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8日，皖南事变的第三天。当天下午，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严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务必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12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晚上，上官云相给围攻新四军的部队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
新四军军部获悉这一情报，立即研究决定，迅速脱离现地，经高坦返回茂林，再向北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具体部署是：第1纵队继续在榜山一带坚持，牵制第40、第52师；第5团坚守高岭，阻挡第79师；新3团为前卫，老3团和军部、直属队跟进，特务团随后跟进。前卫部队刚刚到达高坦，即与顽军第144师第430团展开激战。
经过一个晚上的血战，新3团巩固了高坦阵地，并夺占了高坦以北的制高点。但由于前方的茂林有顽军第144师的主力重兵把守，部队难以继续前进，军部制定的经茂林，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就在部队前受阻，和顽军形成胶着，处于对峙，且遭敌四面围攻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副军长项英（虽然在行政职务上是副职，但他是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居然跑路了！
1月9日凌晨，项英、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李一氓（秘书长）等人赶到高坦之后，和大家一起站在路边淋雨。这个时候，新3团和顽军第144师正在战斗，从茂林方向传来的枪声非常密集。何去何从？作战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一起研究一下，周子昆他们不愿意主动去找叶挺，而是让叶超去请军长过来。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到军长正和副官、侄儿、警卫员在里面烤火。叶超汇报了一下情况，说明项英等人在路边，建议首长们研究一下怎么办，但不敢说是周子昆要叶挺过去。
叶挺听了之后，相当气愤地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知道这是军长对百户坑会议作出的原路返回的决策不满意，不敢再讲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又过了好一阵子，叶超才以查看情况为由出去，到项英他们原来站的地方及其附近，都没有找到人，便回到徐家祠堂将未见项英等人的情况向军长作了报告。
项英在路边等不到叶挺，面对危急环境束手无策，丧失了信心。于是，他把随身所带文件交给警卫员夏冬青烧掉，又用自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亲身经验说服了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跟他一起寻找小路突围出去。就这样，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带着少数警卫员，放弃指挥，不辞而别，擅自离队，开了小差。
项英一行人于黑暗中，在外潭仓到里潭仓之间的竹林里，向北面的山坡上爬去。那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下个不停，寒风呼啸，他们在山上转来转去，到天亮才发现只走了一里多路，里潭仓就在脚下。此时附近山头枪声不断，此起彼伏，大雾弥漫，难以行动，于是他们走进一间棚子里，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及突围路线。不知不觉天黑了，疲劳不堪的他们靠在火堆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10日早晨。
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吹号，懂得号谱的周子昆高兴地说：“是我们的号声，是调5团1营1连的。”他们往山下一看，见整齐的队伍正从里潭仓经过。周子昆说：“我们还有这么多队伍，我们下去吧！”项英也高兴地说：“好，我们下去吧！”他们一行十几个人的小队伍，在离开部队一天半之后，于10日下午回到了军部所在地石井坑。
得知项英等人临危脱队后，军部机关人员大为震惊，纷纷来找叶挺。叶挺激动地说：“你们关心全军突围，这种责任心很宝贵。我们现在处境很困难，很危险，这是由军部来负责。但现在不是评论谁是谁非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团结一致，坚定地战斗下去。”叶挺严肃而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枪毙！”他随即要司令部组织力量，迅速查明敌我部队所处位置与实力等情况；然后把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2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找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指战员们的衷心拥护。
接下来，叶挺、饶漱石通过中原局向中央报告了项英等人私自离队的情况：“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叶挺和饶漱石：“项袁周李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致电中央，就如何应对皖南危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项袁周李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如何，望即复。无论如何，再不能让项继续负责了，早撤职一天，早好一天。”
中央接到电报后询问刘少奇：“你说项袁周李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叶挺）、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刘少奇次日复电中央：“接希夷、小姚9日报告说，项袁周李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不告而别，行方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形如何，我亦不知。”
当项英回到军部，得知叶挺和饶漱石已经将他们擅自离队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之后，也发了一个电报给刘少奇，请他转给中央，内容是报告离队的经过以及请罪：“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受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子昆、一氓同志。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到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1月12日，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正式决定皖南被围部队由叶挺和饶漱石负总责：“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可惜来得太迟了。新四军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深陷重围，粮弹将尽，人困马乏，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从石井坑突围之后，项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遗憾的是，项英没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将功补过了。1941年3月13日凌晨，项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项英在1月9日凌晨形势危急，部队急需坚强领导之时，身为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惊慌失措，思想动摇，不找叶挺商量应急措施，即置部队于不顾，放弃领导责任，脱离指挥岗位，带领十几个人私自出走，临阵脱逃，开了小差，企图寻找小路突围，保全自己，此举严重地影响了军心士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