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孙子》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与《三十六计》那种来历不明、行迹可疑的“地摊书籍”截然不同,《孙子兵法》的著录信而有征,流传井然有序,版本确凿可靠。当然,就兵家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中间也有一些疑窦需要加以澄清,许多环节需要加以说明,历史脉络需要加以梳理。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兵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当下从《孙子兵法》一书中借鉴其哲理、获取其启示的基本前提。

一,先秦至汉代的《孙子兵法》著录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其人生平与功业、孙子有著述存世以及《孙子兵法》的部分文字,等等,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关的载述。分别见于《尉缭子·制谈》、《尉缭子·将理》、《荀子·议兵》、《鹖冠子·天则》、《鹖冠子·世兵》、《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上德》、《黄帝内经·灵枢》诸典籍篇章。尤其是韩非子所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一段文字,更是广为流传,耳熟能详。但是,《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的著作,最早被载述著录的,当是西汉前期司马迁所撰著的《史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

西汉时期是《孙子》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军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

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尚未废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二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的服务。

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也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82篇,图九卷”,这里,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一般的解释,原因不外乎有二个:一是人们对《孙子》不断增益的结果,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

但是,这样来说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与《史记》有关《孙子兵法》篇数上著录所存在的严重差异,毕竟显得证据单薄、论述苍白。是推测猜度居多,似难真正成立。

所幸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为澄清和解决这个学术公案提供了条件,创造了契机。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根据竹简整理小组的考定,比较明确的共有5篇,分别为《吴问》、《见吴王》、《黄帝伐赤帝》、《四变》以及《地形二》。通过对其内容的考察,我们认为从性质上,它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有关孙子本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吴问》记叙孙子与阖闾讨论、预测晋国政治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孙武的政治见解和进步倾向,表明孙子不但是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见吴王》追叙孙子与阖闾的君臣际会,重现孙子吴宫教战的戏剧性一幕,内容较司马迁《史记》所叙更为翔实和具体。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充《史记》本传叙述孙子行事上不足、单薄之缺憾。二是对《孙子兵法》本文中有关原则或提法的补充性阐释与说明,如《四变》即为对《孙子兵法·九变篇》中“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之缘由的具体解释;《黄帝伐赤帝》,则显然是就《孙子兵法·行军篇》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一语做出明确的说明,叙述历史事迹,从中阐明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三是不见于存世本《孙子兵法》的兵学论述,如《地形二》。

认真通读和分析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学术意义可谓不言而喻,这首先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文献学价值。对于帮助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篇目、内容之增益、孙子人物史实的研究,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有多少篇数?字数大致为几何?一般通行的观点,是认为《孙子兵法》的本文为“十三篇”,字数在5000字左右。应该说这是比较靠谱的看法,也得到文献史料的支撑。像篇数问题,《史记》的说法是“十三篇”,而字数问题,东汉高诱同样指出应为“五千言”:其注释《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有言:“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但是,现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相关著录中,《孙子兵法》的篇数居然多达“八十二篇” 。而且说到底,这还得算是西汉时期的状况,因为,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所据之本为刘歆的《七略》,而刘歆《七略》又渊源于其父刘向之《叙录》,这表明,早在西汉时期,《孙子兵法》的篇数卷目就有了“八十二篇”的另一类统计之说法。而据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叙述,《孙子兵法》的文字亦远远超过了“五千言”之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这“二十二万言”之中,当然不仅仅是《孙子兵法》,还包括了《吴子》等其他兵书,但《孙子兵法》不止“五千言”,当是殆无疑义的,我们认为,东方朔所言《孙子》文字数的依据,应该是“八十二篇”而非“十三篇”。

正因为同在西汉时期就存在着《孙子兵法》在篇数、文字方面统计上的差异与分歧,所以,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将《孙子兵法》分列为上、中、下三卷,认为“上卷”为《孙子兵法》原始本文,即“十三篇”,而“中卷”“下卷”则为孙子后学所撰,附益于孙子名下而流传。而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对这些依托于孙子的增益内容很不满意,认为“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要旨”,遂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故撰为《略解》焉”,仅仅就“十三篇”作注(见《孙子序》)。这样,便构成了孙子兵学发展史上一则聚讼纷纭的公案。

