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电信诈骗的留学生:转账百万“保释金”,每天和假警察通话两小时

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8起“虚拟绑架”案件的报告,涉案金额共320万澳元。“虚拟绑架”与普通的电话诈骗案套路相似,致电者通常讲普通话,声称其为中国警方、大使馆的人员,说服受害者相信他们已经涉及在中国的犯罪活动,或者身份被盗用,为了避免法律诉讼、逮捕甚至驱逐出境,他们必须支付一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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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周雪怡 记者/张涵

编辑/刘汨

嫌疑人提供的伪造通缉令

7月初悉尼时间的凌晨两点,社交软件上一则推文,让留学生陈瑞越看心里越凉。文章所说的诈骗模式与她最近的经历极其相似,她突然意识到,那个联系了近一个月的“李警官”可能是个骗子,而自己已经给对方转去了超过100万人民币。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包括陈瑞在内的多名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均讲述了类似的被骗经过,他们被告知涉嫌跨境洗钱案件,已经遭到通缉,如果不想被羁押回国,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缴纳巨额的保释金。

这是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直至完全配合的过程。犯罪嫌疑人提供高度模仿国内执法机关的文件、网址和电话号码,并且展示出详尽留学生个人信息以证明自己的权威,同时还辅以软硬兼施的话术技巧。被骗留学生在这场“心理战”中败下阵来,其中甚至有人在嫌疑人的“启发”下,用连串谎言向家里索要钱款。

来自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的数据显示,去年在澳大利亚各地共记录了1172起冒充“中国权威机构”骗局的报告,损失总额超过千万人民币。

澳洲警方表示,由于犯罪分子利用技术隐藏自己的地理位置,而定位到的地点都在境外,需要多方配合调查,此类电话诈骗案件侦破难度很大。

澳洲警方表示,此类诈骗案侦破难度大

从天而降的罪名

2020年六月中旬,是陈瑞放假的第四天,之前通宵准备论文的疲惫还没散去,一通电话把她从床上叫了起来,“你是陈瑞吗?中国海关查获了一份以你名义寄出的非法快递,里面有好几份护照和身份证复印件。”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DHL国际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建议她为个人信用考虑,先报警处理,并表示能以公司法务部的名义帮她转接到国内公安部门。陈瑞确信,自己从未寄过相关快递,她心里有很大疑惑,但接纳了转接公安局的建议,“当时想着,自己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陈瑞回忆,电话转接后,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刑侦大队“李警官”自报了姓名与警号。听陈瑞讲述快递一事后,称要清查她的个人信息,随后“根据海关纪录”查到了她的身份证信息与家庭住址。

查询过后,“李警官”的言辞突然变得严厉,称将对和陈瑞的谈话录音,让她“想好再说话”、“好好说实话”,否则“要采取些手段”。“说我还涉及一项跨国洗钱活动,连通缉令都已经下来了。”陈瑞回忆。

陈瑞承认,从最初的疑惑,到这时,她有些被“吓住了”。她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一份抬头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20年最新A级通缉令被发了过来, 并盖有红色的印章。

在通缉令上,陈瑞看到了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家庭住址,甚至包括身高,体型和工作经历等信息。她和其他几名“嫌疑人”被列在一起,有的人资料上盖有“已逮捕”的章印,“如果只是身份证号我还不会相信,但他们对我的个人信息知道得非常全面,我想这应该只有公安系统才能做到,所以会相信他。”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记者采访时,另外两名与陈瑞有类似被骗经历的澳洲留学生也表示,在被告知卷入洗钱案后,都看到了写有自己详细信息的“通缉令”或“公安网页”,这也是他们逐渐相信对方身份的重要原因。

在陈瑞辩解自己从未参与过洗钱后,“李警官”将这项从天而降的跨国洗钱罪名解释为身份信息泄露所致。他称这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好几个亿,陈瑞的身份信息被用去卷走了13个受害者的血汗钱。他还称这个犯罪团伙中有精通计算机的时刻监控网络,一旦陈瑞搜索案件相关信息,便很有可能被他们定位,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陈瑞回忆,她和“李警官”的第一次联系,从手机到网络电话,连续打了9个小时,“李警官”持续强调跨国洗钱案件的严重性,和她作为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回国的可能性,“事后想想,他从一开始就不给我任何思考时间,我的思路全被他带着走。”

