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下井前，矿工们要在活动室开班前会。停工近一年，高德才回到活动室，墙上的标语还未摘下。（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煤矿工人高德才凌晨5点起床，从首都西郊的门头沟山里出发，倒4趟公交，一路向东66公里，上午9点到达北京东三环的朝阳医院。
这天是2020年7月24日，北京局地最高温超过40℃。习惯了山里冬暖夏凉的气候，一进城，高德才被日头晒蔫了。
高德才这趟进城，是想找医生开些补肺的药。2019年体检，他被查出职业性煤工尘肺一期，鉴定为七级伤残。
“加上我们，这半年你都跑了15家医院了。你想干啥？”朝阳医院职业病科的医生调出高德才的就诊记录，“现在查得严，你这搞不好叫‘工伤诈骗’。”
“谁……谁诈骗了？”十五年在矿井里闷声干活，不见日光，高德才肤色白净得不像体力劳动者。被医生一呵斥，他说话结巴起来：“我下周就要调去内蒙古，怕到了那边没药吃。”
“哦，你是京煤集团的吧？”医生语气缓和下来，开出130元的处方药。高德才用工伤保险付款，没有自掏一分钱。
这是北京最后的煤矿工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北京的乡镇煤矿逐渐退出生产，仅存的五座国营矿井将在2020年前依次关停。1958年投入生产的大台煤矿，是最后关停的一座，也是高德才所在的矿井。2019年9月停工后，封堵井口、拆除煤仓和运煤通道的收尾工作持续了一年，有媒体称2020年8月底将彻底关闭。
大部分矿工已陆续离去，一些和高德才一样不愿自谋出路的矿工，被调往内蒙古或宁夏，在京能集团收购的外地煤矿工作。
随着大台煤矿的落幕，京西煤田千年采煤史彻底终结。北京再无采煤声，成千上万曾在山谷间挥洒汗水的煤矿工人以各自方式离场。他们身后寂静的百里矿山，未来将退工还绿。
巨人离场
最后一次下大台矿井的情景，如今转行当建筑工人的吴国林还记得清楚。那是2019年9月12日，吴国林像往常一样下井，干满8小时收工，没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隔了两天，又到下井的日子，领导通知，大台煤矿已经全面停工。
“都知道大台要关，但具体哪天关，领导怕影响生产情绪、出安全事故，等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吴国林的内部工龄短，也没有职业病和工伤，心想晚走不如早走，没必要等到合同期满。“早两年（合同）到了的都走了，矿上没有给续的。”
大台煤矿的地标:40米高的橙色井架不会被拆除，留作纪念。（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吴国林转述矿上领导开职工大会时的发言：“我们大台关停，不是经营不善，不是井下没煤。是因为早几年外国人来北京参观，说别的国家没有在首都挖煤的。”
这座以当地村庄命名的煤矿，2010年之后就没再大批招工。2014年，大台编制《矿井生产地质报告》称全井田可采、预可采储量5688.1万吨。当年，大台在职员工2100余人，但已比1990年代缩减了一半。
这是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北京西山一带的煤田，早在元朝便已是全国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京西煤田两次出现办矿高潮。到1990年，这里有北京矿务局（京煤集团前身）管辖的大中型煤矿8个，市属地方国营煤矿2个，乡镇集体、个体煤矿389个。
多位接受采访的大台矿工都有类似的归因：北京采煤有损国际形象。有的矿工甚至能“演绎”出这一说法的起源——“就是北京办奥运会那一年发现的。”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晓平看来，北京启动无煤化进程的时间比办奥运会至少要早上十年，“可以追溯到1997年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之前。”从国家着手治理环境污染、改变能源结构开始，北京的燃煤市场就持续萎缩。受消费端影响，北京的煤炭生产一直处在退出状态，“这个努力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
