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回应满分作文:评卷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古代科举虽然陈腐,却也知道几条原则:

第一条:字多生僻者,一概黜落。

科举考试有糊名制(相当于高考的密封线)、誊抄制(以免认出笔迹),对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关节(暗号)十分敏感。所以,如果有考生在每段分别插入一个“嚆矢”、“祓魅”、“婞直”…… 原则上即使考官再欣赏,也会避嫌,岂敢拔为头筹?

据《清稗类钞》记载,溥仪的老师陆润庠(同治十三年状元)曾写信给一位李姓好友:颇忆“水烟袋”否?这位李拔贡欣喜若狂,知道陆润庠终于当上考官了!两人不敢贸然以生僻字为暗号,就约定了共同爱好——抽水烟。那一年湖南乡试的题目是《惟善为宝》,李拔贡携两位连襟一起,都将“水烟袋”三字嵌入了试帖,其中一位以“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被录为“满分作文”。

晚清文豪樊增祥著有《水烟袋歌》,正是讲述这个巧妙绕过了生僻字规则的作弊案。

而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了,就算每段十分规律地嵌入生僻字,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条:考官不常驻。

道理很简单:首先是反腐败。连足球比赛都知道,不能过早公布裁判是谁。

所以古代文人作个弊,费劲得就像在猜谜。康熙年间有个官员叫张英(张廷玉他爹),他被任命为主考时,只来得及送出去一个画有美人图的铜锣。桐城考生硬是通过“响里有容色”,悟出了《论语》中句:享礼有容色。(谐音哏,不提倡。)

其次,如果老早就知道谁判卷,考生会花大量精力去投机于考官的口味。

比如近年来的浙江高考满分作文,就全是“少年哲学家”装逼的气息:

长此以往,该地区的作文会以“尊重个性化”之名,发展出许多一模一样的“个性”来。

古人一生中能担任一次主考,已是莫大的荣耀。沈德符在《野获编·科场》里有个“十典文衡”的说法,意思是能当十次以上考官的文豪,包括李东阳(两次两京乡试、两次会试、八次读卷官)、梁储(两次顺天乡试,两次会试,外加同考及读卷)、杨荣(一次京畿乡试、九次殿试读卷官)…… 就算这几位罕见的''十典文衡'',也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主考十年。

而顶着“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身份四处走穴的陈建新老师,从2000年开始主考,俨然已经是''二十典文衡'':

同样是主考江南,同样的夏天,光绪年间的主考官——殷如璋直到临考之前,才乘船抵达苏州码头。即便如此,他的同年周福清也找上门来,想为自己的儿子周用吉活动一下关节,结果就因为时间上太仓促,正好撞上副考官周锡恩也在场,最后被判了死缓。周用吉的秀才功名也被剥夺,从此家道中落,导致周用吉的儿子——周树人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

那时候考官的身份都很敏感,不像现在只需回应一句:“评卷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评卷之前的程序,就不知道了。

第三条:考官不得经营与考试相关的生意。

(WTF,这特么还用说?!)

明朝的主考官程敏政,就因为“有偿”指导过唐寅和徐经,惨遭举报。最后虽然“查无实据”,但程敏政被勒令退休,愤郁发疽而亡;唐寅终生禁考,变成了纵情酒色的唐伯虎;徐经还好有钱,可以四处游历,酝酿出一个后代叫徐霞客;而当届考生全部被拖累,其中有个受害者叫王守仁;告发这件事情的华昹因奏事不实,也遭到降职处分,最后被黑成了《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太师……

而我们的考官呢,却在顶着“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的身份公然办班!

据《宋稗类钞》记载,苏东坡在出任考官前,曾寄给李方叔一篇范文《扬雄优于刘向论》。此事很可能是北宋朋党之争的产物,政敌用来诋毁苏东坡,可见其性质之恶劣。

而我们的考官呢,却在顶着“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的身份兜售范文:

苏东坡自己还在应试时,主考是欧阳修。有野史称,苏东坡的考卷本应点为第一,但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生曾巩,于是降为第二名录取;另有说法是,欧阳修从策论中认出了苏轼的虎爪,并一直很欣赏他。欧阳有句名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无论哪种情况,考官最终都有意避嫌,把跟自己有“关节”的好文章,主动降到了次席。

而我们的考官呢,却将原本分数为39/55/55的文章强行拔高,年年炒作“满分作文”!

因为“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权力早已变现,形成了围绕“满分作文”打造的完整产业链。

而关于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