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七八十个“虫眼儿”的“天禄琳琅”，尘埃覆面、难辨真颜的“祠堂画像”，涂了蜡浆糊很难粘住的敦煌遗书……这些曾在时光的长河中饱受摧残的古籍，都因一双双“回春妙手”而重获生命和尊严。
9月1日，“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开展。“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以古籍修复为内容的专题展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告诉记者。
虫眼儿遍布的“天禄琳琅”
此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展出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9年通过“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向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征集到的参赛作品。
“‘天禄琳琅’是清代宫廷善本的精华，国家图书馆藏约有3500册，其中300余册存在非常严重的糟朽、絮化、粘连等破损，属于《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所确定的一级破损，且存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隐患，继续抢救性修复。”展柜里，一件《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和一件《唐文粹》在本次修复技艺竞赛中脱颖而出，它们都来自“天禄琳琅”。
“你看，仅这一页儿上，就有多达七八十个‘虫眼儿’。”杜伟生指着眼前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说。乍一看完好无缺的书页，一旦俯下身细细观察，就能看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蛀孔，像“水印”一样浅浅印在已补充完整的泛黄书页上。“这件作品在修复时，最难得的就是配色得宜，修补好的书页不仅看上去和谐完整，又能辨认从前的痕迹。”
“这幅祠堂画像来自国家图书馆馆藏，也是本次竞赛中的优秀作品代表。”眼前身着清代服饰的女子“端坐”画中，姿态沉静，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曾经沧桑”的样子。
而杜伟生却告诉记者，其实，这幅画本来的样子十分“凄凉”。“接受捐赠时，这幅祖先像仅剩画芯和旧色纸质隔水立柱。虽然画芯没什么破损，但表面却遍布霉斑和污物，厚厚的尘埃也让画中的主人公难辨颜面。”
因此，这幅作品在修复时的难点在于清理画芯，要用水把霉斑和灰尘都洗干净。“这可是个‘见功夫’的事儿，难在水得用的合适。水少了，洗不干净；水多了，就给洗‘灰’了，也就是让它‘见新’了。”
“粘不住”的敦煌遗书
除了本次竞赛中的优秀作品以外，展览还展示了近年珍贵古籍修复成果，涵盖敦煌遗书、早期佛经、宋元善本、金石拓本、明清古籍及稿抄本等各类古籍，同时将展出古籍修复工具设备以及古籍修复用纸等实物。
比如敦煌遗书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就是本次展览的一件重要展品，虽然经卷泛黄古老，颜色深浅不一，但它“完好”得几乎看不出任何修补痕迹。
杜伟生从事古籍修复事业已有40余年，敦煌遗书正是他主持、参与的修复项目，修复工作始于1991年3月。眼前这件作品它难修在哪儿呢？“你看这经卷上颜色深深浅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使用的是上了蜡的‘硬黄纸’。”杜伟生解释，“硬黄纸”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书写载体，上蜡后成半透明状，不仅可以用来做“描红纸”，而且具有“防虫避蠹”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涂了蜡，纸张的吸水性变得很差，“浆糊涂在上面粘不住，经常刚刚修补完，一压就又裂开了。”所以，在修复这样的古籍时，需得“小心加小心”，进度十分缓慢，“就这一卷就得修上两个星期。”而国图收藏敦煌遗书1.6万余件，工程量可想而知。
“不能拆”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不能拆，拆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把衣服拆了重新做一遍，针脚总有不搁在原来的地方。”
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一本修复好的《永乐大典》，而展板上则匹配了一张杜伟生20多年前修复它时的工作照。
“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4册《永乐大典》里有100多册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大部分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
杜伟生说，正是由于永乐大典具有这样的完整性，所以在保护时，工作人员们不能像修复一般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把书页分成单张一一修补。但它们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不利于长期保存和整理利用，而亟待修复。
《永乐大典》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印好的书页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配页后将书页撴齐、压平。由于不能拆装帧，杜伟生想出了一种“掏补”的方法，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修复的时候需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页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
这是古籍修复方法上的一种创新，也被杜伟生称为“没有办法的办法”。除此之外，《永乐大典》的修复还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开展，尽可能保留了原书书叶火烧痕迹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古籍修复档案。
提醒
入馆参观需提前预约
据悉，本次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通过图文、修复专家视频演示、修复师现场演示、观众互动体验等方式，立体展示古籍修复技艺，向大众展示古籍修复成果，宣传古籍保护理念，营造全社会参与、关注、保护和传承古籍修复技艺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推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