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位老人抱团养老15年：众筹买房自给自足，如今曲终人散

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或将达到 35%-40%，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设想如何安放自己老年生活时，抱团养老似乎已成为一种无奈却又“美好”的想象。

采写/李晶晶

编辑/计巍

葛隆村132号

到最后，葛隆村132号的白色二层小楼里只剩下浦逸敏一人。

这意味着，她与其他老伙伴们一起抱团养老的15年结束了。这期间，因生活方式的分歧、疾病的困扰，50多位老人陆续离开这里，也有人在此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5年后，90岁的浦逸敏也搬离这里，转去有专人照料的养老院。这栋她和其他老人一起众筹买下的小楼彻底关了门。

“房子越来越旧，我也会越来越老”，在养老院的浦逸敏一直放不下葛隆村132号，她想，要给这个“最后的东西”找个归属。

葛隆村132号

这栋位于上海嘉定外冈镇葛隆村132号的房屋，原本是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1997年，信用社搬迁，房屋闲置，打算以5万元出让。

彼时70岁的浦逸敏信佛，食素，和儿子家吃不到一起去，经常要自己单另做饭。在去葛隆村药师殿烧香的途中，听说信用社要搬迁的消息，浦逸敏冒出个念头：“能不能和我的老朋友们住在一起呢，既方便大家诵经念佛，住在乡下还能节省开支。”

浦逸敏和与老友们说起这个想法：“我想办个养老院，大家一起吃饭做菜，不依靠子女，相互陪伴。”

老人们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不便：家中房子太小不够住、儿子要结婚了自己没有单独的房子供小两口结婚、自己吃素家人吃荤、儿女工作忙无暇陪伴感到孤独……浦逸敏和老友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买下这栋楼来“抱团养老”。

他们众筹了买房和装修的费用，买下了葛隆村132号，一栋约200平米的小楼。

小楼被重新装修，新加盖了厨房和一间卧室，黄色的木质地板覆盖了原先的水泥地，门框被刷成鲜艳的红色，安装了方便老人们上下楼梯的扶手。

1999年，包括浦逸敏和她丈夫在内的22位老人第一批住进了葛隆村132号。

他们在这栋小楼白色的外墙上挂上了一个金色牌子——“慈舟养老院（筹建办）”。因为50张床位的规模才能成为正规养老院，所以这块只能叫“筹建办”的招牌，一直挂到现在。

房屋冬暖夏凉，采光很好，闲时老人们坐在屋外的椅子上晒太阳，旁边的自留地里有他们种的蔬菜和月季。

浦逸敏退休前是名中医，搬来葛隆村后，她每周去药师殿义诊，为村民免费量血压、测体温、拔火罐、理发、剪指甲。

日子久了，浦逸敏被村里人称为“活菩萨”。葛隆村132号的老人们也渐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会专门把造房子锯下来的木头、割完稻子的秸秆给他们送过来当柴火烧。

葛隆村约有500余户人，不到半个小时就能从村头走到村尾。千禧年后，村子里的人口外迁，村中“空心化”严重，很少见到年轻人。这些“城里来的老人”，曾让村民们感到好奇，也让村干部头疼：“怕他们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引进来，毕竟是外乡人，我们还是有所提防的。”时任葛隆村村副主任的陈伟明说。

观察两三年后，陈伟明打消了疑虑。每当他经过“慈舟养老院”时，常看到老人们在门口晒太阳、聊天，屋子也收拾的很干净，有时村民也会来这里问诊。陈伟明还了解了老人们的身份背景，“基本上都是‘文化人’，有退休的医生、会计、工人，都是吃国家饭的。”

慈舟养老院十周年合影

“自给自足”的养老

千禧年来到时，葛隆村132号的老人们还很健康，有发不完的光和热。

他们可以上上下下爬梯子拿储物柜里的东西，不觉得吃力；他们还可以自己种菜，到公路边的田里砍柴，一起用土灶烧柴火饭；养老院里有谁有个头疼脑热，浦逸敏可以给他看病，其他老人帮忙照顾。老人们的生活也不仅仅局限在村子里，他们时常会乘大巴去周边的景点游玩。

虽然不少老人都装着假牙，但并不妨碍他们享受各样美食，如吃柴火饭烧出来“嘎嘣脆”的米饭锅巴，还有门口那片自留地里种着的各类蔬菜瓜果，黄瓜、西红柿、茄子、丝瓜……想吃了就在门口的自留地里摘，没有的可以走10分钟去村口的菜市场买。

养老院内的生活很规律，老人们通常早晨4点半起床，上早课，5点半洗漱，6点吃早饭，买菜，洗衣服。那时还没有广场舞，种菜、打坐念经、串门就是他们的娱乐方式，时常他们也会结伴走5分钟的路到村中的药师殿里为家人求平安。晚上9点过后老人们开始休息。