学业是陈瑞的“命门”,陈瑞在澳洲的本科已经读了过半,再过一年就可以毕业。她不敢想象,一旦被羁押回国,对她的学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李警官”在6月18日提出帮她申请境外取保候审,以此避免被押回国,前提是先支付70万人民币的保释金。

70万的数目太大,陈瑞最后一次尝试验明对方的身份,她委婉地提出,想看看“李警官”的工作证件。

“他当时很生气,说自己每天为我处理这个案件,甚至顾不上其他案件,而我还怀疑他,真有点狼心狗肺的感觉”, 陈瑞被“李警官”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有些愧疚,回道:“就给我抓回去算了。”

陈瑞心里很乱,“被羁押回国”是她没法承担的后果,这意味着几年在澳洲的学业和花销都要付之东流。恰在这时,“李警官”语气也缓和了些,用“局里的电话”打给陈瑞,作为身份的证明。陈瑞随查询这一座机号码后发现,与国内某地公安局官网上的联系方式一致。在店里里,“李警官”让她再冷静想想回国的事情,称这可能是“无法估计的损失”。

“他似乎很懂我的心态。”陈瑞说,至此她已经完全相信了“李警官”的身份,以及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

不要告诉别人

完全相信“李警官”后,陈瑞在他发来的《二级保密条例》上签了名,也相信了他口中说的“监视技术”,不管陈瑞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李警官”他们都能立刻获悉。

《二级保密条例》上规定,陈瑞作为犯罪嫌疑人不可与任何人透露案件相关信息,包括家人和朋友,否则就要负法律责任,可能会被处有期徒刑、拘役以及五十万罚款。

在澳洲有类似被骗经历的留学生清清,同样曾被告知处在“监控”之下。对方引导她登录“国家信息技术侦查网”,并让她完成了包括输入个人信息在内的几步操作,紧接着声称清清的手机与电脑都已处在监控之下。“网站页面极其类似其他国家级部门或组织的网站,看上去很真实。”但清清事后便无法再登录该网站了。

除去所谓的“信息监控”,陈瑞的日常起居也逐渐被对方掌握。“李警官”以保护她不被真正的犯罪分子伤害为由,要求陈瑞一天四次向他汇报安全状况,以及出行安排。

“我知道自己没犯罪,但还是想尽量配合,帮帮案子里的13名受害者。”陈瑞说,她答应了“李警官”的要求,在每天澳洲时间的9点、12点、19点以及睡觉前向“李警官”做安全汇报,还特意设了闹钟提醒自己。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陈瑞被拉进了一款社交软件的聊天群里,里面除了“李警官”,还有负责沟通取保候审和保释金的“刑侦大队队长严警官”,以及负责监督案情进展的“高检察长”。

陈瑞回忆,群内通话的时候,两位“警察”总会强调“高检察长”的身份,叮嘱陈瑞注意说话的态度,再邀请“检察长”加入通话。他们向“检察长”毕恭毕敬地介绍自己、汇报案件之后才退出群电话,“有几次他们俩还因为办事不利受了检察长的批评。”

事后回想那段时间的生活,陈瑞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

一天四次的安全汇报给了她很大压力,入睡都成了问题,“经常觉得还没过多久,怎么就又要汇报了”。除去主动汇报之外,“李警官”几乎每天都要给陈瑞打两三个小时的网络电话,“每天像是跟着他的吩咐做事,活得很累”。

因为疫情的缘故,陈瑞想上门找朋友商量下处境都不容易,那段时间“李警官”成为了她的唯一联系人。有时是闲聊,问她有没有娱乐活动,如果放假要去哪里玩。他还会表达自己的关心,“先吃饭吧,不要饿着了”,“在外头好好照顾自己”。更多时候,“李警官”向她普及保护个人信息的知识,问她有没有想出自己是怎么泄露了个人信息。

一位有类似经历的留学生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在这场“心理战”里,她彻底败下阵来,“到后来,每天都精神紧绷,感觉很倒霉,还为自己的信息泄露愧疚。”

伪造的取保候审通知网站

超100万“保释金”

为了不被羁押回国,陈瑞随着“李警官”开始取保候审的准备工作。

陈瑞回忆,“李警官”提出的第一笔保释金是70万人民币,并且澳币转账费时太久,要把保释金转到其指定的中国账户。“他跟我保证,这笔钱15天就能返还。”

