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新看向自然

本文为《中国摄影》2020年8期专题“动物显影”的编辑手记

对自然生物的观看之于人类来说几乎是一种本能。相信很多人童年第一次牵父母的手走进动物园时,那种兴奋和惊讶在很多年之后都会记得。很少有哪个孩子的幼年时代没有被动物形象包围过——要抱着玩具熊才能安然入睡,卡通片里的动物角色带来快乐的记忆,稚嫩的画笔在纸上的涂鸦也总是离不开动物的模样……

随着我们一点点长大,与自然生物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逐渐变得陌生,就像人类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与自然疏离。人类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经常以不断地攫取自然资源为前提,自然生态的恶化经常都被经济短暂的繁荣所遮蔽。近代以来,我们的人口数量、消费规模、垃圾排放量都呈指数增长。在我们将一座座城市打造成为交通发达、高楼林立的理想样本之时,有一些自然生物不得不进化出与人类共生的本领,但是更多生物的栖息地在不断退缩,甚至有一些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曾坚信整个世界会朝着人类所设计的轨道前进。但是,2020年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就可以让整个世界停摆。这个伤痛并不只是来自于肉体,更多是心理上的重创——人类自身和我们以为一成不变的生活原来竟是如此的脆弱。从2003年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在相关报道和传闻中,其背后与果子狸、蝙蝠、三文鱼等野生动物的关联更像是一种暗示,原来自然可以对人类施以如此强大的反作用力。

那么,作为自然一分子的人类,究竟该如何认识自然呢?其实自然对人类来说,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种心理空间。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 卢卡奇(Georg Lukács)对“自然”做了如此阐释:“大自然也可以被解释成人类心灵深处仍然停留的自然状态,或有意或希望再度变成自然的那份渴望。”

岩羊,稻城亚丁,2010,彭建生

卢卡奇的自然观其实很好地解释了今天大多数野生动物拍摄者的心理动机。他们不辞辛苦,携带着昂贵的专业设备,奔向自然去拍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影像,更像是对于消费社会之藩篱的抵抗和挣脱,而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野生动物的影像,在观看者那里也变成了一种自在、野性的象征让人趋之若鹜。因此,野生动物摄影在社会传媒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拥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在画面中去除人的痕迹,是热衷于此的摄影师们经常会做的努力,即使在城市公园里拍摄,他们也尽力回避着镜头中可能出现的人类元素(如果一张红隼的照片中出现了电线杆、广告牌等物体,评论者大概率会说:“哎呀,可惜了”),希望以此能够还原完美自然状态下的动物生态。

但是这种回避的努力,在人类社会极尽扩张之能的背景下经常会遭到挫败,于是另一些摄影师开始思考用其他的角度来拍摄动物,他们的着眼点不仅仅在动物本身,也在它们同人类社会那种若即若离、复杂纠结的关系之上。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的背景下,这些摄影师的作品为这个话题带来了新的启发,本期专题也因着这些影像线索而形成。

藏野驴,西藏阿里,2013,程斌

野生动物摄影师——彭建生、布琼、程斌、徐健、董磊在中国境内拍摄的野生动物影像。这些摄影师经常以专业、规范的方法对一定区域的生态资源进行档案式的拍摄。与普通动物摄影爱好者那种以审美为目的的休闲式摄影有很大不同,职业野生动物摄影师以保护生态作为拍摄目标。他们的工作让深藏于无人之境的野生动物得以显影,从而使公众心中的生态保护理念从抽象的口号落到影像的现实之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动物摄影爱好者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些甚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高鼻羚羊,蒂姆·弗拉克

英国摄影师蒂姆 弗拉克(TimFlach)遍寻全球去拍摄濒危野生动物,但是与多数野生动物摄影师强调环境的表现手法不同,弗拉克以动物肖像作为突破口:他镜头下那些充满个性的动物肖像,是人类对动物难能可贵的凝视。与那些进入濒危状态的动物直接的目光接触,会触发属于人类社会的社交反应,再联想起使它们进入濒危状态的背景,会让人产生一定程度的负罪感。

罗马焰火筒,马塔莫拉斯镇,2008,艾米·斯特恩

嚎叫,马塔莫拉斯镇,2006,艾米·斯特恩

美国摄影师艾米 斯特恩(Amy Stein)并没有把着眼点放在远方的濒危动物身上,她对于人类社区与动物领地产生交集的区域更加感兴趣。在作品《驯服》中,艾米以紧邻国家森林公园的马塔莫拉斯镇(Matamoras)为“舞台”,使用动物标本——人类对动物占有欲的极端表现形式,以“摆拍”的方式去还原当地居民与动物邂逅的见闻和传说。在她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原本惯于对着月亮嚎叫的郊狼,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对着路灯引颈嘶嚎,这种因为被人类空间占据领地而产生的行为改变,不禁让人感慨唏嘘。

