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故居还在等待复建 摄影/郝红兵
摄影/吴慧敏
林徽因怀抱梁从诫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梁思成在家中看图纸
朋友们聚集在“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
北总布胡同街景
王兰顺讲起胡同津津乐道 摄影/武国英
摄影/化石 9月26日星期六一大早，30名“青睐”会员陆续聚集到后赵家楼5号的小院里，胡同专家王兰顺老师也早早到达，笑眯眯地站在院中。因为疫情影响，时隔近九个月，“青睐”与建国门街道合办的胡同寻访活动再次开启，会员、嘉宾和工作人们一见之下都倍感亲切。
王兰顺老师回忆，2003年非典时期，他还在建国门街道工作，有个疑似病人确诊，正好属于他负责执勤的赵家楼大羊宜宾胡同。“当时是挺提心吊胆的，但经过那次疫情也积累了经验，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呀,都能挺过去。”
从2018年9月第一次寻访西总布胡同开始，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青睐”会员跟着王兰顺老师几乎走遍了建国门街道的所有胡同，参观了所有可以探访的历史遗迹，甚至面对面倾听名人后代的亲自讲述，被这片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的街区深深吸引。
当日寻访赵家楼片区，是这项系列活动的最后一期，依然是满满的内容和久久的回味。一行人钻出胡同时已近中午，又兴致勃勃地跟随王兰顺老师来到建国门街道社区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地下，总面积也不大，但布展内容充实，全程浏览下来，两年里走过的地方、遇到的人仿佛放电影一样又在脑中流转一遍。讲的人和听的人全都那么感慨。
北总布胡同24号
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发展出17张床
赵家楼片区有好几条胡同，王兰顺带领会员最先走访的是北总布胡同。北总布胡同呈南北走向，南起东总布胡同，北至金宝街，全长394米。“北总布胡同最早叫城隍庙胡同，更早叫城隍庙街。这里曾经有一座城隍庙，据历史记载明代就有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城隍庙胡同改称北总布胡同。”
今天的北总布胡同，历史形态变化比较大。在赵家楼遗址对面，有一大片拆迁过后的空地，被围墙挡在身后。别说“青睐”会员们不明所以，就算是本地居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这就是北总布胡同24号（原3号），曾经的“梁林故居”。
王兰顺告诉大家，从1930年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租住在这个四合院里，一共生活了七年。梁林的共同好友、汉学家费慰梅曾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里描述了他们在这个小院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和取得的辉煌学术成果。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生活稳定下来后，不少亲属前来投靠他们，将院子住得满满当当。1936年，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诙谐地说：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信中，林徽因还手绘了一张四合院的平面图，标注了各个房间的功能，其中，京城知识界无人不知的“太太客厅”就位于四合院的正房。当时金岳霖、沈从文、萧乾、张奚若、钱瑞升、陈岱孙、费慰梅及丈夫费正清等社会名流都是“太太客厅”的常客，有的还是梁林的邻居。陈岱孙的家在东总布胡同，而金岳霖和梁家只隔一道墙，就住在老3号院的后院。
在这个院子居住的时候，也正是梁林取得斐然成绩的时候。王兰顺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这期间他们夫妇二人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件古建，对其中206座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也是在这个时期，梁林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隋代的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和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
1937年，梁思成夫妇还在外地考察的时候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们连忙赶回了北总布的家。7月28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几天后，梁思成带领全家离开北平，结束了在北总布胡同的生活。王兰顺说，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健在的时候自己曾经拜访过他。虽然出生于此，但因为年龄太小，梁从诫对这个院子已经毫无记忆。
梁家虽然搬走了，但老3号院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从房屋的交易档案上王兰顺得知，1939年6月，区植记将这个地方卖给了旅行家田树藩的妻子田明堂，但区植记到底是一个铺号还是一个人名，无从知晓。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子，改动了原有的结构，还把过去金岳霖住过的后院从四合院里分离出去了，原来的三进院变成了两进。1965年后，老3号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三个门牌号。“文革”期间，因为台湾有亲戚，田家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某天早上，红卫兵冲进院子，田家仓皇逃离，令人唏嘘。王兰顺感慨：“说起这个田家，和在东北抗击鼠疫的伍连德还有亲戚关系，田树藩的儿媳妇和伍连德的儿媳妇是亲姐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因为修建台湾饭店需要安置当地一部分居民，老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三层小楼。2000年后，包括老3号院在内的一大片土地几易地产公司，遭遇拆迁。2009年国家文物局认定“梁林故居”为“不可移动的文物”，此后，等待恢复修缮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10年……
