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心语】刨红薯| 李合吉

刨红薯

李合吉

霜降的节气快到了,又到了刨红薯的时候,让我想起了生产队分红薯那段往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红薯是农民的主要口粮之一,五斤红薯顶一斤粮食,全凭红薯填饱肚子,撑起冲天的干劲。那时候,山里的薄地都种着红薯,从山尖儿到山沟,沟沟岭岭,就像画家把山沟涂了一层色彩,让沟沟梁梁穿上了绿色的衣裙,美丽起来。

春天,插秧可以说是农民大显身手的时候,这沟沟梁梁的美丽,全靠农民这双手来打扮,别看他们的双手粗糙,但它的灵巧可与现在的美容化妆师相媲美。一垅一垅的红薯垅,人们叫它红薯圪岭,农民把它收拾得光滑顺溜,直的直,弯的弯,像按人设计发型一样,按照地形设计它的造型。只要老天稍挤点眼泪,大伙就像开了锅一样忙活开来,这叫趁墒点种。旱井、活水井、就成了农民的集结地,像朝圣般地拥挤在井口旁打水。井台上辘轳欢快的旋转声、铁桶的碰撞声就像在演奏着一场开心的打击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男的粗布蓝衫,女的红绿靓装,有的肩上围着垫肩,防止磨破衣裳,有的在扁担上缠着毛巾,减少直压的疼痛,挑着水桶如燕子般地在阡陌上飞奔,那“嘎吱嗄吱"的扁担声,响彻在山梁上,犹如在弹奏着美妙的交响乐。有的压断了扁担,再造一条,有的桶碰漏了,再买新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硬是把队里十几亩的山坡小地全栽上了红薯,演绎着一曲抗早点种、让山河低头的不屈赞歌。他们用双手将一垅垅、一块块地插上红薯秧,像打扮新娘一样地把每一寸土地装点,播种下丰收的希望。

夏天,红薯苗一颗颗逐渐壮大起来,它们像青春少女一样,飘逸着长发,长蔓自由地挥洒着,绿叶将黄土地遮敝得严严实实,它们相互拥抱、亲吻,亲密无间,任其风吹、日晒、雨淋不离不弃,有的还隔着一道又一道门坎去串门,甚至走到哪就住到哪,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就将细白毛根硬往地里扎,人们把这种现象叫“路根”。这一颗颗绿色的秧苗像疯了一样,在地里蔓延。为防止“路根"分散主根精力,人们就有计划地将它抑制,对它管教,进行逐垅“红薯翻秧"。每个人手拿一根长棍子,将红薯秧挑起翻倒在一侧,像给它梳理头发一样,都让它向一侧倒去。这也是红薯秧倒霉的时候,不但要经得起主人甩打,还要接受断筋裂骨的考验,有时主人用力过大,就将其长长的秧蔓翻断,它只有默不作声,流下辛酸的泪水暗自伤神。现在这种“红薯翻秧"法,已被取消,让其自由自在地生长。

秋天,在土垅里的红薯像母体的胎儿,有单胞胎、双胞胎和多胞胎,逐渐发育成熟待产,将土垅撑得皮开肉绽,透过缝隙想先看看外面的世界。霜降前,队里就会让各家各户到红薯地里捋红薯叶,那个糠菜半年粮的岁月,红薯叶、红萝卜叶、白萝卜叶是舍不得扔掉的,挑拣好的叶子捋回家,洗净、切短,放到大缸里沤,这就叫沤“酸缸菜”。那时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埋个大缸,里面沤着酸菜,供次年春天青黄不接时食用。当队长允许捋红薯叶时,全家老少齐上阵,小脚奶奶也摇摇晃晃地去地里抢捋,围裙包、袋子装,忙个不停。一个个手上都是粘糊糊的,红薯叶被折断后,就像切断了它的血管,刹时里面乳白色液体就流了出来,黏到手上就形成黑污斑,很难洗净。人们也不管这些,只顾一门心思捋着它的叶子,收获着开心的珍品。