陈瑞没有这么多钱,“李警官”便建议她想个借口向父母要钱,但陈瑞父母不久前刚给她转过钱,她想不到如何能在隐瞒“跨国洗钱案”的前提下让父母信服。

陈瑞表示,最后是“李警官”帮她想好了借口,称疫情之下澳洲局势紧张,学校要求家长向留学生进行转账,以证明留学生有足够的家庭经济实力在澳生活,不至于做危害社会的事情。

为了让陈瑞的父母不对陌生的中国账号起疑心,“李警官”还帮陈瑞编造出一个“有大量现成澳币的移民朋友”,他愿意直接将澳币转给陈瑞,而陈瑞的父母则再以人民币的形式转给这位朋友的中国账号即可。等经济实力证明完毕,双方就各自将钱退还。

在陈瑞与父母微信电话联系转账事宜的时候,“李警官”同时用社交软件与陈瑞开启电话模式,在一旁监听她跟父母的聊天内容。陈瑞的父母没有对这套说辞起疑心,在6月下旬将70万人民币转了过去。

正当陈瑞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李警官”发来了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的文件。他解释道,陈瑞的身份被跨国洗钱集团用去骗了200多万人民币,因此还需要更多保释金。

看见这份文件,陈瑞觉得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次是她自己想到了办法,她让“李警官”以同学家长的身份联系父母,再次以“证明经济实力”的理由,要来了数十万元。

前后转账超过100万元,陈瑞心疼这笔巨款,也为欺骗父母感到愧疚,“但这几个月的压力太大了,我相信交了这比钱可以摆脱压力和痛苦,也相信这笔钱还能回来。”

在类似的经历中,不止陈瑞一人帮助嫌疑人向家里索要过钱款。据澳洲警方消息,今年以来,留学生被诈骗分子说服伪造自己被绑架的图片或视频,以向家属索要钱款的案件比往年多了很多。6月17日,他们接到从中国打来的报警电话称收到了女儿被绑架的视频,且已经支付了超过200万澳元的赎金。随后澳洲警方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女生,安然无恙,她称自己是根据“中国警察”在电话里的要求这么做的。

7月2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发布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预警,称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8起“虚拟绑架”案件的报告,涉案金额共320万澳元。

“虚拟绑架”与普通的电话诈骗案套路相似,致电者通常讲普通话,声称其为中国警方、大使馆的人员,说服受害者相信他们已经涉及在中国的犯罪活动,或者身份被盗用,为了避免法律诉讼、逮捕甚至驱逐出境,他们必须支付一笔费用。

伪造绑架现场向家中要钱的留学生 | 网络图片

案件侦破难度很大

保释金转账完毕,陈瑞的压力却并没有消除,她仍然为巨额的保释金心疼、紧张,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除了对父母的愧疚,其他什么也想不到”。陈瑞继续向“李警官”每天汇报安全情况,但对方逐渐降低了回复频率,陈瑞以为是他们工作太忙。

在发现自己被骗的那个凌晨,陈瑞联系了大使馆与澳洲警方寻求帮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肯定了此事电话诈骗的性质,并表示其唯一能做的是关注案子进程。澳洲警方记录了案子内容,称如果有进展会联系陈瑞,但至今没有回音。

新南威尔士州警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诈骗分子通常会出示以假乱真的文件以获取留学生的信任。此类电话诈骗案件侦破难度很高,因为诈骗分子多在国外,连电话号码也是盗用的。侦破此类案件不仅需要两国警察的合作,还得要求电信公司、汇款服务机构等的配合,有时还要靠民众举报自己怀疑的地点,才有可能把案子侦破,以往类似的电话诈骗案件几乎没有抓到过嫌疑人。

此外,澳洲的司法程序对于电话诈骗嫌疑人的认定十分严格,需要证明通讯设备属于嫌疑人,电话在犯罪当日由嫌疑人拨出打给受害者,才符合定罪的标准。而境外警察遵循的标准也许不一样,因此澳洲法官难以进行定罪。

在那条为自己敲响警钟的推文下,陈瑞留言证明这类骗局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没过多久,一个女孩去私信联系了她,并在她的帮助下,从一场正在进行的骗局成功脱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