海鸥符咒档案,法拉隆群岛,2015,卢卡斯·菲尔兹曼

艾米聚焦的是人类空间与野生动物领地交界之处的戏剧性场景,而卢卡斯 菲尔兹曼(Lukas Felzmann)的作品则揭示这种交界早就模糊不清了。他用一种影像调查的方式,拍摄了一座无人岛上的海鸥反刍在巢穴中的物品。这些物品是海鸥在大陆上人类社区中吞下的,科学家们戏谑地用了一个来自西非的土语“符咒”(Juju)来命名这些海鸥带来的杂物。当稀奇古怪的人类物品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人类消费社会对无人岛屿上自然生物的巨大影响跃然在目。

鸟类和昆虫,2000 - 2019,库尔特·卡维泽

当然,人与动物的空间互涉经常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瑞士摄影师库尔特 卡维泽(KurtCaviezel)在苏黎世的工作室跟踪着全世界大约2万个网络摄像头,并通过截屏的方式保存下他需要的画面。通过他的观察,鸟类和昆虫经常以非常偶然的方式“入侵”人类的监视系统,并且通过自己留在画面上的独特身影消解了人类所期望的“上帝视角”。这是动物与人一种不期而至的相遇,像这样的相逢和离别每天都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着。

除了记录动物与人类之间有意或无意的相逢、互动,还有一些摄影师更加关心自然生物的生存权利。

树上的爪哇八哥,新加坡,2018,阿纳伊斯·洛佩兹

鸣禽大赛,新加坡,2018,阿纳伊斯·洛佩兹

荷兰摄影师阿纳伊斯 洛佩兹(Ana s López)的作品记录了一种原产于印尼爪哇岛的八哥在新加坡的遭遇。而新加坡摄影师赵仁辉不同的作品系列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人类的各种行为究竟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自然世界。中国摄影师董福临以影像拼贴和多媒体的方式,把动物园变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我们在力图接近和观看自然生物的时候,同时也在远离它们。这三位摄影师的作品质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探讨了人类试图理解和分类自然界时所产生的边界、系统和控制的问题。

圣诞岛,自然而然 II,2016,100cm×150cm,来自“圣诞岛,自然而然”系列,赵仁辉

人工原野前的长颈鹿,长春市动植物园,2019,董福临

有时候野生动物总让我们联想到远方,但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更多动物的生命活动已经完全嵌入了人类的空间,有些甚至已经成为人类的文化符号。

狡黠,2018,冯立

中国摄影师冯立和严怿波以不同的手法表现了动物与人之间那种亲密、含混又暧昧的关系。冯立从对自家宠物的观察延展到日常生活中随处见的动物身影,与他之前那种凌厉、尖锐、敏感的“扫街”影像一样,冯立镜头撕扯开人与动物亲密的表象,让内在的疏离若隐若现,给观者带来一种深深的不安感。严怿波关注的是街头人群服饰上的动物元素,他用一种类型学的手法呈现了人们有关动物的想象、喜好以及其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附体”系列,上海虹口公园,2020,严怿波

在专题的最后,中国摄影师周裕隆和阿鲁斯的作品提示我们,动物影像不仅与人类现实境遇相关,同时也与我们过去的神话和未来的梦想相连。

“寻找无双”系列,围观者 1 号,张家口,2017,周裕隆

周裕隆的作品《寻找无双》用影像重构了童年时期家人与他讲过有关龙的故事,他将亲手制作的“龙之遗骸”放置在现实的场景中,并且采访和拍摄了围观者的反应。蒙古族摄影师阿鲁斯擅长拍马,但是他的作品《以梦为马》没有以我们常见的方式去表现群马奔腾的雄浑和壮阔,而是以极其个人化的视角拍出了他所理解的草原民族对于马的浪漫情愫。他用各个品牌的过期彩色胶卷拍摄,还在照片上手绘着色。那些密集、无序的锈色斑点,五彩斑斓的纹路以及粗犷的笔触营造出奇异绚烂的画面,唤起了我们曾经有关这个世界的梦想。

“以梦为马”系列之一,锡林郭勒草原,2010,阿鲁斯

6月中旬,本期专题正在紧张筹备的时候,北京的疫情开始反弹。就在北京一些社区严格封闭、不少人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一条名为《嘘!你看不见的北京》的推文在朋友圈中疯传,短短几天内阅读量就接近10万。从胡同到公园再到郊野,这条推文沿大众视角,细细介绍了北京的数百种动植物,其中有些数据让人吃惊:北京全境光是可观测到的鸟类数量就逾470种,甚至超过了观鸟运动的发源地英国伦敦,这是绝大多数终日埋头于生计的人们没有想到的。的确,我们经常在谈论动物、拍摄动物,但是在人类社会的艳丽图景中,绝大部分动物始终隐藏在无法显影的暗部。我们被自然环绕,但却逐渐失去了发现自然和理解自然的能力。好在有很多如我们专题中所列举的摄影师一样工作着的人们,他们努力地将生命力量显影。但愿这种显影不是终结,而是人类对自然、对自身命运重新思考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