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英国对德为何会倒向绥靖政策?(上)

摘要:英国空军参谋部不仅高估了德国已经拥有的飞机数量,还大大高估了它即将拥有的飞机数量。英国的专家们也夸大了轰炸的影响——当然既包括自己方面的损失,也包括德方的损失。

《英国史:1914-1945》

[英]A.J.P.泰勒 著

徐志军 邹佳茹 译

华夏出版社 2020年版

只有具有清醒头脑的人表现出对于外交事务的关注:政治家、工会书记、作家和高级刊物的读者,凯恩斯称之为“小圈子里的人”。普通男女在1938年9月底陷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以前,几乎意识不到欧洲大战即将来临。即使在此之后,民防和国防义勇军的新兵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旗帜晚报》每日刊登大卫·洛的漫画,他们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描绘成好战分子。《每日快报》秉承“报喜不报忧,才有好结果”的原则,在慕尼黑事件后的头版通栏标题写道:“英国今年不会,明年也不会卷入欧洲战争”。虽然外交事务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整个剧场几乎空无一人,舞台工作人员也浑浑噩噩。直到1940年5月,外交事务引发灾难性的错误,全民才开始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中。

争论和行动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军备(通常称为“重整军备”或“国防”)政策。虽然这两个层面明显相关,但少有重叠。三军首脑把德国的军备,或者假想的德国军备作为标尺,准备反击。他们不去分析英德两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也不去分析如何解决冲突。他们认为,既然德国再次崛起为军事强国,一旦双方的军备计划成熟了,就会开战。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将不得不主要以一己之力单独应战。他们没有考虑结交盟友的可能,因此通常还会贬低他们。例如,1939年2月,当政府把与法国的联盟关系拉得更紧密时,参谋长们却预言法国军队可能要战败。另一方面,外交政策的制定几乎不考虑军备状况。妥协还是抵抗都是就事论事予以考量,即使援引军事理由,都是事后用于为所作决策找借口。因此,对于英国如何走向1939年的战争,有两种不同的叙述——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似乎又互相矛盾。其中一种说法称,英国不断加速备战,以应对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另一个说法称,英国在不断摸索,试图防止战争,这些努力出了岔子,令人遗憾地失败了。

1935年大选之后,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开始了,当然,它早前已经在理论上提出。政治动机加入进来。选举本身给予政府某种扩军的授权。阿比西尼亚危机以及此后德国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粉碎了战后从容、安全的岁月。然而,主要的动机还是技术上的: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需要得到抑制,尤其是其空中力量。英国空军的首脑们反复修改他们对德国军备的预判,不断提出新要求。1935 年3 月糟糕的某一天,希特勒对约翰·西蒙爵士声称,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与英国齐平,英国的三军首脑们信以为真,甚至认为德国人还有保留。事实恰好相反:德国虚张声势,拥有的军事力量从未如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战后不久,美国调查人员对德国经济进行过调查。他们的结论是:“世界大大高估了德国的(空军)实力。”尽管这一结论得到了史官的准确记录,但还没有写进关于战前历史的大众读物中。

阿比西尼亚边上的意大利大炮(1936年)

事实上,德国正忙于准备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即便如此,它也没有时人以为的那样急迫。它的努力几乎全部花在建立陆上作战的力量上。直到1940年,它还没作好与英国开战的直接准备。它没有作战舰队,没有登陆艇,潜艇极少。它的空军是为配合陆军作战而设立的,而非一种独立的武器。当然,德国人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任何飞机最不济也可以执行轰炸城镇的任务。然而,德国空军并没有为此做什么计划或训练,尽管希特勒威胁要狂轰滥炸。英国空军参谋部认真对待这些威胁。他们不加深入探讨,就假设所有的德国轰炸机都能轰炸英国目标,会在战时投入使用。他们进一步高估了德国已经拥有的飞机数量,还大大高估了它即将拥有的飞机数量。例如,1938年,他们估计德国的前线力量是英国的两倍,未来的产量也是英国的两倍。当时德国前线力量的优势实际上只有60%,预备队比英国少,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也少于英国。英国的飞机产量几乎达到德国的水平,在1939年的时候超过对方。

德军的Ju 87俯冲轰炸机

英国的专家们也夸大了轰炸的影响——当然既包括自己方面的损失,也包括德方的损失。1937年,他们预计袭击将持续60天,造成60万人死亡,120万人受伤。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卫生部于1939年计算得出:战争爆发之初,将急需100万到300万张病床。在近6年的战争中,英国因空袭造成的平民实际伤亡人数为29.5万人,其中6万人遇难。

