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德县林遮峪遗址石城墙发掘区示意图
日前，山西晚报记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工作者在忻州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一段残长约140米的石城墙，其遗址的内涵与时代，和黄河对岸陕西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颇有几分相似。
林遮峪遗址，位于忻州市保德县林遮峪乡林遮峪村村南堡梁台地的最前端，紧邻黄河，是黄河东岸一处重要的龙山至夏商时期遗址，遗址面积约40多万平方米，地表遗物丰富。早在1971年，考古工作者就曾在该遗址内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青铜器30件，引起学界关注。2005年，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试掘，试掘面积约200平米，在遗址周边调查发现面积不等的同时期遗存四处。
▲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的商代铃首剑
▲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的商代金弓形饰
▲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的方格雷纹出戟瓿
为实施和推进“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课题，2019年6月开始，再次对林遮峪进行发掘。
▲Q2正俯视
▲墓葬位置与城墙关系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发现的一段残石城墙Q1从解剖情况来看，石城墙局部向东南倾斜倒塌，其余保存较好，石城墙利用自然石片或石块垒砌而成，中间用土石填筑，目前未发现基槽及护坡。Q2从遗址盗洞剖面清理情况来看，倚生土而建，立面约90度，石片之间的黏合剂为草拌泥。
▲左：M7正俯视
右：M7卜骨及猪下颌
▲左：M2正俯视
右：M2墓主脚端猪下颌
此外，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13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不一。
M1、M2、M7、M10较深，在M2、M7脚端的填土中发现猪下颌骨及卜骨。葬具为单棺或上下盖板葬，仰身直肢，推测时代为龙山晚期到夏时期。其余墓葬扰土层下即见人骨，个别墓葬已被破坏，多数不见葬具，除M6随葬绿松石项饰1串、铜泡1件、铜耳环2件外，其余墓葬均未发现随葬品，推测时代为商时期。
▲M6正俯视
▲M6项饰
从本次发掘情况来看，林遮峪石城始建于龙山时期早期，废弃于龙山晚期，夏商时期基本上已经失去防御功能，至于石城墙结构、遗址聚落布局及墓葬年代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来揭示。
同在黄河一线：那些考古发掘的石城
陕西石峁遗址
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结构清晰，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2011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
▲石峁遗址平面图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石峁东城门遗址发掘现场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专家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近年来，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据了解，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和广场，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及玉器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 (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
接下来，主要说一说获得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石峁遗址皇城台”。
▲皇城台工作区域
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发掘地点分别位于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
▲东护墙北部段上部墙体
▲东护墙北段上部纴木洞
东护墙北段上部本次清理长度约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墙7~8阶，高度8~15米。护墙阶与阶之间相叠，并有宽度不等的退台。靠近台顶的石砌护墙高达5米，往台底部位，墙体变矮、层阶增多。局部墙体有多次修葺增补的现象，部分墙面上密集分布着纴木。
▲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外侧弃置堆积
发掘之前，这一区域主要被来自皇城台顶部的弃置堆积覆压，弃置堆积内出土了陶、骨、石、玉、铜等各类标本4万余件，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这些遗物大部分是皇城台在使用期间的生活垃圾。其中，以骨针数量超过1万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器—簧，形制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
成层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动的20余件陶鹰，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钺、环等玉器，锥、刀、环等铜器以及海贝、象牙、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无不彰显着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质。
▲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陶鹰
▲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骨针
▲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骨簧
门址位于皇城台东侧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铺石坡道、内瓮城、主门道等组成。广场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侧墙根处墙面发现两件玉钺，当系铺设广场地面时有意埋入。内瓮城平面呈“L”形，下连南墩台、上接主门道。主门道为横“U”形的“回廊”，由两侧石墙上发现的对称分布的壁柱槽推测，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也是登上台顶的最后一道“关卡”。门址一带出土的遗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画残片为主。
▲皇城台门址结构图
皇城台门址形制完备、结构复杂，除与外城东门址同样具备强烈的防御色彩外，外侧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对后世都城门址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门址外瓮城出土玉钺
大型高台建筑基址 沿门址内的坡道向上攀登，可达皇城台台顶。台顶发现一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大台基，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砌护墙包砌。
据残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体高度当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根据地表石块分布及石墙走向推测，大台基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相当，总面积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大台基南护墙及夹墙、夹道
