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明秦王府一处城墙坍塌引发社会关注，如何守护古城墙？
8月8日，西安明秦王府城墙部分墙体发生约20米坍塌。图为坍塌现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8月8日9时27分，位于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广场西侧的明秦王府城墙遗址南墙西段修复保护砌体约20米突然坍塌。
一米多宽的城墙包砖径直倒了下来，附近车辆被砸中，砖块伴着大量尘土涌向马路……多位网友拍摄的西安城墙倒塌的视频迅速在网上热传，引发公众关注。
古城墙，一头连接着过去，一头连接着现在和未来。时光在夯土、砖石上流转，历史在这里凝结、沉淀。如何修缮保护好古城墙，如何平衡城市发展建设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古城墙与城市相伴 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视频中显示的坍塌区域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明秦王府城墙遗址南墙西段修复保护砌体，位于西安市新城广场西侧。
明秦王府是朱元璋第二个儿子朱樉的府邸，南墙是其府城墙的一部分，现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明秦王府位于现今的新城广场附近，呈南北长方形，周长2158米，现四墙还残存城墙遗迹。
经专家现场勘察，判定明秦王府城墙遗址南墙西段修复保护砌体全长130余米，坍塌部分长约20米，为原城墙遗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东北侧外包砖砌体，未伤及原明代城墙夯土。
2007至2011年间，西安市对明秦王府约3至6米高的残存墙体进行包砖和夯土填充加固。近日，由于连降暴雨，导致保护砌体和夯土层脱离，砌体与部分填充夯土脱落。经文物保护部门和多位专家现场勘察后确定，文物本体并未受损。
据现场专家介绍，明秦王府城墙距今600多年，城墙里的夯土中有米汤，长年累月的暴雨导致墙体出现“浸水病”。专家认为，原城墙夯土还在，用古代的打夯技术恢复，修复难度应该不大。
古城墙，原指古代建筑在城市四周作防守用的墙，所谓“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国之功德崇於城墙。”
从建筑本身来讲，城墙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防御与防洪。为了保护城市自身安全，防止外敌侵略，在城的四周建起高墙。又因古代城市大多在平原、河谷地带，于是城四周高墙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抵御洪水的侵袭。
比如，素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浙江台州府城墙，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始建于晋，在唐代时又扩建，城墙依青山蜿蜒而进，全长6000多米，就兼具军事防御与防洪双重功能。
几天前，受台风“黑格比”影响，浙江沿海的温州、台州等城市风大雨急。8月4日，根据防汛防台工作要求，对台州府城墙的临海古城门采取封堵措施。
城墙与城市相生相伴，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墙不仅仅是防御外敌或者洪水的屏障，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有着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提起一座城，高大庄严的城墙往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建筑，有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的文化景观。
中国历史上，大多是先筑城墙后建城市，政治因素占主导地位，不同等级的城墙划分着不同等级的功能分区，如外城墙、内城墙、皇城、宫城等等。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城墙成为划分城与乡的标志。都城外城墙以内为城，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墙以外为乡，为农村或郊野，负责给都城供给粮食及其他物资。城墙也反映出当时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状况。
中国传统文化在城墙的建造与使用规格上也有鲜明的体现。无论城墙是方形、圆形或不规则形状，其城门的设置都是按方位开四门、六门或九门，都体现了我国古代“礼制”思想以及儒家观念。
此外，为了保卫国家疆土，沿国界或依据一定的自然条件也会修筑绵延千万里的城墙，如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万里长城，如今已经成为了地球上一道壮美的风景。
文化遗产连接过去与未来 应因地制宜保护好
中国城墙，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重要而辉煌的篇章。古城墙的浩大工程、精湛工艺，以及作为一种历史信息的载体，见证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城墙在抵御外敌入侵、减轻自然灾害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墙的原生作用及其意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近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城墙，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掀起过大面积拆除城墙的热潮。同时受风雨侵蚀，也有很多城墙表面脱落严重，引发墙体坍塌。
目前，我国北京、南京、西安、赣州、肇庆、平遥、兴城、襄阳、荆州、临海、寿县、凤阳、正定、宣化、开封、歙县、长汀等城市还保留一部分或者完整的城墙。大部分城墙遗存都是明代所筑，个别地方也遗存有宋代等其他朝代城墙。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古城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古城墙的现代使用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发掘，都经历了反复摸索、实践、认识的过程。
现今保存完好的世界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全部完工于1393年，历时达28年，“据岗垄之脊，控河湖之水”。
南京城墙全长33.5公里，平均高度为12米以上，厚7.62米至12.19米。城以花岗石为基，巨砖为墙，每砖侧石均有造砖者的府县官衙和年月日，规格一致，筑成时用石灰、桐油、糯米汁混合夹浆，十分坚固，屹立数百年，巍然无恙。在军事防御设施、防排水系统、城垣建造技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和历史价值。
改革开放后，南京陆续实施一系列古建保护的举措，从现存城墙逐段“抢险”，发展到将修缮城墙与整治周边环境并举，在城墙本体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使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2014年，南京城墙向公众全面开放，沿城墙设立33个登城口，并在城墙内侧建成了14公里长的生态绿化和慢行绿道系统，“南京明城墙风光带”向公众展示着山水城林的城市景观。与此同时，南京市在“修、护、防、测”等方面相互发力。在修复上编制《南京城墙保护与修缮技术导则》，为修缮工作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技术指导；在养护上清理城墙本体，阻止和延缓城墙的劣化速度，为城墙“延年益寿”；在防汛上定期对城墙进行全面检查，对城墙险情险段做好记录；在监测上建立南京城墙遗产监测预警平台。
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山西平遥古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原有格局，古城内的重点民居、名胜古迹皆为原来的实物。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平遥古城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比较成功，值得借鉴。