空军首脑坚持认为,大规模报复是唯一的防御办法,轰炸机必须优先于所有其他形式的武器。海陆两军的首长们担心自己的计划受到影响,试图抵制这种意见,但未见成效。1935年,英国皇家空军获得的经费不到陆军的一半,比海军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到1939年,空军得到的经费是最多的。大臣们原则上接受了皇家空军的主张,只是出于费用原因在实际操作中加以限制。在他们看来,稳定的货币、外国信贷和轰炸机编队一样重要。战争爆发后不久,约翰·西蒙爵士称金融为“第四支国防力量”。此外,大臣们不想因为大幅增税而影响民望。他们也不想打破社会繁荣,希望军事经费成为无人注意的“额外”支出。他们逐渐向空军长官们摆出的骇人数字让步,但要砍上一刀。

即便如此,大臣们和空军长官们还是忽视了飞机制造面临的困难。他们被1914年之前与德国的海军竞赛误导了,大多数人记得、并且想象,只要有了钱,飞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过去造战列舰确实如此,或者几乎如此。当时,英国拥有不计其数的船厂和造船工人,只要政府下令就可以开工。但飞机的情况不可相提并论。英国没有庞大的民用市场基础,没有大型的航空工业。资源和工人不得不从其他领域调配过来。工厂必须新建。事实上,项目越大,实际生产的飞机数量越少。一切都用于准备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于生产。大臣们都很困惑,投入的钱越多,反而越生产不出东西。

在白皮书宣布改变立场之后,英国军备的发展明显跨越了四步。第一步是1935年秋决定充分武装。纸面上制定了一些数字目标,但几乎没有效果。鲍德温信守了他的诺言:不会有大规模的军备。毫无疑问,他会为此感到惊奇和遗憾。接下来,内维尔·张伯伦在最后一次政府预算(1937年4月)中,放弃了传统的和平时期财政政策,出台了一项特别的税收:国防贡献税,专门针对从武器制造中获利的商人。他还提出,4亿英镑的额外经费应分5 年借贷来筹集,而不是通过征税——自1889年《海军防御法》生效后,在和平时期这还是首创。每一次,他们的假设都是一样的(尽管每次都是错误的):这是一次性的开支。大家期望新造的飞机(1889年时则是船只)足够用,还能长期使用。无论如何,钱已经有了。

在1935年至1937年,鲍德温第三度出任英国首相

二战早期,英国生产的巴特尔轰炸机

然而,飞机依旧步履维艰。一年后,政府采取了第三个更严厉的措施。1938年3月22日,军方可以不受限制地干预“正常”的商业行为了。自此之后,例如,虽然汽车的民用市场需求很大,制造商受到鼓励转而制造飞机。第二天,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人来到了唐宁街10号,同意放松机械制造业的工会限制,这是1931年以来他们的首次到访。这相当于1915年3月27日劳合·乔治的财政部协议——不过这一次是在战争爆发前18个月,而不是7个月之后。这两个政策标志着战时经济的真正开始。虽然发生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10天后,那纯属巧合。技术上的理由在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最后一步在时间上与任何政治事件都不重合。1939年2月22日,政府授权空军“无限量生产”,也就是说,工业可以只顾生产,不考虑钱的问题。另一方面,战争的爆发对经济没有影响。1939年2月22日以来,生产不曾间断,直到1940年5月的巨大灾难导致生产加速。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仅从军备的角度判断英国的政策(正如通常只以希特勒的军备来衡量他的政策),那么就会发现英国正清醒地走向战争,一直抱着坚定的决心。

然而,政治的叙事全然不同。当然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军备竞赛必然会导致战争。丘吉尔基本持这种观点。他和他的少数支持者认为,德国决心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英国必须作好抵抗准备。少数工党人士继续把军备视为战争的起因,尽管他们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削减英国军备,让一切都好起来。工党的普遍观点更加模棱两可。现在该党正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军备的适当增加对于他们深信不疑的集体安全是必要的、有利的。1937 年7月,议会党团决定在军备预算问题上弃权,而不是投反对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免于责难(民众指责他们鼓吹强硬行动,却没有实施的手段),也表明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心。

