遍杂志，也没看到其他让我定心的文章。在《蓝色多瑙河》的背景音乐里，我开始发呆。
不甘心之中，我决定把杂志从后往前再翻一遍——没错，从后往前。这时，倒数第6页上的一篇《“数字全景监狱”的精神分析师》映入了眼帘，介绍的是德籍韩裔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一个陌生的名字。
仔细一读，这位韩炳哲，有着传奇的履历：1959年出生在首尔，大学读的是冶金专业，22岁时在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神学，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德语，35岁时以《海德格尔的情感概念》的论文取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六年后赴巴塞尔大学哲学系任教，2012年至今在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任教，2010年凭借薄薄一册《倦怠社会》横空出世，此后以每年一至两本的速度出版了《透明社会》《精神政治学》《爱欲之死》《在群中》《他者的消失》等16本书，一跃成为C位新星哲学大叔！
与我所知晓的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学”不同，韩炳哲分析的是“功绩社会”和“精神政治学”，这个社会通过“肯定”而不是“否定”来运行，“苦药”的控制让位于“点赞”的讨好和成全。同时，在边沁和福柯的“全景监狱”的基础上，韩炳哲以“数字全景监狱”来描述当代社会，认为其大部分问题在于，“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而“同者”缺少限定它、塑造它的辩证的对立面，最终形成了“同质化的恐怖”。
——我的天，多么精准、警醒的描绘和剖析！
不知何时起，Variety咖啡馆里的背景音乐从施特劳斯圆舞曲变成了德彪西的《月光》，在如水的月色中，在清冷又不失温度的旋律里，在最不似却又最逼真的印象派画卷上，韩炳哲的文字以金石之声映入眼帘：
“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曾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和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
洞见、冷峻的文字，把我从暖洋洋的咖啡馆里照亮、警醒。我想，新年第一天，我得去遭遇一个不认识的“他者”，比如，看一场八竿子打不着的电影。
吊诡的是，以寻找“他者”为出发点的努力，却一下子滑入了既有的“同温层”，想都没想，我就立即打开“数字全景监狱”手机，翻开常用的电影app，径直去搜几家熟悉的艺术影院。翻到林肯中心电影学会电影院的页面，一下子跳入眼帘的是“Varda by Agnès”，海报上，一片大海、一个沙滩、一把椅子、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白发背影；继续点击进去，什么介绍都没有，演员、导演、片花、评论，没有任何信息；重新返回app上的剧院首页，只看到两个数字：1小时56分钟，下午2:30。
什么电影，拽成这样，不给任何信息？毫无疑问，今天的“他者”就是它了！
二
喝完咖啡回家。节日里，地铁班次不那么频繁，下一班还要8分钟，作为一名无时无刻都得做点什么，无法容忍任何一秒钟被无所事事浪费掉的劳碌命，我坐到地铁长椅上，重新掏出杂志。神奇的是，在地铁隆隆声中、穿堂风的呼啸里，方才怎么也看不进去的斯坦因、王道士、莫高窟，居然能看进去了；无可抵御的严寒，裹出一道屏障，让我钻进了历史的画卷里，在蒙尘、被骗、被盗、风化、盐化的百多年中，敦煌守护者们坚守、看护、修复奇迹的故事，穿越时空，让这一端的我，无尽唏嘘……
午饭后，做好几桩事情，我顶着冷风重新出了门，继续文艺。
赶到电影院票房，看到十来个人在排队，心里咯噔一下。轮到我了，告诉售票员想买一张此刻的票，售票员说，卖光了。我问，可不可以付了票钱，站着看？售票员说，没有这个做法呀。我问，下一场什么时候放？售票员说，仅此一场。我只好失望地离开窗口，去大厅流连一下，看看新片通告，取份排片手册。走进大厅，只见瘦瘦的验票员姑娘正在移开放映厅门口的护栏，把门合起来，我们的视线交集了。
“来看电影？”她问。
“是，但没票了。我想买张票站着看就好，但是票房说不行。”
“确实满座了，而且仅此一场。嗯，这样吧，你进去吧。”验票员姑娘温和地说。
啊，如此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向她深深道谢，跑进已经开映的黑漆漆的大厅，就着银幕上洒下来的光，摸索到最后一排边上站定，开始看电影。
银幕上，一位讲法语的老妇人在给年轻学生上大课，大眼睛，布满皱纹的脸，栗色的波波头，头顶上新长出来的白发形成了一个白色的“北极圈”，令人过目不忘。