而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则能够帮助我们做以下合理的分析与推断:《孙子兵法》其书实际上可以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就是司马迁所称的“十三篇”,其主要内容当出自孙子本人之手(当然也不排斥后人的一些附益,如“其下攻城”之后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一大段文字,就很有可能是后人解释为何“攻城”为“下”策的增益内容)。而“外篇”则为除“十三篇”之外的“八十二篇”之文字,当出自孙子的后学或认同、依从孙子兵学理论的佚名兵学家之笔下。问题是,在汉简《孙子》佚文出土之前,我们对所谓《孙子兵法》“外篇”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现在通过这五篇佚文,我们就能对所谓的“外篇”有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认知,可以直观地就“外篇”的主旨、内容、特色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十三篇”与“八十二篇”之间的衍生关系,为解决《史记》与《汉书·艺文志》有关《孙子兵法》一书著录上分歧的疑案创造有益的条件,这显然是值得庆幸的。

二,魏晋以降的《孙子兵法》流传与注释

曹操之《孙子略解》,又名《魏武帝注孙子》,系现存世的《孙子》最早注释本。曹氏受汉儒治经之影响,重名物训诂;他本人又是杰出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治军经验与指挥实践,注重兵法的实际应用,因此,其注简明切要,理论性、实践性浑然一体,形神兼备,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祟。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略》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乃是日后“武经本”系统,“十家注”系统等所有《孙子兵法》注本的“祖本”。

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其中,孟氏之注,部分保留于《十家注》中,从现存其注文看,它偏重于文字训沽,较少思想层面的阐发,是诸注家中训诂派的代表者。由此可见,《孙子》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的流传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唐代的重要注家,首推杜牧。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欧阳修《孙子后序》)其注纵横恣意,广征博引,新意迭出,堪称曹操之后《孙子兵法》的第二大注家。此外,李筌注、贾林注也比较重要,如李筌,《郡斋读书志》称云:“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自成一家之言。

到了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将《孙子兵法》等七种古代兵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 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与此相应,对《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祟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除上述魏晋隋唐的有关注家之外,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皙、陈皞、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宋代注《孙子兵法》成就最显著者,首推张预。其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于《孙子兵法》义旨多有发明,博而切要,文字通畅优雅,堪为杜牧《注》之亚。这包括,他十分注意发明《孙子兵法》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孤立地为《孙子兵法》只言片语作注;其次,张预之注在《孙子兵法》文字训解上颇多新意;其三凡征引史例能做到贴切精炼;其四,引录了为数不少的孙子佚文和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论,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此外,宋代注家中,梅尧臣、王皙、郑友贤、何延锡诸人之注也值得注意。如梅尧臣之注,高度重视探究《孙子兵法》本义精粹,时有新的见解,语言亦简洁洗炼,充分显示了作为诗人遣字用词的功力,像用简短九字“以智胜”、“以威胜”,“以力胜”,就非常到位而传神地说明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准确要领,堪称精绝。又如王皙之注,“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郡斋读书志》,对于釐正《孙子兵法》文字,正确理解文义,实不无裨益。再如何延锡之注,征引史例繁富,用战例详尽说明《孙子兵法》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这对于普及《孙子兵法》之义,多有帮助。

三,关于《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考镜源流,穷本究底,不外乎三大基本系统:1.竹简本;2.武经本;3.十一家注本。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应该是独立的版本系统,并强调它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价

值要高于“武经本”与“十一家注本”(参见李零《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载《文史集林》第二辑。可备一说)。

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推论简本《孙子》或与之相类的抄本,当是传本《孙子》的祖本。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况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我们将在今后撰文对“竹简本”的文献学价值做比较系统的介绍,兹不赘述。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 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李卫公问对·题解》)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据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记载,此书“殷、徵、贞、恒、警、敬、完、构、让、慎皆缺避,当为宋孝宗时刊本”。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在东京静嘉堂文库。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书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见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明黄献臣《武经开宗·孙子》、明李贽《孙子参同》、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清顾福棠《孙子集解》、清黄巩《孙子集注》等等。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此外,还有国家图书馆藏足本宋刻本与残本宋刻本。学者一般认为,《十一家注孙子》初刻于南宋绍兴年间,现存的诸宋本当刻刊于乾道年间(参见杨丙安《宋本十一家注及其流变》,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它也是传世《孙子》书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杨丙安、陈彭《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中华书局,《文史》1986年第17辑)。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风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孙星衍手里才得以改变。当时他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依据《通典》、《太平御览》等典籍,对明传宋辑的“孙子兵法”之注释开展校订,就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誉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代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星衍所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