即使这样的路线变化也不如看上去那么引人注目。以45∶39 票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支持者主要来自不善言辞的工会成员。领导人大多数还是表示反对。艾德礼本人投了反对票,他的两个主要副手莫里森和格林伍德也是如此,当然,左翼党员如克里普斯和贝文,都投了反对票。这些人才是工党在议会的发言人,他们不愿改变态度。他们时而声辩,军备永远不会用于正义的目标,即集体安全;时而又称会作为邪恶的用途,比如帮助德国对付苏联。无论哪一种情况,公众舆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即工党似乎反对重整军备。因此,它仍然容易受到指责,被认为只有强硬的言辞,而没有强硬的手段。

1935-1955年,艾德礼担任英国工党党魁

工党的混乱态度阻碍了全国合作的可能,当然,工党越受冷落,它就越可疑。内维尔·张伯伦并不感到遗憾:他总是把分歧变得更尖锐,而鲍德温则试图化解矛盾。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与其他事情一样采取务实的立场。他对于鲍德温的行动迟缓、犹疑不决早就不满。他不满足于表面言辞,无论是工党的,还是法国所依赖的公约和协议。他不喜欢虚伪和暧昧。他是第一个主张放弃对意大利的制裁的大臣,当时制裁显然已经失败了,他也是给爱德华八世施加最大压力的大臣。是他一步步带领英国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事实上,他为英国二战期间的战斗力打下基础,比任何人都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对那些浪费在军备上的钱表示不满,也不希望国外事务干扰他和政府的国内改革项目。他认为,欧洲的独裁者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像他一样理性的政治家,无论如何,必须如此对待,他们的不满可以通过理性对话来平息。因此,他急于展开对话,希望欧洲重新确定新路线。

张伯伦的财富就是敏锐的理性主义。他以如下问题粉碎批评的声音:还有其他选择吗?现在几乎没有人相信,国际联盟的现状还能发挥作用,尽管大多数人不承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均已退出;阿比西尼亚问题的失败使制裁遭受极大打击。丘吉尔大言不惭,似乎认为英法仍然可以主导欧洲;一些外交官员则认为希特勒应该受到“当头一棒”。张伯伦对这一政策毫无信心。他认为法国在马格诺防线的保护下不会被入侵,英国作为海上强国也是安全的,他同样认为,德国也是安全无忧的。至少,德国只可能被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战所驯服,这场大战将把欧洲撕成碎片。他和所有英国人一样,希望避免这样的战争。那些认为希特勒虚张声势的少数人,可以用三军首脑提供的估计数字来回应,或者用丘吉尔本人的数字来回应。张伯伦也没有对英法在东欧影响力的下降感到遗憾。这正是包括他的哥哥奥斯丁在内的英国政治家所大力提倡的。

法国的马格诺防线,自1929年起开始建造,1940年才基本建成

当然,德国将成为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主宰,这一点在他和任何人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德国被公认为一个强国,这就不可避免。张伯伦是否在更进一步等着一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好让大英帝国摆脱所有麻烦?这种复杂的论调是当时一些极端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对张伯伦来说是一种抹黑,后来偶尔还有人因此赞扬他。这种说法可谓无稽之谈。张伯伦是活在当下的那类人。他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不会看得太远。毫无疑问,他希望德国和苏联能够相互抵消、相互制衡。但它们如果开战,不论哪一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对于英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只要仔细想想,就会祈求平安无事。

张伯伦是否曾设想过与德国结盟对抗苏联,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考虑。他厌恶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德国,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与苏联结盟是极左派——左翼图书俱乐部、未公开的人民阵线,以及那些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人最希望看到的。大部分工党人士则不情愿地、缓慢地朝这个方向走。有理由推测,只是到了后来,或许直到希特勒对苏联开展进攻之时,大多数英国人才认为共产主义的苏联不如纳粹德国那么邪恶。此外,在1937年及其后几年里,另有实际原因。苏联面临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所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都被枪杀之时,它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军事强国。英国三军首脑对苏联军事能力的评价非常低,他们的观点很有分量,其中既有信息依据,也有政治偏见。退一步说,即使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只要东欧的封锁线存在——它们是反俄的,苏联也不能对德国采取有效行动。欧洲的和约必须以某种方式修改。修正和约、适应德国比适应苏联听起来更为实际,结果也没有那么痛苦。苏联想赤化欧洲。德国则寻求纠正民族遭受的冤屈,然后与西方列强建立伙伴关系,携手走向繁荣。