老人们退休后生活渐渐充实，不似以前回到家时要面对空荡荡的房屋，和子女交流时还要担心是不是占用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他们似乎可以从那种被动的、担心拖累子女的老年生活中逃离出来，过上一种自己选择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浦逸敏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朱建伟，今年65岁，他有一个独女，家中曾为了女儿在市区的工作卖掉了嘉定的中套房子搬到上海市区，换了一个40平米的小套房子，后来女儿出国定居瑞士，夫妻俩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如果浦逸敏回到儿子家，儿子就要睡沙发。

也有的老人要来这里安放自己的精神寄托。

今年92岁的徐凤英是最早住进、最后搬出慈舟养老院的老人之一，女儿给她和丈夫在上海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徐凤英在71岁那年住进慈舟养老院，她的丈夫退休后喜欢给人修家用电器，两个人对生活寄托的方式不同，徐凤英选择搬到乡下吃斋念佛，丈夫继续留在城区里给人修电器，偶尔去乡下看她。

在徐凤英的女儿看来，这个村子里的养老院看起来条件虽然没多好，但却是母亲的精神寄托，“平时谁家有难了大家都想着去帮忙，谁家的老人过世了就为他们念经，为家人祈求平安。”

慈舟养老院的账本

“规矩”是粘合剂也是离心针

浦逸敏是葛隆村132号的主心骨。她从一开始就为住在这里的人立下了规矩：身体健康、子女在本地、不计较得失……

浦逸敏年轻时家境很好，20多岁随姐姐和姐夫从无锡江阴来到上海嘉定工作。退休后，她的工资有7000元左右，但是她的节省是出了名的。

慈舟养老院里老人们的床头灯只有1瓦，几乎不跑电。浦逸敏一个人时从来不开空调，她觉得“太费电，有罪”。洗脸时，她只用手掌大的手帕擦洗，从不用大毛巾。需要热水的话，就用烧饭后土灶里的余烬来热。给大家做饺子时，浦逸敏也不用子女送来的电动搅拌机，而是用最原始的办法——用臼一点一点去舂毛豆。

老人们在她的影响下，有的宁肯多走一站路也要省下一元公交车钱，等到募捐的时候捐给别人。为了省自来水的钱，他们让人在院外帮着挖了一口井，吃饭、洗衣的水都从井里挑。日子久了，井里也掉进了不少生活物品，至今，井底还漂着眼镜和笔。

慈舟养老院的空调或是外界捐赠，或是老人们的家属买来的，但空调开不开都是浦逸敏说了算，“不太热就不开了，如果不这样省的话，有些后加入进来的老人经济水平不如我们，就会觉得这里费的钱太多了。大家经济水平不一样，只能划一条最低的消费水平线。”

养老院最初的开支只需每人每月交100元，那时全院每月的支出也不过500元，剩余的钱下个月继续使用。慢慢地，因为物价上涨和人员流失，每人每月的费用涨到500元、800元。

浦逸敏曾经和丈夫朱振良一起记录养老院的帐目，每周会在墙上公示，老人们从未因为账目产生怀疑和纠纷。第一批住进养老院的老人陈季芬说：“本来每月交的就不多，大家还很节省，有的时候浦逸敏还会自己垫钱去买一些蔬菜水果，这个时候都是不记在账上的。”

老人们乐于捐款，汶川地震捐了6万元，印尼海啸捐了3000元，看到有大学生患癌症的新闻也要捐，他们认为这是“修德”。

不管是慈舟养老院的老人，还是老人的家人，他们都知道，浦逸敏就是这里的规矩，她的话就像是“圣旨”一样，其他老人整齐划一地听她的，并能安住其中，自得其乐。

2010年前后，葛隆村村民刘彩珍曾为慈舟养老院做过两年的饭，每月能收入300元钱。刘彩珍家中两个女儿都已完婚，平时家里冷清，看到养老院里热闹也加入进去，在她看来，院里的主心骨浦逸敏，“人非常好，就是脾气急了点”。

有的时候油放多了或是饭煮多了浦逸敏会直接指出：“不行，太多了，浪费！我们要惜福。”时间久了，刘彩珍与浦逸敏往来渐少。

住在慈舟养老院的老人有的也离开了，他们想换一个不那么“清苦”的环境。浦逸敏对于要走的老人也不挽留，“既然不适合待在这里就不强留，你来我欢迎，你走我相送。”

2015年，葛隆村132号只剩下3个老人，老人们的身体也不似以前硬朗，他们提不动重物，走路也越来越慢，需要请人来做饭。这又成了一个难题，专门从外面请人来做饭一个月要5000块。后来，他们从隔壁村找到的一个阿姨来做饭，一个月付2000元工资，但是做了两个月，阿姨有事也回家了。

从葛隆村132号搬走后在养老院里生活的浦逸敏

疾病抽干了抱团的力气

在葛隆村132号的二层小楼里待的时间越久，老人们就会愈加频繁地去面对那些躲不过的问题——疾病和死亡。

浦逸敏晚年的伴侣朱振良在她年近七旬和她走到一起，那时的浦逸敏容易骨折，朱振良说：“我想照顾你，我能照顾好你。”

