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即位后，只做了两件事，就让晋国迅速地强大了起来。第一件事，封赏功臣；第二件事，变法。
接受第一等赏赐的功臣，当然就是跟着文公流亡，导以仁义亦师亦友的两个人——赵衰和狐偃，至此，赵、狐两家代替吕、郤成为了晋国势力最大两个的家族，此外，文公为了纪念那个没有等到革命成功就被晋怀公杀了的外公狐突，在晋阳的马鞍山下为他立了一个庙，后人也因此把这座山叫做狐突山。
图：狐突山狐突庙
接受第二等赏赐的功臣，则是跟着文公流亡，出谋划策忠心耿耿的狐射姑、先轸、狐毛、胥臣等四人，这几个家族后来也成为了晋国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先轸，其后辈多在六卿之列，主持晋国军政大权。
晋国这个六卿跟周王室的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这六卿又不同，晋国的六卿指的是指国家军队中的六位将佐。全国军队编制分上、中、下三军，每军各设一位将和一位佐，共六位将、佐，六位将佐皆为卿爵，因而习惯上称六卿。春秋时战争频繁，所以很多官职都是军政合一的，而晋国的六卿制度正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官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加军委常委，是整个国家军政大权的领导核心。
接受第三等赏赐的功臣，是跟着文公流亡，并在战场上不畏艰险、英勇拼杀而立下战功的颠颉、魏犨两位猛将兄，可是这两个大老粗觉得自己冒矢石犯锋镝、跟着文公出生入死，立下那么多的汗马功劳，赏赐却只排到了第三等，心里不免酸溜溜的不是滋味——赵、狐他们不过是些耍嘴皮子的家伙，主公居然给他们的官比我们大，这太欺负人了！
然而，周王室的著名智者内史叔兴在出访晋国，听说这件事后，却大加赞叹道：“晋侯大概会成就霸业了，从前的圣贤君主都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武力放在其次。晋侯的做法与他们已经比较相似了。”
除了以上三等赏赐，晋文公还赏赐了一些人，这些人虽然没有随同重耳出亡，但留在国内守护社稷，后来又作为内应，帮助重耳复国，重耳也一视同仁，给予他们重赏。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栾枝、郤穀，后来也成为了晋文公称霸团队的六卿成员。
以上四等功臣，其家族后来大多成为了晋国的六卿世家，是日后晋国政坛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晋国经历了二十年的内乱，公族损失殆尽，所以不得不高调分封功臣，以笼聚人心，而晋国也由此强大，造就了先秦时期分封制的最后辉煌，并直接导致了两百年后的“三家分晋”。
等这些人统统都赏完了，还没轮到在文公流亡期间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和后勤工作的大管家壶叔同志，壶叔可不答应了，想当初我跟着老大你忍饥挨饿，鞍前马后，睡得比小姐还晚，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烂，干得比驴还多，现在却迟迟没有赏赐，要牛耕田又不给牛草吃，做人可不带这样的！
文公说：“壶叔同志，你要明白革命觉悟有高有低，导以仁义没有你，出谋划策不见你，冲锋陷阵不靠你，你虽有苦劳，却没有功劳，不能算作功臣，所以等他们都赏完了，最后才轮到你，怎么样，你还有意见吗？”
壶叔羞愧地说：“主公赏赐分明，小人服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争取进步，为晋国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叔兴和壶叔这两句话传播出来后，晋文公的政治威望就更高了。晋国政局稳定，人才济济，接下来就应该变法、发展经济了。19年的流亡生涯，使文公和他的一帮大臣更加了解民间的疾苦，更加明白安定和谐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就说他们：“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所以他们汲取各国经验，整顿国内政治，安抚人心，省刑薄敛，并开放关禁，促进通商，同时拯寡救贫，奖励垦荒，鼓励百姓往晋北方向迁移，扩大耕地面积，于是“政平民阜，财用不匮”（见《国语 晋语》）。晋国很快便强盛起来了。
另据《韩非子》记载：“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看来，跟齐桓公时的管仲变法相似，晋文公也搞了一个“郭偃变法”。这位郭偃，本是晋国掌管占卜的大夫，又称卜偃，此前已经五次正确预言了晋国的前途，可以说是一个算命大师；但周朝的卜官大多是世官，且掌典籍，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观古今，所以既是预言家，也是国家的重要智囊。
图：太卜郭偃
所以晋文公慧眼识珠，竟在这位智囊身上发现了改革才能，于是让他一手主导了晋国改革，但由于郭偃不像管仲那样有很多徒子徒孙，所以他的主要改革内容不详，但据《商君书 更法》中记载，“郭偃之法”的具体精神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看来改革力度还是很大的。另外《韩非子》里还有一句话：“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所谓官卒，就是卫兵，目的是防备有人闹事儿反对变法。可惜，郭偃的主要改革思想与内容都没留下来，让这样一个能与管仲齐名的牛逼人物，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偶尔翻起的浪花，也让人看不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