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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开学。高校是人员高度密集的场所。在疫情风险仍然挥之不去的情况下，如何防控，成为高校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不少高校宣布对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学生进出校园实行严格的控制。
西安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学生出入学校；合肥工业大学要求住宿生不能出校园，走读生退宿，不得进入宿舍，但是走读生和住宿生仍然要在一起学习；山东某地卫生学校甚至禁止学生吃外卖，学生定的外卖被学校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部分学校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多所高校学生以集体“喊楼”的方式表达不满。教育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也专门发文，要求高校做好校园管理工作，切忌“一刀切”“简单化”的封闭管理。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因为疫情来势汹汹，并且人们对疫情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在较短时间内为防控而对社区进行全面封闭，可以理解。而随着国内疫情发展趋于平稳，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情况下，疫情防控也应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对各地区划分为高中低三档风险等级进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管理，除了高风险地区实施区域管控、必要时可采取区域封锁、限制人员出入之外，中低风险地区应采取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加强疫情监测，并不包括区域封锁的措施。
而现在全国均已没有高风险地区，高校采取全封闭措施，并没有科学和法理的依据。而且事实上，由于封校的措施只针对学生，而包括老师、食堂阿姨、保安等在内学校的教职员工都不受封闭措施的影响，可以自由出入，而这些人又会在校园内密切接触学生，所以仅仅要求学生不出学校，并不能完全避免疫情传播的风险。
一刀切地封闭式管理，对管理者来说是方便了，但是这不仅仅侵犯了学生的抽象的行动自由，也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现实的不便。虽然高校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是这个小社会在后勤服务方面实际上非常依赖外部的大社会，要对学校进行全封闭管理，切断学生自行从大社会获得服务的渠道，学校小社会内的服务能力短期内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据西安商报发布的视频，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表示，封校后学校生活物资的供应不足，超市的商品全部涨价了，用餐、洗澡、取快递等日常生活都变得非常不方便。西安外国语大学官方微博发布的通报，也证实了封校后校园后勤服务能力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加快学生超市扩容改造、提升后勤保障能力、查处乱涨价行为等措施。而要提升后勤保障能力，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不封校而进行科学防控的成本还要高。但是在学校管理者角度看，提升后勤保障能力所需要的花费是公费，不仅对自己没有损失，而且还可以粉饰为疫情防控的政绩，但如果放开校园，一旦出现疫情传播，则会导致自己被问责。两相比较之下，如何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封校更多是管理者为了降低自身的责任风险而作出的避责行为。这在组织行为学上可以解释。在问责压力之下，基层往往选择层层加码，采取简单化极端化的措施控制风险，以避免出现会导致自己被问责的不利情况。
要减少基层的避责行为，除了强调不能层层加码，也应该相应对基层官员进行科学追责，避免给他们压上许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压力。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