持续多年的努力，在2014年迎来关键转折。2014年2月，中央对北京未来发展重做规划。一个月后，根据首都功能定位需要，北京市正在生产的煤矿停止矿井钻探工作，各矿钻探队陆续撤销。
“钻探队先探出山里哪儿有煤，指个方向，然后我们岩石段沿着他们打的激光线钻山开路。我们开完‘大路’，掘进段再开‘小路’，最后是采煤段挖煤。”矿工于凤君老家在河北承德，2008年进入大台煤矿岩石段工作。岩石段人少、活重，但挣得也多，是煤矿一线很抢手的工种，“我进去还是托了关系”。
2015年，大台岩石段撤销，于凤君被分流到采煤段。“那会儿大家就猜测，大台提上（关停）计划了。已经开出的煤还够采个三四年。”
矿工们心知肚明的消息，在2016年得到官宣。五座国营煤矿之一的长沟峪煤矿关停，开启了京西煤矿退出历史舞台的序幕。
巨人离场，步伐总是异常沉重。
持续为首都贡献光与热的京西煤矿，自新中国成立后共生产煤炭近4亿吨，累计缴税155亿元。如今它的退出，涉及1.5万余名职工的安置。“传统的煤矿工人容易得矽肺、出工伤，国家得照顾，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韩晓平说。
原京煤集团董事长耿养谋曾告诉媒体，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95%的煤矿生产企业都在亏损。“京煤本身是没有兼并价值的。”韩晓平分析，2014年底，以热力供应、清洁能源为主要业务的京能集团与京煤集团合并重组，“其实是希望京能的盈利能够消化京煤的亏损，把京煤人员安置的包袱担起来。”
“近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要求，积极有序推进京西煤矿退出和人员分流安置。”2020年7月31日，京能集团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矿工抉择
时代的决定落在北京煤矿工人身上，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抉择：离开，还是留下？在他们权衡利弊、艰难取舍的过程中，尘肺病是绕不开的考量因素。
京西煤矿退出计划中，长沟峪煤矿是第一座。在《北京支部生活》杂志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企业党委在退出第一线成立了8个工作组，“一个支部一个基本单元，一个支部一个战斗堡垒”，层层压实责任，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职工服从服务于首都建设大局。
在大台正式关停之前，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京能集团京西煤矿已分流安置8028人，其中过半是解除合同，而内部分流为800人。同时共计发放奖补资金8.26亿元。
罗泽余租了一室一厅，每月房租400元。图为他在出租屋内查看自己的工伤证。（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大台计划关停的消息传播之初，安置政策尚未明确，矿工罗泽余一度听说所有外地矿工“都得卷铺盖走人”，心里忐忑，打电话咨询网上找的劳动纠纷律师。律师告诉他，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企业无故不能辞退。
罗泽余的心定下来。2007年，他通过四川老家的劳动局招工进入大台煤矿。
后来矿工们得知，如果不愿意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他们可以在停工后待岗一段时间，再听从企业安排，多数会被派往外地煤矿。
“矿上领导还是动员我们‘算账’，说越早解除合同，给得安置费越多。”罗泽余没有听从领导的劝说，坚持留下。他在2019年确诊尘肺病一期，2020年7月底被调往内蒙古。