两人相携度过了近10年的晚年时光，但是当浦逸敏身体好了以后，朱振良的身体又开始急转直下，因患类风湿关节炎，他每走一步都疼，服用的激素药物使他全身浮肿，反而需要浦逸敏去照顾他。

2004年，朱振良过世。

也有老人在睡梦中离世，第二天大家去叫的时候发现叫不醒了。

有的老人眼睛渐渐看不清，甚至看不见了。今年92岁的老人徐凤英便是这样，看不清东西后，她经常摔倒在养老院。她的女儿常在半夜接到其他老人打来的电话，“你妈摔倒在卫生间了，你快过来”。她驱车10公里来到葛隆村，送母亲去医院，那时徐凤英的额头上已经肿起一个大包。

徐凤英的女儿每周都会去村里看望母亲，那些老人们一般不会给她打电话，每次看到母亲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她都会“心惊肉跳”。那次入院检查后，徐凤英没有大碍，回女儿家住了两天之后就吵着要回到乡下。

2015年夏天，徐凤英再次摔倒，女儿不放心让母亲再回到葛隆村了。三番五次的摔跤让慈舟养老院的老人们也担心了起来，他们劝徐凤英回家好好休养。

后来，徐凤英搬到了一家医院的老年康复中心生活。她常会担心“自己明天就要没有了”，那种恐惧使她紧张，皱着眉。

徐凤英搬走后，葛隆村132号就只剩浦逸敏一人。

同村的88岁老人姚培芬偶尔会去和浦逸敏作伴。三个月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姚培芬交流越来越困难，有时，姚培芬会絮絮叨叨说很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有时又端着凳子在家门口望向一处，很长时间不说话。她也不再去找浦逸敏了。

2016年，儿子儿媳从上海市区搬去30公里外的葛隆村和浦逸敏一起住了9个月。那段时间里，两个60多岁的人照顾着一个90岁的老人，也感到吃力，加上浦逸敏的儿子患有早搏、高血压等疾病，儿媳有冠心病，心脏打过8个钢钉，两人最后还是考虑将浦逸敏送往专业的养老院。

“老人能抱团养老的时候都是身体健康的时候，谁有病了，一个电话就可以打给儿女来接，但是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话跌倒了都没有人扶，怕出什么危险。”浦逸敏的儿子朱建伟说。

2020年6月，浦逸敏和老友们将葛隆村132号捐给葛隆村（中间为浦逸敏）

“这是我最后的东西”

2017年3月2日，浦逸敏也要离开葛隆村132号了。

先于她搬离这里的老伙伴陈季芬来送她，浦逸敏觉得心里好受些，“1999年来的时候，老人们纷纷被儿女送来，那时候是热热闹闹地一群人，可是现在只剩下我在那里了。”

浦逸敏依然很舍不得这里，但又很心疼儿子和儿媳身体不好还要照顾自己，所以在看到儿子为自己联系的养老院后，她没有什么异议，“那里环境好，离市区近，儿子来看我也方便，我不会讲普通话，在那里大家都说上海话，交流起来蛮方便的。”

在葛隆村现任党总支书记陈学锋看来，慈舟养老院的抱团养老是一个奇迹，“他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大家都信服的人在管理，有感情基础，大家不怎么计较付出，甚至以付出为乐，这很难得，但也很难被效仿”。

7月底，在嘉定双善养老院内，正值酷暑时节，93岁的浦逸敏穿着蓝色的汗衫，裹着一床厚厚的红色绣花的被子窝在椅子里，她说：“年纪大了，怕吹风，有关节炎，怕痛。”

浦逸敏解开紧紧绑在双腿上的棉被，黑色的绣花长裙下还包裹着两层黑色棉裤。此时的浦逸敏早已不像刚住进葛隆村132号时那般有精神，但还是见人就温和地笑，稀疏的银白色头发还是被打理的纹丝不乱。

她常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关于葛隆村132号，她还放不下。

浦逸敏觉得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怎样处理好大家当年众筹买的房子，成了她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些事情等着我去做，房子不住人会越来越旧，我会越来越老”。她跟几个老人提议把一起抱团养老的慈舟养老院捐给村里，大家都同意。

“为了养老服务把它捐给村里也算是圆满了，一辈子大大小小的钱都捐出去了，这是我最后的东西，死了以后带不走的，不如去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浦逸敏说。

2020年6月，葛隆村132号又迎来了久违的老伙伴。村委会为老人们举办了捐赠仪式，在那栋白色的二层小楼门前，浦逸敏和四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老人以及村子里的人一起合了张影。

至今，1999年最早一批住进葛隆村132号的22个老人中有一半过世。

交出房子的钥匙时，老人陈季芬又像浦逸敏从这里搬走的那天一样偷偷抹起了眼泪，浦逸敏跟她说：“房子又不是没有了，想家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记住葛隆村132号，它就永远在你心里。”

现在，“慈舟养老院（筹建办）”的金色牌子还挂在葛隆村132号的门前，养老院的名字是浦逸敏对抱团养老的理解：“慈舟共济，风雨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