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自出马,不断予以严刑峻法,但也没能遏制弊案的接连出现

自隋、唐以来,作为朝廷选用官吏的重要途径的科举,成了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就难以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于是,历朝历代,为之丢官丧命的人也就不在少数。

清代着力反腐败,但是“愈反愈多”的乾隆一朝,就非常关注科举考试中的腐败行为,曾严厉地查处过多起科场贪黩案件。

可以说,乾隆皇帝对科举中的腐败行为,比对官场上的常规腐败现象更加重视。

乾隆斥责科场作弊现象(剧照)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山西学政喀尔钦出卖“文武生童名额”受贿一案发生后,乾隆皇帝想起了父皇雍正查办的俞鸿图一案。

雍正十年(1732),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科考之际,安排侍从于考场外围督查违规违纪行为,以戒绝考试资料传递等应考之弊。

不料,侍从们也想谋取举子们的好处,就一面阳奉阴违地应付着俞鸿图,一面悄悄地与其爱妾林氏合谋,帮助一些举子作弊。

他们先把有关的考试内容写在纸上,然后将其粘贴在俞鸿图的官服的夹层里。

准备科考的俞鸿图(剧照)

当俞鸿图穿着经林氏整理后的官服到了考场,被侍从们服侍者脱下后,侍从们就悄悄地撕下里面的纸条,传递给外面的举子。

雍正十一年(1733年),河南巡抚王士俊弹劾俞鸿图于科考中营私舞弊。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雍正皇帝委派有关人员切实查究俞鸿图一案。结果,对于林氏与侍从们的勾当,当时并不知情的俞鸿图被斩杀了。

前有车,后有辙。乾隆帝把喀尔钦之案与俞鸿图一案联系在一起,依照雍正皇帝查办俞鸿图的做法,断然诛杀了喀尔钦,以儆效尤。

但是,考场的风气并没有因喀尔钦的被杀而令乾隆皇帝满意,图谋不轨者一如既往。

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府举办乡试。起初,为了正风肃纪,乾隆皇帝严令各级考务工作人员,严防死堵,不得出现夹带“小抄”等不良应考行为。

抄写在内衣上的考试内容(图景)

结果,乾隆皇帝的旨意落实后,应试进场者寥寥无几。当乾隆听闻这一情况后,经过深思,改变了应对策略。随之,乾隆诏令,不必严查,只要不是明目张胆者,能进场的就让他们进场吧。

于是,绝大部分应试者都高高兴兴地进场应试了。可是,当考生们拿到试题后发现,不是预先准备的题目。原来,乾隆废止了原先的命题,临时命制了新的考题。

这样一来,那些妄想通过“舞弊”应试的考生,都傻眼了,有的甚至晕厥了过去。此次应试,有两千余人交了白卷。

有些考生只能交白卷了(图景)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顺天府组织进行蒙满贵族八旗子弟的童生考试时,有人竟然通过信鸽为考生传递考题答案。

当考官们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但招致了众考生的强烈抗议。因为,这些贵族子弟不作弊就无法完成考试。而且,他们对科场作弊看成正常的行为。为此,他们坚决抗击“不允许作弊者”。

难以应对局面的主考官只好上奏朝廷。乾隆得到奏报后,立即御驾亲临考场。在进一步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否决了已经完成的考试,并决定组织复试。

与此同时,乾隆逮捕了放信鸽传递答案的海成,以扰乱考场罪将其处死了。

通过以上两个科考案的处理,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惩治科举的腐败、违纪行为上,可谓费尽心机。但是,那时的科考已经成了一个有着浓重的商贸意味的“生物链”。

为了科考在交涉着(图景)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或者小集团,他们掌握有大量的、专门代人作文的“枪手”;他们与考场内外的有关人员缔结了“利益同盟”。考题下来后,立即就传递到场外?随之,考场里面的那些“关系户”,擎等着“枪手”的文章就是了。

乾隆皇帝对科考的那些腐败、违纪行径了解后,一再予以惩处、杜绝,期望着能予以较好地解决。

乾隆在下达科考旨意(图景)

于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他在大考前发布了严厉的训令:

“每遇考试,辄百计钻营,夤缘关节。其舞弊伎俩,愈出愈巧。而考官等听受请托,暧昧营私,甘心骫法,无所不至。节经降旨训饬。”

但是,所谓“治一事,治不了一时。治了一时,治不了一世。”乾隆帝虽然始终在努力地整顿、挽救科考,但没能阻止其逐渐走向没落。

主要参考文献:《清乾隆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