高德才也被调往内蒙古。大台煤矿停工后，他的生活拮据又无聊。采煤挣的是绩效工资，一旦不下井，矿上每个月只给待岗的矿工发一千多元生活费，要求每天签到。大白天无事可做，其他待岗矿工聚众打牌、跳舞打发时间，高德才没这些爱好，只能把请假进城看病当作消遣。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高德才天天盼着上内蒙古。他听说过去以后，有尘肺病的矿工会被安排从事地面工作，虽然收入不如下井的一线工人，但总比现在强。
可进入2020年7月，收到月底出发的正式通知，高德才又有些动摇。“唉，还是舍不得北京。”他心中打起退堂鼓，甚至在考虑这时再和企业“算账”还来不来得及。
如果当时“算账”，加上患尘肺病的工伤补偿，高德才能拿到四五十万元。“不划算的。得矽肺（尘肺病）是一辈子的事。”高德才听闻，有矿工头一个月和企业解除合同获得几十万补偿，第二个月住院就花去一大半。
停工前夕，高德才所在的生产班一共有12位工人，其余11人都“算账”离开了。大台七百多名一线矿工，高德才估计，留下的占三成左右。其中有多少人患尘肺病不得而知。
罗泽余的弟弟罗泽桥，提前做出与哥哥不同的选择。兄弟俩同年进入大台煤矿，几年后，矿上安排罗泽余“农转非”，罗泽桥念着家乡的土地，没有转当地城镇户口。
“不转就一直是农民工身份，干不长。”2017年，罗泽桥的合同到期，大台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他没有续约。
离职前体检没查出尘肺病，罗泽桥不信。“痰吐出来全是黑的，怎么可能没病？”他自己找医院又检查一遍，结果是尘肺病一期。经过劳动仲裁，罗泽桥离开大台时拿到了工伤补偿。
罗泽桥谈着一个在北京当月嫂的女友，他不愿离开北京，于是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
“都说挖煤危险，我送外卖以后天天在大马路上跑，也没比下井安全。”罗泽桥比较这两份工作，觉得送外卖的优势在于“比矿上自由，想多挣钱就拼命干，想懒散点就多休息”。他不想太累，每日只送半天外卖，歇半天，“毕竟有病根在身上，年纪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确诊尘肺病后，罗泽桥几乎没给自己买过药。可能因为正当壮年，身体扛得住，除了爬楼梯急时容易气喘，他暂时没感觉有太多不适。两年多没下矿井，痰也不黑了。
罗泽余的班长李正华在2019年年中解除合同，之后拿到体检结果，确诊尘肺病。“谈不上后悔，早知道（患病）也得‘算账’。”李正华听过罗泽余诉苦，说停工后耗足一整年才确定调去内蒙古。“我有一家人要养活，这一年待不住的。”
他拿着55万安置费离开北京，在宁波的建筑工地找到活计。“别的还好，就是太晒了。”李正华想念矿井里晒不着太阳。
在广西建筑工地干活的吴国林，同样在怀念矿井的日子。“（建筑工地）给钱没矿上利落，限制也多，一下雨就不能干。”在他心中，每天都能开工、每月都不拖欠工资的大台煤矿，是世上最好的工作。可惜这份工作已一去不复返。
黄金时代
大台关停，对罗泽余的表哥彭道雄影响不大。他赶上了京西煤矿的黄金时代，从一名外地农民工跃身成为北京人，又在京煤落幕之际适龄退休，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
彭道雄生于1967年，四川宜宾人，22岁离乡来到大台煤矿。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矿务局扩大了煤矿自主权，京西国营煤矿开始招收外地农民工。
“之前下井的都是北京人。可‘家有一碗粥，不上门头沟’，北京人但凡家里条件好点的，也不愿干这个。”孟顺利1970年生在大台，现在大台社区工作。他的父亲“旧时候唱京戏”，1958年大台煤矿投产时开始当矿工。孟顺利听父亲回忆过，建矿之初，大台周围是荒山野岭，没有公路，往返北京只能靠火车。
在孟顺利的童年印象中，环绕大台的也只有泥泞的道路和简陋的平房。直到1980年代，五湖四海的工人汇聚过来。大台建起职工食堂和五六层高的宿舍楼，工人家属在街边开起理发店、超市、饭店。矿区一度达到八千人的规模，工人出工、收工时，路上摩肩接踵、人声鼎沸。