南护墙最高处残高约4.5米，在其外侧另有一道石砌夹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两者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与皇城台门址地面相连。
截止目前，大台基南护墙共发现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筑于南护墙墙面上、1件矗立在夹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夹道内的南护墙倒塌堆积中。依其形制可分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类；雕刻技法以减地浮雕为主，兼有少量阴刻和圆雕；图像内容可分为人物、动物、“神兽”、符号等。
关于这些石雕是否“旧物新用”还是处于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
▲大台基南护墙及夹墙、夹道
▲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
▲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细部
▲大台基南护墙26号石雕
▲大台基南护墙34号石雕
▲大台基南护墙26号石雕
▲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南侧面
从图案主题、表现手法及绘制技艺等方面来看，这些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北，地处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是进出黄河的重要关口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合河城”和“合河关”就在碧村附近。
该遗址东距兴县县城约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直线距离51公里，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自西向东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等四个台地，含仰韶、龙山、汉代、辽金、明清等阶段堆积，以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遍布整个遗址。
▲石砌房址、围墙及墩台（北—南）
201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考察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玉器时，得知兴县也有类似玉器出土。根据这一线索，在碧村小玉梁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了大量积石堆积和盗洞。在向山西省文物局汇报这一情况后，成立了课题组。2014年对该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展了系统调查，2015年进行了小规模的科学发掘。
调查
2014年9月对碧村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初步确认了碧村遗址南、北、西分别以蔚汾河、猫儿沟、黄河为天然屏障，仅在遗址东部的城墙圪垛边缘砌筑了一道城墙。而小玉梁则是该遗址一个核心区域，在小玉梁台地顶部暴露有大型石砌房址，以往还出土有不少玉石器。同时，为从更大范围内了解碧村遗址的相关情况，10月至11月又对碧村遗址所在蔚汾河流域开展了调查，发现史前遗址12处，以仰韶中期、龙山时期为主。此外，还发现3处汉代墓地。
在这些遗址中，存在龙山时期石墙的石城遗址5处，除碧村遗址外，其他面积多在10万平方米以下。遗址范围内可见遗迹主要有灰坑和白灰面房址，还有零星窑址;地表遗物以陶片为主，可辨器形有鬲、瓮、斝、高领罐等，还有少量细石器。
这些石城主要位于蔚汾河或黄河岸边的山梁上，相邻城址间距在10公里左右。遗址周围多有深谷、河流环绕，石墙一般砌筑在远离河岸的缓坡上，其余各面利用天然沟壑或河谷作为天然屏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在碧村周围不到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的这些带有防御性质的石砌城墙，其构筑的独立单元所代表的人群虽然表现出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但他们之间可能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互相防御。
同时，在已发现的石城遗址中，其小地名常有“城”字，如四方城与古城岭两处遗址，目前在地表仍保留有1～2米高的龙山时期石砌城墙，墙体立面规整，砌筑方式清晰可见。
▲四方城遗址地表残存的石墙（东—西）
大型石砌房址
小玉梁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4座大型石砌房址。房址石墙建造统一而有序，多为长石砂岩错缝平砌，石块之间以砂质粘土坐浆，个别墙体采用砾石垒砌;立面均较规整，转角方正，互不咬合。墙宽一般约0.8米，仅东墙宽约1.2米，墙体地面以上的残高最大达1.1米。同时，通过对打破房址的盗洞进行清理发现，两座房址在建造时，首先是平整地面并夯实，然后进行垫土取平并砌筑石墙，再次垫土后，最终涂抹草拌泥和白灰。
▲古城岭地表残存的石墙（西—东）
石砌城墙
碧村遗址的石砌城墙位于遗址东面，地处城墙圪垛这一台地的边缘，这段石墙南连蔚汾河，北接猫儿沟，长度约180米。本次对城墙局部进行了发掘，清理长度共计11.5米，确认石墙宽约3米，方向20°，城墙上部破坏严重，仅存底部及基槽。墙体残高约0.15米，内部杂乱，为大小不一的石块堆筑而成，两侧立面规整。基槽直接打破生土，石墙紧贴基槽而建。在石墙东侧散落有大量原始城墙倒塌后形成的土石混合堆积。
▲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遗址主要遗迹分布情况
▲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中心的石砌排房
遗物
碧村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多见于灰坑中，以夹砂灰陶居多，泥质灰陶和褐胎黑皮陶次之，可辨器形有鬲、甗、敛口斝、管流盉、蛋形瓮、高领罐、粗柄豆、大口尊等。此外，也有零星黑色或褐色的细石叶。在打破Q1和F2的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龙山晚期的陶片，而在两座房址墙体之内以及房址白灰面之下，也发现了龙山晚期的鬲、罐等残片。在小玉梁Q1附近的文化层和盗洞中，还发掘出土了零星绿松石和玉环残片。
在调查过程中，还见到了民间人士收藏的部分碧村玉器。据了解，这些玉器主要出土于小玉梁及附近区域，数量近百件，种类有璧、环、臂钏、琮、刀、钺、璜、绿松石等。其中玉璧形式多样，有环形璧、牙璧、多璜联璧等;玉琮为矮体方形;玉刀多有穿孔。这批玉器流行素面。玉质多为青白玉，还有少量墨玉，细腻温润。工艺上，盛行片切割，钻孔技术发达。璧、钏、环、琮等玉器中央的大型穿孔采用双面管钻成形;边缘小型穿孔，多为单面管钻而成。
▲出土文物
意义
相较于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而言，晋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晋陕高原文明进程的探索，碧村遗址考古工作的系统开展正好顺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首先，第一次在晋西高原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石砌房址和城墙，进一步深化了学术界对史前时期北方石城遗址分布范围的认识。
其次，该遗址发现了龙山时期规模最大的石砌房址，并确认了小玉梁上大型石砌排房的存在，为认识晋西乃至北方石城遗址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崭新的考古资料。
第三，碧村遗址玉器的发现，为玉文化传播路线探索在黄河东岸找到了新的重要支撑点。
第四，碧村遗址地处黄河与蔚汾河的关键出入口，遗址规模大，等级高，与神木石峁直线距离也不足百公里，战略地位和社会辐射效用显著，这为探索黄河两岸地区文化与社会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也为探索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兴县碧村灰坑出土蚌串饰
考古发掘还在继续，
位于黄河边保德林遮峪遗址，
会不会与石峁和碧村一样，
有更大的发现？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考古中国 韩宏 孙周勇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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