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寓沪生活二三事

自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回国，至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的近14年岁月里，孙中山多住在广州、上海两地，时光相近，广州生活4年8个月，上海更长，计有5年19天。然而相较于在广州，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突遇陈炯明之袭击、担任海陆军大元帅等等，事事来得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吸引眼球，孙中山的寓沪生活显得异常平静，甚至“逊色”许多，往往不被史家关注。

其实上海才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即便广州也不能匹敌。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顿悟偶得的。据其自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之固有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这与孙中山爱读书、读好书、会读书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孙中山不止一次说过：“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在1916年讨袁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孙中山终于在上海可以有固定之住所，不再流亡，购书经费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拮据，所买书籍不必送人，随之藏书也丰富起来。

据孙中山的贴身护卫马湘的回忆，孙中山在上海平时用度甚节俭，但涉及买书，则经常处于“忘我”的境界：林焕庭某次来见先生（孙中山），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宋庆龄）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百多元，缓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四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先生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地放在橱内。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

可见，孙中山实在是爱书之人，进入纸张的世界，居然花得一分不剩，也不自知。

在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上海家里，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一张大写字台和上面摆着的东西，说明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办法。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上海孙中山故居迄今还保存着大部分孙中山一生所购买的图书，书目总数1932种，总册数是5230册。这些书籍，绝大部分都是孙中山在寓沪期间购买、阅读的书籍。

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上海确保了孙中山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他一张平静的书桌。

革命事务千头万绪，与静心著述常常不能并行不悖。没有思想的政客，一旦政治失势，往往无所适从，但孙中山与他们大不相同，政治失意的他，可以隐居上海，过着读书、著述、出版的学者式生活，继续影响中国时局。

1918年6月，孙中山避居上海莫利爱路孙宅之中，其撰述计划是先写“精神上之建设”，后著“实际上之建设”。

“精神上之建设”是指《孙文学说》一书。孙中山自1894年《上李傅相书》就提出“知、行”问题，以后亦数次提及，这本是人类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孙中山读书破万卷，对此哲学议题有所思考，也不为怪。

“实际上之建设”专指《实业计划》，它是孙中山用英文，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写完，后经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翻译成中文，合并出版的著述。

《实业计划》可以说是孙中山厚积薄发之产物。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正式给了孙中山撰写这本《实业计划》的最后推动力。

短短两三年间，他一口气写完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本皇皇巨著，加上先前偷闲撰就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共同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著述不仅完成于上海，还是在上海出版，发行于全国，最终流转于世界。

孙中山虽终其一生都未曾单独以上海为题，谈论过自己与上海的关系，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疏离。孙中山寓沪期间，是其一生最主要之平静时光，也是他思想臻于成熟、广布于世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上海的孙中山，就没有中国的孙中山，世界的孙中山。（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