活动室里遗留着矿工们的工作日记，高德才取走了自己的那一本。（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1988年庆祝建矿三十周年时，时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主任韩静霆作词、其妻作曲，创作了《大台煤矿矿歌》。当时的大台煤矿内部资料称韩静霆为“名誉矿工”。
“大台的乌金运往四面八方，我们为人民开发热源和光明。现代化矿山在大台崛起，我们为祖国书写燃烧的豪情……”开大会时，矿工们唱响这首表情记号为“坚定、自信、热情”的歌曲，宣告“我们的矿山正年轻”。
矿工的歌声中，川音最响。大台矿井煤层薄，煤炭开采难度大，北京矿务局向四川芙蓉矿务局学习经验，同时在四川抽调了最初一批外地矿工。老乡带老乡，四川矿工越来越多，大台食堂开始供应“不正宗的川菜”。
1990年从四川杉木树煤矿被抽调到大台时，权志高21岁。大台给他开一个月200元工资，比在杉木树煤矿少一半，但好在政策实惠：干满五年的外地矿工，绩效好的能转北京户口。
“（能转的）一般都是班长、队长。”权志高1997年转了北京户口，那年他当上队长，手下多的时候管七八十号人。在矿上，越是班长、队长，越要带头下井干活。“带班人员不下井，工人有权不下井；带班人员早出井，工人有权早出井”的安全生产标语，醒目地贴在出工的必经之路上。
干着干着，权志高感觉自己的肺“坏了”，动不动就咳嗽。2013年确诊尘肺病一期，三年后恶化到二期，鉴定为四级工伤。
用矿工的话来说，尘肺病二期相当于“捧了铁饭碗”。权志高当年就退休了，每月退休工资是最后一年在一线干活时的75%，到手八千。他每年至少住一次院，吸氧，给肺消炎，“费用都是保险公司出”。
彭道雄至今没查出尘肺病。1996年，他采煤时摔伤了腿，之后开始干修路、运煤等井下辅助工作。这一年，彭道雄拿到北京户口。再过几年，矿上给他分配公房。公房拆掉后，又分到一套门头沟区里的商品房。
彭道雄觉得大台煤矿没亏待他。他用三十年前初上北京、在天安门城楼拍的单人照做微信头像，朋友圈封面则是2019年出生的孙子的笑脸。有房有户，有家有口，彭道雄是彻底扎下根的北京人。
按照北京市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煤矿工人55岁正式退休。退休前五年，可以办企业内部退养。彭道雄2020年5月办理内退，别说不用折腾去宁夏、内蒙古，他连大台矿区都“几个月没上去了”。
辗转安置
与彭道雄同龄的四川籍矿工张兴国被调往内蒙古。没转北京户口，不享受北京市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张兴国估计自己要干到60岁。
70后、80后矿工们为张兴国感到惋惜：他生对了时候，但入场太晚，也没赶上京西煤矿的黄金时代。
2007年进入长沟峪煤矿时，张兴国已经40岁，在新招矿工中年纪偏大。两年前，他北上打工，一开始在山里给私人老板打花岗岩。赶上长沟峪煤矿招工，张兴国图这份工作“不怕刮风下雨，天天有活干”，签了五年合同。
外地矿工干五年转北京户口的政策红利，2000年之后就没有维持。那一年，北京矿务局与北京市煤炭总公司合并重组，成立京煤集团。此前的1998年4月，煤炭工业部撤销，北京矿务局被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结束了近50年由国家部委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京西煤矿的黄金时代仿佛也随之结束。2001年，京煤集团根据中央要求，对资源枯竭矿井实施关闭破产。2005年，北京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将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北部列为生态涵养保护区，京西煤田在此范围内。此后五年，北京分期分批关闭了所有乡镇煤矿，至2010年5月，京西煤田只余长沟峪、王平村、木城涧、大安山、大台等五座国营矿井继续生产。
对于这五座国营矿井容纳的1.5万余职工而言，避风港没有维持太久。从2016年开始，它们依次关停。
长沟峪煤矿关停时，张兴国才意识到，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最初的五年合同期满，又续两年，到2014年第三次签合同时，矿上安排张兴国“农转非”，户口从仪陇乡下迁到县城。