在平遥古城的保护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制定了古城综合整治办法，发展新城，外迁人口，修复文物，综合整治，对古城内的历史建筑、排水系统、电力设施等进行了管理和修缮。现在，平遥古城还依然生活着几万人口的原住民，旅游、餐饮、文化衍生品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一个“活”的古城风采依旧。
实践表明，古城墙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古建筑的修缮与利用，更深层的意义也是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古都保护发展模式的探寻，是因地制宜走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的不断努力。
共识与参与 传承与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传承保护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当代人的责任。
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从存在形态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比如古遗址、古墓葬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比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节庆等。
一位文物保护研究学者告诉记者，针对物质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古建的保护和修缮，必须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经过科学研究，采取最合理的方案。
一些地方原有的古城墙，过去是“口”字形，因为历史原因，现在只保留了部分墙段，加之周边城市交通设施、地下设施等建设带来的影响，破坏了原有的力学设计，承载限度、受力强度等指标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进行保护和利用，必须根据城墙的构成质地、建筑工艺和现代力学原理，科学精细规划、论证，保证城墙安全万无一失。
从事文博历史研究多年的郭女士认为，文物遗址的保护，不论是修缮复原、历史景观展示还是发展再利用，都必须基于历史的研究，基于有据可考的论证，考古方案、规划设计也都要依规申报、规范执行。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3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多次进行了修订，以其为上位法和基本依据，一系列文物保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先后出台，基本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为我国文物保护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2014年12月，南京通过了《南京城墙保护条例》，并于次年4月开始正式施行。这部条例与《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2—2032）》《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条例》等法规，一同为提前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规范，令南京的城市发展与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守护了历史古城的灵魂。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吕品田看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密切相连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非遗保护提供着特定的空间、聚落。物质空间、古建筑等记载着人文历史，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记忆，是珍贵的财富，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知。国家、民族、地域等方面的情感凝聚，都需要物质载体。如果保护不力，失去了这些物质空间，是极大的损失，也会影响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吕品田认为，近些年，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在，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已经增强了，全社会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要看到，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保护发展文化遗产方面，个别地方还存在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在立项后，只是变成了一个商业广告，在保护方面并没有做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在规划和建设中不搞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张鹏，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文博教育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宣传。他认为，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城市发展，与城市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区域属性等等相匹配，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现代城市发展当中，具有发展活力。比如北京现在的老城区保护、中轴线的保护，都根据不同的定位、属性，进行了合理的活化利用。
同时，要尽可能让每一个人与文化遗产建立联系、产生互动，让这种联系更加频繁、紧密起来。针对青少年群体做好文化遗产教育，充分调动家庭的力量和更多的社会力量。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工作者，不仅是在专业领域进行深耕，也更应该把自己研究的内容、成果与公众共享，面向公众普及更为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知识。
在文化传承发展上，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让人民群众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让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认同，主动传承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吕品田说，做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要把保护文物、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变成人们内心的自觉。当年轻一代在珍视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会自然而然以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去参与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形成良性发展趋势。（本报记者 聂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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