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考古所所长刘章泽:实习时亲历三星堆大发现,对三号坑充满期待

9月4日,天府大道北延线一个工地,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正带领工作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里,他一待就是五个月,皮肤晒得黝黑。除了手里的工作,他更关注更多的,就是10公里外三星堆三号坑的消息。也是在这里,他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自己与三星堆的“缘分”。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震惊考古界,恰逢我在那里实习,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发掘。”回忆当年,刘章泽仍有一种自豪感。有了这段经历,后来,他更对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地产生了浓厚兴趣。多年来,他多地调查研究提出,古蜀先民的一支翻越九顶山进入成都平原,到达什邡桂圆桥,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与此相关。

刘章泽在天府大道北延线一工地作为领队开展抢救性发掘

1986年仲夏:

实习快结束

砖厂工人带来一个巨大惊喜

1986年夏天,刘章泽还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一名学生,那时正赶上他和20多名同学在三星堆工作站实习的日子快要结束。

1986年7月18日下午,他和几名同学正在整理上半年考古发掘资料。此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正在向他们靠拢,似乎是要给临走前的他们一个巨大惊喜。

“砖瓦厂的工人跑到办公室,说挖到宝贝了,让我们去看看。”刘章泽介绍,当时首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以及副站长陈显丹等立即带他们去了大概100米远的现场,收回了工人拿走的几件玉器,同时让砖瓦厂工人马上停工。

发现文物的正是工人刘光财与杨运红。随后,考古人员对旁边的田地搜索一番,找到了一些玉石碎片。经过拼对,原来是玉璋、玉戈等一些古代的礼器。陈德安与陈显丹意识到重要性,一面对现场进行保护,一面将此事上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刘章泽当年手写三星堆考古日记

时值仲夏,考古队员冒着酷暑和乡间蚊虫的叮咬,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他们用锄头、小手铲、竹签,慢锄、轻挑、细刮,生怕流失一丝文化信息。

古蜀王金杖出土:

召开紧急会议

派川大学生骑车去县城报告

1986年7月29日,考古人员发现一对象牙和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和石璋、 石戈的堆积之处。

1986年7月30日凌晨2点过,当陈显丹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了出来,他继续清理,发现它是黄金制品,再继续清理下去,发现上面刻有鱼纹,再继续,发现上面还有其它的纹饰,而且弯弯曲曲越来越长。此时陈显丹开始紧张起来, 心想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条“金腰带”。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此之前,曾在什邡发现了一条十二生肖的金腰带。

“当时有农民工询问是不是黄金,但陈显丹说是黄铜。”刘章泽回忆说,随后现场暂时停止了发掘,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目前参加发掘的所有农民工不得离开此地 ;二、由四川大学一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广汉县城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县委县政府,同时请他们派保卫人员到现场保护文物的安全;三、由陈德安返回成都,把这一重要发现向单位负责人汇报,陈显丹坚持在发掘现场继续作发掘清理工作。

“我们那个同学还把牙齿都摔落了!”刘章泽介绍,当时是碎石路,报信的同学夜间骑自行车,不慎摔了一跤,把门牙摔落了。

早晨5点刚过,广汉县委县政府在接到这一重要报告后,立即派出了36名武警战士到现场维持秩序。清理工作在继续,发现的文物也越来越多,“金腰带”的清理也在继续。不久,这条“金腰带”现出全貌,原来这是一枚象征古代蜀王王权的“金杖 ”。

“后来之所以认定它是金杖,因为金皮里面包裹有残留的一些木屑。”刘章泽说,金杖的上面除刻有鱼纹外,还有鸟纹和头戴王冠的人头像,总长为1.42米。随后,“考古人员发现古蜀王金杖”。这消息一经传出 ,立即引起了轰动,当天来看的人络绎不绝 。

据了解,一号坑的发掘持续到了1986年8月上旬才结束。此次发掘共出土了各类文物567件。

二号坑发现:

三班倒24小时无休

1300多件珍贵文物现世

当众人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时,同年8月14日上午,杨永成的一锄头又挖出一个更大的惊喜。当天,杨永成,温立元砖厂工人又在另一处挖出了一个青铜人头像。8月20日,考古工作人员又开始第二次发掘。

“当时我们实行三班倒,24小时都不休息。”刘章泽回忆说,根据陈显丹的发掘日记描述,他们首次进行了夜间的考古发掘。参与的工人包括刘光财、杨运红、温立元、杨永成,曾卷炳等人。