“村里没地了，我回去什么都没有。”张兴国没和企业“算账”，他报名分流来大台：“就是知道大台关得晚，能多干一年是一年。”
废弃的铁路旁，大台煤矿的储煤仓已经清空，运煤的皮带走廊拆除了一截。（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历史反复重演。每一座煤矿关停，矿工们都面临相似的选择：辗转到陌生的矿井，或者彻底离开这个去产能的行业。
高德才两年前从木城涧辗转到大台，如今从大台辗转到内蒙古。木城涧煤矿关停时，高德才还没有查出尘肺病，只是单纯觉得习惯了采煤的工作，不愿离开。他的妻子本来在木城涧职工食堂干活，到大台找不着工作，独自回乡。
2004年从山西私人煤矿辗转到大台的四川矿工张含树，如今将辗转到宁夏。何时启程，矿上还未通知。
他曾经嫌弃大台开的工资比私人煤矿少，而工作时间比在私人煤矿长——“因为总开会”。国营煤矿尤重安全，大台矿工每次出工，下井前先在活动室开班前会，下井后开施工会，采完煤上到地面又开收工会，“除了布置任务，就是不停强调安全生产”。
随着2019年大台停工，“一天三会”的日子戛然而止。作为最后一批尚未调离的矿工，张含树承认自己舍不得这座竖直的矿井——井口开在海拔约200米的山谷里，从-10米（距离井口10米）的地方开始，每往下约100米形成一个采煤工作面。
“我刚来的时候还是在-210米、-310米的地方采煤，后来越挖越深。开到-610米的时候，矿上就说这里准备关了，只开了大巷，没有继续掘进、形成工作面。”2020年7月31日中午，南方周末记者在空荡荡的大台食堂见到张含树时，大台的井口封堵工作已经完成。一代代煤矿工人用六十年时间，开掘至距井口610米、海拔以下410米的煤炭王国，将永远尘封在黑暗与寂静中。
离去之后
到了饭点，食堂见不着人影。夜幕降临，宿舍楼见不到灯光。矿工四散而去，曾经喧闹的大台矿区一派萧瑟。
一条与县道相连的石板路长200米，曾是矿区里商铺最密集的繁华地段。如今，一大半商铺终日大门紧锁。孟顺利戴着红袖章，坐在石板路当中，提醒往来者戴口罩防疫：“哪有什么人？这人气，还不如我小时候。”
罗玉君的熟食店开在石板路西端。他原本也是大台煤矿的矿工，1999年遭遇裁员。不想回承德老家，罗玉君仗着自己卤肉的手艺开起熟食店。
卤肉口味重，很受矿工们欢迎。矿上人气散去后，如今的熟食销路不及从前一半。最畅销的卤猪蹄，以前早上卤十多个，中午就能卖完，现在罗玉君一天只敢卤四个，多了卖不出去。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把店铺搬出大台矿区。
矿区商业萧条，快要离开的罗泽余却觉得是件好事——本来就便宜的房租更涨不起来了。
在矿上生活时间长了，矿工们都爱租附近居民的房子住。罗泽余租了一室一厅，现在每月房租400元，十多年住下来，基本家具都配置齐了。
罗泽余的妻子在门头沟做家政服务，住职工宿舍，不跟他上内蒙古。罗泽余收拾好去内蒙古的行李，只有一包随身衣物。房子继续租着，家具都不带走。他希望休假的时候回到大台矿区，和妻子团聚——北京西郊山谷里还有他的家。
2020年7月17日，几个被调往内蒙古的四川矿工在张兴国的出租屋里聚餐。（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2020年7月17日傍晚，几个即将去内蒙古的四川矿工聚在张兴国的出租屋，墙上糊着大台矿井平台图。公认厨艺最好的罗泽余掌勺，做了一桌家乡菜。
吃着川菜，喝着燕京啤酒，矿工们谈兴渐浓。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未来，对于离开北京后的生活面貌，他们似乎怠于想象，显示出听之任之的漠然态度。但对于矿工离去后的矿区，他们却充满好奇。
京能集团发布的新闻中写着，京西矿区未来将依托现有土地房屋资源，建设健康养老、体育休闲、工业遗址旅游等新兴产业。
“采那么多年煤，地下水都快没了，搞旅游行不行啊？”一位矿工问。
“国家总会有办法的。我们有机会就回来看看。”另一位矿工答道。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北京煤炭工业志》《京煤史话》）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