霜降后,就是刨红薯的大忙季节,队里集中劳力,一块地一块地的集中消灭,像打仗一样搞歼灭战,我那时还小,负责第一道工序,割红薯秧。我们几个初中生手拿镰刀,由一个大人带领,争先恐后地抢割。一个人割几垅,“倒卷帘”式地割法,倒退着卷成一个个大石磙似的模样,把红薯秧从土垅上割下来。大人们,手抡镢头按照队长分配,一人一垅或两垅齐头并进,像围歼战一样刨红薯。但他们是小心谨慎又奋力前进的,既不能“歼”了红薯,又不能落后他人。把红薯镢伤或镢成两截,这就是“歼"了红薯。歼了红薯或刨得落后了,队长会不点名地批评,让自己在人多面前挂不住,所以这也是技术活,有的刨得快,还歼得少,有的刨得慢,镢头还一直掉头,只能自怪工具不好使。长时间的刨红薯,手上不免也会磨出血泡,特别细皮嫩肉的少妇们,只能怪自己没有练出来,但谁也不会说疼而停下来。半响队长会让休息一会儿,这时也会拿个小红薯,用手拧几下,上面的土就干净了,啃几口慰劳一下咕噜咕噜的肠子。这事不能大张旗鼓,要背着队长的耳目去做,不然会挨吵的。

霜降过后就是立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起来,这时各生产队都在与时间赛跑,不能把红薯冻在地里,往往把刨红薯放在第一位,分红薯放在第二位,称斤、分堆都放在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地上的红薯都要经手一个一个地摘拾到箩头里,一箩头称二十斤,二十斤一堆,几百堆红薯还要数点清楚,再由会计按人头分到各户。分红薯搭黑成了经常事,会计在马灯下拨打着噼里啪啦的算盘,前面放个小推车粪篓底朝上,就是他的办公桌,把账本、算盘放在上面,人们都围着看他忙碌算账。遇上好天,有月色还好点,遇上月黑天或下着濛濛细雨的天气,那就倒霉了。我的印象中,我们队就没有天黑前把红薯分到家过,好几次都是本家叔叔他们队里分到家了,再去帮我家分红薯,那时我还小,负责提灯笼照明。那时我家那个罩子灯有半截裂纹,为防止它通裂破损,奶奶用白绵纸糊住了半个灯罩,就这样一直将就着使用,因为破了就得买新的,一个新的二毛五分钱,相当于一天的工钱,我提着也总怕碰坏它。离家二三里东南荒地,坡陡得像直角尺的45度角,爷爷推着车,我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握着推车前梁,并用半个身顶住车子,让车子慢慢往下滑行,爷爷一个人推着红薯是下不了这个陡坡的,不只是坡陡,而且路又窄,不到半米宽,一侧有土岸挡着,另一侧就是悬崖,翻下去就是车毁人伤,不能有半点闪失。每年在东南荒地分红薯下这个坡,都是提心吊胆,如遇毛毛雨,那只有将命系到裤腰带上了。

那时候我家的屋子里堆满了红薯,只留有一脚宽的路,堆在墙跟的红薯有一米多高,还等着夜里挑灯下窑或把不太好的用擦刀成片、晒干。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家里那么多红薯,肯定发愁怎么吃得了,但在“红薯糠、红薯饭,离了红薯做不成饭"的岁月,红薯和红薯干还不够吃呢。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奔上了小康,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进了小洋楼,拿我母亲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过在天台儿上了。”这“天台”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我们要更加地热爱她,珍惜她给我们创造的美好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合吉,男,1958年9月出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郑州铁路局退休干部,从事党务工作20年,曾多次在铁路局《郑铁在线》栏目发表诗歌和文章;自幼喜爱书画,近两年又在红旗渠报发表过多篇诗歌与散文。画画、写作已成为了自己的退休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