夏季闷热,工作人员用竹子和麦草在现场搭了一个棚子供工作人员放物或小憩,另外又盖了一个与“坑”大小的棚。这个棚子是活动的,太阳太烈时和下雨时,可以遮阳避雨, 需要照相绘图时可以把它整体抬开,更重要的是晚上它还是考古人员夜间工作灯光的唯一支架。夜间发掘时,上半夜还有周围的农民来看热闹,但到了后半夜,周围除了蟋蟀的啾啾之声和一片蛙鸣之外就是考古人员在坑中偶尔的说话声和手铲插土、刮泥的沙沙声响,显得更加宁静。到快天亮的时候,眼睛就比较困了,倦意不断上升,但是大家依然坚持工作 。同年9月17日,二号祭祀坑发掘结束,共出土文物1300多件,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此外还有海4600多枚。

“像玉戈、玉璋等这些玉器,还见过。而青铜人头像这些,连书本上都没有。”看到这些从没见过的文物,刘章泽隐隐感觉到,这肯定是一次重大发现,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寻根朔源:

探寻三星堆文明来源路线

对三号坑充满期待

后来,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刘章泽回到了德阳,继续从事他的专业工作,也先后参与了数次三星堆的发掘。从发现到发掘,再到了解研究,曾经繁盛的三星堆文明渐渐的显露在刘章泽的眼前。“金沙遗址给我们解决了三星堆文明衰落后的去向,那三星堆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刘章泽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9年,桂圆桥遗址的发现,为探寻三星堆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最早发现桂圆桥遗址线索的是什邡市文管所所长杨剑。杨剑认为,什邡距离三星堆仅20公里,作为古蜀王国所在地的三星堆,不可能对什邡没有影响。而且之前在什邡马井、隐峰两地也发现过商周遗址。

经过发掘整理,桂圆桥遗址共包含了新石器、商、西周、汉代、晋及宋代六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同时,专家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早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为宝墩文化源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发现桂圆桥遗址3年后,2012年11月,又在什邡市元石镇箭台村的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不过当时只是由德阳市考古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两年之后,德阳和什邡两地对这里进行一次勘探,发现了30处遗迹。

2014年末和2015年初,刘章泽带队对勘探区域进行了试掘,陆续发现出不少的陶器。刘章泽介绍,据初步统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70%在箭台村遗址有所发现。而箭台村遗址也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什邡境内还发现有介于桂圆桥遗址一期与三星堆遗址一期之间的文化遗存:2013年发掘的星星村遗址发现稍早于三星堆遗址一期的遗存,2014年发掘的什邡静安村遗址发现略晚于桂圆桥一期的遗存。表明桂圆桥一期人们可能从山区进入平原后,曾在什邡地区停留,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发展或与此有关。

当年参与三星堆发掘人员合影,前排右四维刘章泽

那什邡的古蜀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几年来,刘章泽和其他的考古人员一直在寻找答案,希望通过考古找到佐证。

刘章泽介绍,发掘者对桂圆桥一期人们进入成都平原路线进行了探讨,认为成都平原目前最早的文化与来自西北的马家窑文化等有关,从西北到成都平原的文化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再顺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另一条路线则是沿白龙江进入白水江再转金牛道进入成都平原。桂圆桥遗址中第一期遗存中的陶器特征与营盘山有联系,而什邡和茂县仅九顶山一山之隔,桂圆桥一期的人们从第一条路线进入成都平原的可能性很大。

提出此观点后,刘章泽等考古人员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2016年8月19日,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什邡市博物馆组织召开的“翻越九顶山,寻路桂圆桥”座谈会上,来自茂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余友强先生展示了他在九顶山筲箕塘发现的石斧。

针对迁移路线问题,2016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鸭子河和石亭江上游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什邡洛水镇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河流冲积地层中发现桂圆桥时期陶片,说明石亭江上游峡谷地区可能存在桂圆桥时期遗存。

“桂圆桥一期人们进入平原的路线,有可能是翻越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刘章泽介绍,在九顶山筲箕塘发现的石斧和什邡洛城村采集点河流冲积地层中发现的桂圆桥时期陶片,为研究桂圆桥文化的来源及路径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同时,生业形态也表明桂圆桥一期人们是刚从山区直接进入平原。根据桂浮选结果分析,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其生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章泽说,桂圆桥遗址一期、三星堆遗址一期(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对三号坑肯定充满期待,希望更多的文物发掘出土,不仅有助于解释祭祀坑,更对研究三星堆的性质有重要帮助。”刘章泽介绍,之前一号坑二号坑发现,对于祭祀坑的说法,业界也有争议,希望更多的考古发现和发掘,丰富对三星堆的认识,解释诸多未解之谜。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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