“在我看来，想要拍好电影，有三个关键词：灵感（inspiration）、创造（creation）和分享（sharing），导演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绕过阻碍。”
话音中，镜头从她的正面特写变成了从背后拍摄课堂全场，我看到她的椅子背后写了“Agnes V.”，是大导演的气派。——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这部事先我一无所知的电影《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by Agnès），是讲述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纪录片，而瓦尔达，我还不曾耳闻。
黑暗中，又有四五位观众陆续走进来，倚着右侧走廊墙壁，站着看电影。我心里再一次对验票员姑娘默默道了声谢。
瓦尔达的椅子背后写了“Agnes V.”，是大导演的气派
三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瓦尔达用她的镜头、讲座和旁白，带我们穿越六十多年的艺术长河，穿越黑白和彩色、长片和短剧、故事片和纪录片、摄影、电影和装置，用脚步和摄影机丈量不同的土地，遇见形形色色有趣、有风格、有态度的人，遨游在奇思妙想中，从青春少女走到耄耋之年。
1954年，从没正式学过电影的她拍摄了处女作《短角情事》，震撼了法国影坛，成为新浪潮的先声；1962年的《五时至七时的克莱奥》，被誉为新浪潮的基石之一；1975年的《达格雷街风情》，描摹了她已生活了25年的街上的日常——彼时她正在照顾两岁的儿子，无法长时间出去拍片，所以就来拍身边的主题，限于距离她家90米的范围内，也即她设备的电缆长度；1988年的《简•伯金》，用摄影机刻画了女主人公作为妻子、母亲、缪斯、偶像的多面肖像；1993年，在丈夫雅克•德米拍摄《Rochefort的年轻姑娘》25年之后，瓦尔达把当年的剧组重新聚到当年的小镇，拍摄了《年轻姑娘25》，演绎了一段二度人生；1991年的《南特的雅克•德米》和1995年的《雅克•德米的世界》，是她对已故丈夫的深情缅怀；2000年的《拾穗者》，是72岁的瓦尔达的第一部数码像机作品，她手持数码摄像机游走，拍摄了那些依靠捡寻食物而生存的人，而她寻找拍摄对象的方法是，走出去，与人见面、交谈。
2017年，89岁的瓦尔达和33岁的年轻伙伴让•热内（Jean René，JR）合作了纪录片《脸庞，村庄》（Les Visages，Le Villages）。他俩坐着JR的摄影车，走访法国的村庄，遇见陌生的普通人，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照相，打印出他们的巨幅脸庞，贴在建筑上，礼赞不同的人生。
在矿产小镇的老旧废弃的矿工宿舍街上，他们遇到最后一位住户——老矿工的女儿、头发已经花白的简宁，听她讲述幼年时去矿上给父亲送黄油面包的故事，父亲没吃完的带着矿尘的面包，她带回家，那是带着父亲记忆的珍贵的面包。瓦尔达和JR为简宁拍了巨幅照片，贴在她家墙上，令她热泪盈眶。
在南方小镇上，美丽的咖啡店女主人接受邀请，穿着碎花裙、戴着帽子、撑着阳伞，光脚坐在小广场上，面带微笑拍了侧影，他们把这个巨幅照片贴在小广场后的墙面上，成为小镇的一道风景，人们纷纷来这里拍照留念，她的儿女也到妈妈的肖像前自拍：就是这里，按键！
经过一个牧场，他们注意到这里的山羊大多数没有角，原来，牧场主认为有角的山羊会打架，不利于管理，所以在幼时就把它们的角锯掉了，并且用机器挤奶，提高生产率。而有一户居民则不这么做，女主人说，山羊原本就是有角的，为什么要破坏它们的完整？人类还不一样也会打架？而且她受不了机器挤奶的声音，坚持手工挤奶，认为那是她的安宁时光。于是JR在当地谷仓的外墙上贴了一大幅山羊——有角的山羊。
而山羊，又令瓦尔达想起年轻时在诺曼底海滩拍的一张从悬崖跌落的山羊的照片，那里还有从悬崖上跌落的碉堡残骸。瓦尔达也想起已故的摄影家老友盖•伯丁（Guy Bourdin），她曾为他在海滩小屋拍过一张照片，年轻的盖•伯丁穿着条纹衫坐在地上，背靠小屋，望着大海。何不把这张照片印在碉堡的残骸上？于是他们请来帮手，在涨潮前完成了工作，盖•伯丁青春、单纯、忧郁的巨幅侧影印在巨石上，就像躺在摇篮中的孩子，带着战争记忆的冰冷的碉堡残骸，变成了载有友人肖像的温暖的摇篮，瓦尔达同盖•伯丁的肖像合了影，回忆往昔。而第二天一早，当他们再次来到海滩边时，一夜潮水，已经冲刷掉了盖•伯丁的照片。“我已经习惯了转瞬即逝，但海的行动可真快。海总有它的道理，还有风，还有沙。照片消失了，我们也将消失。”
瓦尔达也为相识20年的老邮递员印了高大的照片，贴在他家外墙上；为三位集装箱码头工人的妻子（她们从未到过丈夫工作的码头现场）拍了照片，贴在几层高的集装箱上；拜访了JR的100岁的奶奶；为废弃村庄的旧时居民拍了照，贴在村庄里；造访了瓦尔达的老友、大摄影家布列松被薰衣草包围的墓园……年迈的瓦尔达腿脚不好，视力也不行，JR于是为她布满皱纹的眼睛和脚拍了照，打印成大幅照片，贴在火车油罐上，代替她行走到远方，去看远方的风景。