这是张伯伦自行作出的有几分理性的考量。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并未围绕这些考量,而是以道德的形式展开的。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英国是第一流的强国,尽管军备存在不足。因此,英国可以自由选择道德之路,如果它作此选择,这条路势必走向胜利。事实上,英国人更关心的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随时备战。有一种道德舆论极力为德国辩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被左派所强调。该观点是这样的:《凡尔赛和约》是不公正的、惩罚性的、不可行的。德国有权在军备和其他方面实现与其他国家平等。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应该像其他民族一样有权自治,即使这意味着德国实力的提升。更广义一点来说,德国有权屹立于欧洲和世界,它应在人口、经济资源和文明等领域获得与其相称的伟大地位。此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工党外交政策的惯词。当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时,工党还是坚持这一主张。即便是后来,他们也没有下决心全盘放弃。他们困惑而尴尬地认为德国的要求是正义的,尽管希特勒无权提出这些要求。

《凡尔赛和约》英文版封面

当工党抛弃了道德诉求时,保守党却接了盘。20世纪30年代的保守党已不再是一战期间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者了。凯恩斯对和约的谴责使他们逐渐接受了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动摇了英国在国内外的地位。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人都不希望重蹈覆辙。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显得有些紧张和虚伪。不喜欢法国的部分军方人士,总是说英国站错了队。相较于靠不住的法国人,商人们更喜欢勤劳的德国人。他们钦佩希特勒取得的经济成就,就像早前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的火车准点运行,他们也印象深刻一样。当然,人们也对德国的实力和它的经济竞争力感到担忧。但是,要想驯服德国,最理性的方式看起来就是解决其正当的冤屈——肯定比一场战争更为理智。良心的愧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渴望弥补过去的错误,希望赎罪能带来和平。《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就像很久以前南非“米尔纳幼稚园”的成员一样,他总是倾向于同情德国人——这就是诺斯克里夫在1919年1月将他解雇的原因。但是道森认为自己无可指责。他对爱德华八世的敌意难以消解。他现在同样顽固地站在德国一方。他把《泰晤士报》变成了宣传手册,毫不犹豫地压制或歪曲同僚们的报道。

另一方也有强有力的道德论点:德国政府的性质。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德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用现代的话语说,它成为一个极权国家。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所有的政党都被镇压了。政敌们未经审判就被强行押入纳粹组织的劳改营——效仿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做法,纳粹称其为集中营。宗教遭到了打击。大选变成了人为操控的全民公投。英美两国记者对德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充分甚至是完全的报道。纳粹的独裁统治并不比其他某些国家更糟糕,尤其是苏联,而左翼势力正在鼓吹与苏联结盟。但是德国的情况被广泛报道。此外,德国曾经是民主法治国家;但苏联不是。德国从道德高地跌落下来,成为它的特殊罪行。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首日在窗边向支持者致意

共产党领导的工党左翼人士在最开始就谴责德国法西斯主义。极少数人公开宣扬正义之战、解放之战的论调。其实他们离这也不远了。他们夸大经济制裁对意大利的影响,故而认为道德上的反对和经济上的抵制会让德国法西斯主义垮台。基本上,他们大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法西斯主义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此,他们与三军首脑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分歧,后者对于战争产生的原因另有看法。在实践中,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和鼓吹战争没有多大区别。反法西斯运动加深了工党和政府支持者之间的隔阂。保守党人不受意识形态的裹挟。他们的反应是为希特勒寻找借口,当社会主义者在国民政府的政策中发现了“法西斯主义”时,他们更是卖力地寻找借口。大多数英国人不想干涉别国事务,认为德国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

漠然的态度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所有阶层和所有党派的英国人都被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激怒。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也遭受恶待,甚至经常是更糟——比如和英国交好的波兰。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也存在悄无声息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被拒于许多社会组织门外,比如高尔夫俱乐部,一些最著名的公立学校对他们施加入学限制。确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给予犹太人在产业界和专业界发展的机会比大多数国家还多。此外,这是一种野蛮行为,也是对野蛮行为的回归,这一点使纳粹德国招致极度憎恨。一些曾私下认同反犹主义的英国人现在必须将它抛弃,毫无疑问他们为此恼怒不已。