北总布胡同2号
洛克菲勒修建的住宅发现了地道
与“梁林故居”的命运不同，北总布胡同2号（原14号）气派的大门立刻吸引会员们频频举起手机。这座被列为东城区文保单位的宅院保存较为完整，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在1918年用兴建协和医院的剩余材料为自己父母修建的住宅。
王兰顺介绍，洛克菲勒和家人离开中国后，宅院被财政局卖给了一个叫黄旭东的人。能买下这座宅院的肯定不是普通人，但王兰顺并没有查到黄旭东的相关信息。此后，北总布胡同老14号几易其主。日伪时期，黄旭东将房子卖给了燕兴堂，后来宅子被日本人霸占，直到抗战结束。1946年1月，这里成为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驻地。1946年5月又被京剧名票纪文屏卖给了河北省银行北京分行。1947年2月到1948年，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在此短暂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记载北总布胡同14号归在了“云南王”龙云的长子龙绳武的名下，但王兰顺说龙绳武是不是真的住过这里还要画个问号。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龙云主政云南18年，龙绳武曾担任中将，1949年8月随父亲龙云在香港参加了起义，后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不过1950年，龙绳武的三弟因为武装叛乱被云南军区部队镇压，龙绳武就滞留香港没有去昆明上任。1954年，他前往台湾，接受了蒋介石对他的“总统府中将参军”的任命。晚年皈依佛门，直至临终。
如今这座宅院不对外开放，王兰顺曾进入过内部，“院子的跨度很大，现存的建筑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院子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大花坛，刻着龙纹。”院内的房屋则呈工字型，灰墙中式大屋顶。王兰顺说在房子的西侧，拉开木地板有一个地道，但通向哪里不知道。有人猜测因为这里当过孙连仲的驻地，修地道估计是方便逃跑。又据说修金宝街的时候地道被挖出来了，之后又被填上……
路过北总布胡同13号一幢灰、红砖相间的小二层楼，王兰顺告诉大家这里曾居住过一位从美国哈佛医学院留学回来的博士谢恩增。1913年谢恩增在崇内大街创办了华安大药房，九一八事变后，被聘为国联调查团医官，同时在天坛防疫处兼职。北平沦陷后，谢恩增专心致力于医药学著述，出版了《新药本草》《最新传染病学及治疗法》。新中国成立后又编写了《药物大全》，还被聘为北京市医药公司的医药顾问。小楼基本保持了原貌，只是红色的外墙砖在多年前被统一刷成了灰色。
向春胡同
11个门牌号 全长193米
从北总布胡同13号再往北走，路西出现一条向春胡同，1965年以前叫小椿树胡同。王兰顺介绍，向春胡同全长193米，一共只有11个门牌号。别看胡同很短，但也留下了不少名流的足迹。
向春胡同7号（原小椿树胡同4号）曾经是前文提到的田树藩妻子田明堂的房子，后门通向今天的盛芳胡同。后来她把房子一分为二，卖掉了靠近向春胡同的房产。王兰顺查阅了1948年户口调查表，看到一个叫关颂坚的人在这里居住。
“关颂坚是广东人，曾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后来留美学习建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创始人关颂声的五弟，也是合伙人之一。关颂坚还曾在梁思成建筑事务所担任过技师，与建筑大师杨廷宝等都是同一时期中国著名的建筑工程师。”
向春胡同6号（原小椿树胡同9号）也与盛芳胡同相通，住在这里的张佛泉，1934年被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政治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张佛泉又出任过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和燕京大学试验导师制导师，赴台后出任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61年，张佛泉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奖助，携妻女至美国哈佛大学任研究员，最终在加拿大卑诗大学退休。
向春胡同4号（原小椿树胡同10号）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院子很大，但不是合乎规制的四合院。住在这里的林圣观是赫赫有名的林则徐的后代，曾经帮助自己的弟弟前往解放区。1947年，林圣观远嫁德国，丈夫是科隆大学的教授，担任过德中友好协会的会长。抵抗西方侵略的林则徐可能想象不到，自己会有一个对华友好的外国玄孙女婿。
盛芳胡同1号
如意门上的砖雕
走过静静的向春胡同，会员们跟随王兰顺来到盛芳胡同。盛芳胡同东口与北总布胡同相连，西口直通朝内南小街，南侧为向春胡同，北侧紧邻金宝街。
听王兰顺说盛芳胡同以前叫什方院，源于胡同里有一座叫十方院的寺庙。“过去老北京很多胡同的名字都是从寺庙或道观来的，1965年以后就全改名了。”
王兰顺事先告诉过大家，很多摄影和绘画爱好者被吸引到盛芳胡同的1号院，都因为这座院子如意门上的砖雕非常讲究、精美。会员们驻足围观，果不其然。如意门的挂落部分雕有梅、松、牡丹、兰、菊等图案；栏板和望柱雕以青铜器具、宝鼎、瓶、炉等图形；两侧戗檐砖雕则是由蝙蝠、团寿、盘长和祥云团抱着“延年益寿”四个字。
通过档案得知，院子的主人最早为旗人。1919年3月，院子被汉人买下，时隔不久再次易手，日伪时期还曾被汉奸占据。抗战胜利后院子收归国有，成为平汉铁路局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要对口接收，这里又成为铁道部宿舍。如今盛芳胡同1号属于普通的民宅，会员们谁也不好意思打扰门内人的生活，唯有赞叹一番，再用手机留下影像。文/本报记者 颜菁（下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