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疯狂打压下，中国能否借助亚洲区域一体化实现突围？

陈绍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特朗普政府正使用针对前苏联的冷战方式对付中国。在经济上，从贸易战、科技战到金融制裁，不断延展战线，试图逼迫中国与西方脱钩；在地缘政治上，借助台湾、香港、南海、新疆等议题对中国发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的疯狂打压下，中国能否借助亚洲区域一体化来实现突围？

笔者管见，在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亚洲区域一体化能发挥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受限于“亚洲方式”的特点，这种作用实为有限。

亚洲区域一体化的现状与意义

客观而言，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过去几十年里，亚洲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经济上，区域内国家签订了众多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3、东盟+6、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旨在通过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客观上也有助于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本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高度的专业分工和生产过程的分散化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生产网络，这一生产网络直接带动区域内贸易、生产、投资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7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58%，而在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45.2%，显示亚洲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持续加深。

安全上，亚洲地区创建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博鳌亚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多个沟通和对话平台。利用这些平台，区域内外国家能就本地区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探讨和解决共同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达成共识，形成合作安全的基础。此外，亚洲还存在就某些特定议题进行协商的交流平台，如此前存在的处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国与东盟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

区域内国家搁置争议，致力于经济建设，使得亚洲地区大体实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稳定与和平，为亚洲的复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区域内多数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开始迎来了东风压倒西风的“亚洲世纪”。

亚洲的区域一体化为中国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有助于多元化中国的出口市场，部分抵消因美国的经济打压所遭受的出口损失。

例如，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的全面生效，中国与东盟的双向贸易增长较快。2019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不降反增，贸易总额达2.09万亿元，同比增长5.6%，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达14.7%。东盟开始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同期出口整体下降3%相比，中国对东盟出口1.15万亿元，同比增长3.4%；进口9385.7亿元，增长8.5%。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贸易的正向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一抹亮色。

区域一体化的“亚洲方式”

然而，受制于中国所参与的区域一体化的“亚洲方式”特点，上述缓冲作用仍是有限的。

整体而言，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呈现的仍是碎片化的图景。在亚洲的不同区域，存在着程度不一的一体化。

在东南亚，该地区的成员国早在1992年就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于2015年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在南亚，建立了一个旨在加强南亚国家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合作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亚国家也分别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

但在东北亚，尽管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早在2002年即已提出，但囊括中日韩三国的相关一体化组织或协定仍旧处于缺位状态。

2012年东盟发起建立一个覆盖亚洲主要国家的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该协定在2019年11月完成了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的谈判，但印度在最后关头退出谈判，且RCEP能否走完最后一公里尚待观察。

除了地理区域的差异，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在不同的功能领域也参差不齐。在西欧、北美等地，经济一体化和安全一体化基本同步，或曰，经济一体化主要发生于安全上的盟友之间，彼此间存在所谓相同的价值观。

与西欧、北美的区域一体化不同的是，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安全一体化二轨齐头并进，长期以来，二轨虽不同步但却并行不悖。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是区域生产网络的兴起。这一生产网络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主要由市场驱动，缺乏正式机制的推动和保障，它不像欧共体那样依靠官方制度造就。

当然，2018年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尽管其成员国不限于亚洲国家，将成为改变区域一体化“亚洲方式”的催化剂。

亚洲的安全秩序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美国领导构筑的同盟体系，呈现的是一种轮辐结构，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美国的同盟体系服务于美国亚太霸权的维护，同时对地区安全秩序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部分则是分散、分化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建立了准军事同盟关系或与其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如新加坡、台湾、越南、印度等。包括中国在内的另一些国家在安全方面则更多的是依靠自助。

除此之外，涉及亚洲地区安全事务的还包括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亚信会议等国际平台，但这些平台的作用仅限于通过对话和沟通建立信任措施。

亚洲一体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软性区域主义（soft regionalism），这与欧盟的硬性区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软性区域主义一在于它的低制度化和低法律化，一体化组织所做的任何决议很难上升为对成员国有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任何决议的通过需要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二在于其开放性，即加入的门槛较低，且能随时退出。三在于决议的执行缺乏奖惩机制，是否及如何执行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自主自觉性。

当然，亚洲一体化还具有小马拉大车特色的“东盟中心主义”等特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亚洲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的意涵

面对中美战略博弈白热化的情势，亚洲一体化的上述特点对中国意味着：

其一，中国尚缺乏能倚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和机制，现有的一体化形态不足于为中国提供坚强的后盾。安全领域的那些对话平台自不待言。

在经济领域，能够帮助中国部分冲抵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的多边合作机制可能只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但二者皆有其局限性。

就“一带一路”而言，其成功非一日之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政治行动力和经济逻辑性，而且取决于沿线国家的支持和配合。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遭到了美国的抵制和抹黑以及印度的猜忌和反对。这也意味着这一倡议的实施注定难以一帆风顺。

预计随着双方致力于消除更多阻碍双边商品和服务畅通流动的壁垒，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潜力。

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东盟贸易很大程度上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覆盖，而后者又内嵌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此外，这一生产网络创立和维系高度依赖区域外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

诚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以及中国的产业升级的确会有助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能够承接更多的流出中国的产业和产能。但美国对华经济脱钩在打压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必然对东盟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其二，诸多国家将面临“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困境。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逐渐成为亚洲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地区遂形成了所谓的“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二元格局。

诚如笔者2016年在《东亚从“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离”？》一文中的论述，这种背离在中美关系整体保持正常化的大环境下不会产生多大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中美两国既没有走向战略对抗和冲突的意愿，也不存在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的问题。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不阻碍韩国等众多国家发展与中国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

但是，当前形势的发展却极有可能打破这种稳定的局面。与其对付华为的手法相似，为了阻断中国崛起的进程，鹰派当道的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仅要推进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而且可能强迫其盟友站队选边。

对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它们深知，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有利于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因而并不愿意看到中美两头大象打架。但如果亚洲国家被逼选边，此举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的分裂，而中国想要通过区域一体化继续提高与亚洲近邻的经济相互依赖，也必然困难重重。

其三，软性区域主义所包含的低机制化、软约束力和高开放性，一方面赋予亚洲各国在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充分的自主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区域一体化的扩展和深化极易受到任一成员国的杯葛。

抱持防止中国“主导”多边合作组织的冷战思维，美国势必出手干预，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恐沦为中美对峙加剧的受害者。

当然，以上观点立基于中国现在所参加的区域一体化的“亚洲方式”。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欲通过区域一体化来获得更多的战略主动，就有必要考虑走出传统的“亚洲方式”，除了要推动RCEP的尽早签署，早日加入CPTPP及与欧盟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都是避免中西经济脱钩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