此外,德国犹太人并不是穷人,就像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他们是著名的作家、音乐家、银行家和科学家。现在他们被有计划地驱逐出公共生活。许多人离开了德国——尤其是有经济能力的人。他们在英国受到热烈欢迎。早在1933年,就有一项基金专门用于给英国大学里的学术难民。一些难民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这有利于英国。一些人成为了记者和作家。每一个难民都是活生生的反纳粹宣传者,即使他一直沉默——这些宣传能让远离左派的群众听到。最不讲政治的教授也为新同事的悲惨遭遇所打动。当某位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被囚禁在维也纳时,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们也成了自由的捍卫者。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被准许进入英国,他不需要办理任何正常手续,在第二天就成为了英国公民。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名册被直接送至弗洛伊德的家中请他签名,此前名册从未离开过学会办公楼。鲍德温退休后唯一一次在电台发表演讲,是为了支持一个安置犹太人的基金。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径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更激起英国人对德国的道德反感,这种道德情感反过来又让英国人主动走向战争。

弗洛伊德在伦敦的居所

张伯伦也有这种感觉。但他很少让情绪主导政策。无论如何,他认为绥靖是使德国回归文明行为的最佳方式。我们有理由推测,他的观点被工党之外的绝大多数英国人所接受,而工党似乎拥护没有武力支持的集体安全,无人理睬。在1937年5月加冕期间的帝国会议上,自治领代表进一步支持张伯伦。对于如何应对欧洲独裁者,他们一致赞成绥靖政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渴望看到欧洲的稳定,这样一来,英国就能增加兵力对抗远东的日本了。1937年7月中日战火重燃时,他们的这种渴求越发强烈。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对此作出了回应,这不足为奇。张伯伦也得到内阁主要成员的大力支持;张伯伦单打独斗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内阁的两位前外交大臣西蒙和霍尔都与他密切协作;哈利法克斯现在是枢密院长,他在与甘地的漫长谈判中认识到了绥靖的价值。面对这个强大组合,现任外交大臣艾登独自一人与之抗衡,偶尔得到次长们的微弱支持。

安东尼·艾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英国外相

艾登此前并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他一直充当首席调解人的角色,在欧洲四处游说,兜售裁军会议与和平公约。作为外交大臣,他曾在公众强烈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时放出理想主义的烟雾弹,以挽救鲍德温。他默许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要求,并劝阻法国在莱茵兰地区的行动。他发起成立虚伪的西班牙不干涉委员会。他依赖道德谴责法:言辞强硬,却不见行动。他相信,如果安东尼·艾登继续发出警告的话,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迟早会乞求宽恕。这实际上是边发牢骚边退让。独裁者得其所愿,并且越来越有信心,认为通过威胁,他们可以得到更多。脸面可能得以保全,但其他的一切都丢了。张伯伦不喜欢这种态度。就像一位优秀的商人一样,他急于止损,以便将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1937年夏,艾登一度主动采取行动。一艘“未知”潜艇(实际上是意大利潜艇)击沉了英国、法国和苏联的航船,船上载有运往西班牙共和国的食品和民用物资。英法在尼翁召集了一次地中海国家的会议,并建立了反潜艇巡逻机制。击沉船只的行动停止了。这证明,有力的措施在有利的环境中可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经常对顾问们说,如果西方各国有此要求,就停止对西班牙的干涉。但这次行动所获得的经验没有得到重视。意大利部队继续为佛朗哥打仗。艾登则继续抱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西班牙)政府取胜。”他没有作出选择,更确切地说,他选择了一条实际上通向佛朗哥胜利的路线。

1937年11月,流于空谈再次暴露无遗。中国人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华。国际联盟匆忙地将烫手山芋递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会议。这一次,英国政府先发制人:他们表示愿意支持美国参与的任何行动。美国只会夸夸其谈,除了继续与日本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外,没有采取任何制裁行动。大会以一贯的方式表示对日谴责,然后就散会了。艾登继续相信言语的力量。他认为,他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对话将使独裁者们有所顾虑。1938年1月,罗斯福希望召开世界会议,将所有的冤屈都摆到台面上,但同样不保证美国会采取行动。艾登此时在法国南部度假。张伯伦更希望与独裁者直接谈判。在他的鼓励下,哈利法克斯已经访问了德国,并向希特勒保证,如果没有“影响深远的动乱”——没有战争,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将以有利于德国的方式得到解决。因此,张伯伦对美国给予了消极回复,美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想法,于是欣然接受。艾登回来以后大为光火,他误以为张伯伦错失了争取美国支持的大好机会。站在个人立场,他更有理由愤怒,因为此次外交行动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2月份,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独立的奥地利陷入困境。张伯伦认为,可以诱使墨索里尼来节制希特勒,即使不能拯救奥地利。艾登还是无力地表示反对。1937 年1 月,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已经达成一项“君子协定”,此项协定由艾登亲自推动,双方同意尊重地中海的现状。在出任首相后不久,张伯伦曾与墨索里尼交换过友好信件。张伯伦现在希望再往前推进一步;艾登则岿然不动。他们的争论保持在小范围内。墨索里尼想让意大利帝国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一旦意大利的“志愿军”从西班牙撤出,张伯伦和艾登准备同意。张伯伦希望将这一有条件的协议记录在案;艾登则表示反对。事情就是这样。艾登一方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没有阻止意大利对西班牙的供给,也没有帮助西班牙共和国采取任何反干涉措施。争论仅限于言辞——是否要有个特别的说法。讲究言辞是外交部门的习惯,毫无疑问也是必要的。张伯伦虽然自称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却也有这个作风。他甚至向意大利大使格兰第(Grandi)寻求帮助,试图说服艾登,言辞能发挥作用。首相竟然与外国大使会谈,艾登感到进一步受到冒犯。