最后，他们去罗尔小镇拜访瓦尔达五年多未见的老友、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约好9点见面，但当瓦尔达和JR来到戈达尔的住所前，却见大门紧闭，玻璃上有戈达尔手写的留言：“在杜阿尔涅涅小镇，走近蓝色海岸”——那是瓦尔达才能看得懂的密码：“杜阿尔涅涅小镇”是巴黎蒙帕纳斯附近的一家餐厅的名字，当年，瓦尔达的丈夫德米和戈达尔经常去那里吃饭，瓦尔达也去过；“走近蓝色海岸”则是瓦尔达1958年的一部纪录短片的名字。在德米去世时，戈达尔给瓦尔达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就写了“在杜阿尔涅涅小镇，让-吕克”。读到它们，瓦尔达颤抖着，泪眼朦胧……瓦尔达把带来的面包挂在戈达尔住所的门把手上，也在玻璃上留了言：“感谢你带给我的回忆，但不感谢你紧锁的大门。”然后，离开。
戈达尔就这样以自己的“不登场”而登场。瓦尔达告诉JR，戈达尔同他一样，总是不肯摘下墨镜。作为对瓦尔达的安慰，JR终于第一次摘下了墨镜。其实，瓦尔达患有眼疾，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但她毕竟看到了新的脸庞，美丽的脸庞。
瓦尔达2019年3月29日去世，享年91岁
四
《脸庞，村庄》的拍摄本身，仿佛是一场遇见“他者”的流动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全片拍摄历时18个月，瓦尔达和JR每月只拍一星期，大多数时间花在瓦尔达的厨房，讨论去哪里，然后上路，路上没有计划，也不知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把一切留给即兴，留给运气。在飞速运转的世界里，他们决定慢慢来，慢慢游走。
跟随着《阿涅斯论瓦尔达》的记录和叙述，观众目睹65年的岁月中，瓦尔达用无尽的好奇心、开放的心态、源源不绝的创意，顽皮又充满温情地一路玩过来，梦过来，实现过来。
海滩是瓦尔达最钟情的主题，她喜欢大海、沙滩、做梦。在2008年的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开头，瓦尔达说：“如果打开人们的心扉，我们会看到风景；如果打开我的心扉，你们会看到海滩。”在她的旁白声中，镜头来到了铺设了拍摄轨道的诺曼底海边，她一生钟爱的海边。突然间，风沙扬起，瓦尔达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后退、后退，她的声音淡去、淡去，最后，漫天风沙充满了银幕，瓦尔达被风沙卷走，倏然消失。
瓦尔达曾说，“电影从头到尾充满了选择，我会在电影里放入仅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带着仅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瓦尔达离我们远去，风沙模糊了观众的视线，《阿涅斯论瓦尔达》结束。
这真是最“瓦尔达”式的、最艺术的告别。影院灯光亮起，满座的观众起立鼓掌致意，我也加入到这份感动和敬意之中，享受着“同温层”的温暖与共鸣。
瓦尔达说，“我的电影似乎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我只拥有一小部分观众，但在我的领地上，在边缘地带，我感觉自己像个公主。”而我，从一无所知起步，经由这部纪录片，爱上了这位公主——一位从青春到年迈，以不竭的爱和强劲的创造力，永远在路上探寻、做梦，依靠灵感、创造和分享，“用电影写作”（cinécriture）的公主。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第一次的认识，竟也是告别。《脸庞，村庄》和《阿涅斯论瓦尔达》是瓦尔达的最后两部作品，她于2019年3月29日过世，享年91岁。她Instagram上的最后一张照片，是那把背后写着“Agnes V.”的导演椅，上面趴着她最心爱的猫。
瓦尔达谈及《脸庞，村庄》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脆弱的世界，我们本身就更脆弱了，记忆是脆弱的，我本人生命的脆弱也交融到了电影里，最终得向自己的生命说再见。涨潮时，盖•伯丁的照片随之消失，艺术品和艺术本身都转瞬即逝，就像在水中写字。我最好的助手，是机缘。”
“我们的世界不停地轮回，毁灭、重建，战争、和平，邮轮、商船、战舰，一遍遍，轮番来。世上充斥着纷乱和糟糕，我们知道世上充斥着纷乱和糟糕，但我们偏要从另一条线索看世界，让人们相互遇见、理解、联结，而联结，是一种和平。”
在一个纷乱得令人茫然的世界里，瓦尔达的话，是多么的慰藉和激励。
好了，这就是我关于2020年第一天的回忆，经由一篇意外的阅读，借着找寻“他者”的脚步，走进了一个新的“同温层”，站立两小时，看了一部从天而降的电影，认识了一位作为“新浪潮祖母”的“边缘公主”。我想，这部意外的电影，是新年第一天的最好的馈赠，它会带给我长久的滋养，比如此刻，半年多后，在一个宅家的周末，它令我漂浮的脑袋，着了陆。
杨臻黛，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