意大利驻英大使格兰第

张伯伦向内阁呼吁。没有人支持艾登,尽管有人想平息这场争论——也许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张伯伦坚持要决出个结果。2月20日,艾登辞职。哈利法克斯无奈地成为外交大臣。回想起当总督的时光,他说:“我这一生已经受够了羞辱。”但直到最后,他做得很好,唯有他从绥靖政策中解脱出来,声誉清白,甚至得到褒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吹嘘,是他们迫使艾登辞职的,许多英国人竟然信以为真。艾登是一个言辞强硬的人,后来获得了主张采取强硬行动的虚名,成为反对张伯伦政策的代表人物。在有关艾登辞职的辩论结束后,25名保守党议员弃权——这是政府多数派的第一道裂痕

对于绥靖政策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糟糕的开端。张伯伦曾想制订一个宏伟的计划,结束欧洲的紧张局势。但他又很胆怯,不断让步,最后一无所获。墨索里尼并没有被模糊的表述打动。对于拯救奥地利,他什么也没有做。3 月13 日,希特勒攻入维也纳,将奥地利并入德国。要是在过去,这会被当作民族自决权的胜利。现在,许多英国人接受了3月14日丘吉尔对下议院的警告,称欧洲“面临着一项侵略计划,它是经过精心计算和布置的,正一步步展开”。张伯伦也相信希特勒会再次发动进攻,除非其正当的冤屈在此之前得到纠正。张伯伦同意普遍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下一个猎物。他现在急于满足希特勒。张伯伦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无关英国利益,他和希特勒一样反感它与法国结盟,尤其是与苏联结盟。他还认为,境内有300万德意志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在道德和力量上都不稳固。

这些观点非常流行。直到不久以前,几乎所有有政治头脑的英国人,尤其是左翼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大多数保守党人也一样,很久以后才转而接受开明观点。张伯伦也有实际的动机。他认为,从军事角度看,英国和法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什么也干不了。他甚至怀疑目前的空军力量是否有能力保卫英国。参谋长们表示同意。在他们看来,“现在对德国发动进攻,就像‘枪未上膛就去打虎’”。然而,张伯伦似乎未向军事顾问寻求正式建议。他事后用军事论据来支持既定的政策。他最主要的动机是,坚信和平修约可以避免第二次欧洲战争。

(本文摘自《英国史:1914-1945》,[英]A.J.P.泰勒 著,华夏出版社,2020年7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A.J.P.泰勒:20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作等身,包括《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麻烦制造者》《英国史:1914-1945》《俾斯麦》等。

内容简介

从一战爆发的1914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和历史的三十年,英国在二战中对抗轴心国、最终取得同盟军的胜利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本书《英国史:1914-1945》中,泰勒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焦点,深入探讨每一关键事件的成因,不仅深刻勾勒了当时英国政治家和各国领袖诸决策多方考虑下的心理纠结与必要的果敢,亦广泛采用当时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与民情舆论等相关档案材料作为大事件背后的重要背景;泰勒对二战之所以爆发的根源探讨,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该争论从1960年代持续至今,为此,泰勒被美国《时代周刊》入选为最富争议的泰斗级历史学家。他的大战期间《英国史》仍为无法绕过的20世纪欧洲史读物;本书也是《牛津英国史》的最后一卷第15卷,该卷的销量超过之前十四部的销量总和,其影响之深远与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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