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纪实:副省长算命可升国务院,女巨贪脚上系红线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住持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为了受到神的保佑,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

丛福奎专程前往山西省五台山白云寺,拜谒住持释昌隆,释昌隆为他“灌顶”,并赐法号“妙全”。为表示对佛的赤诚,丛福奎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

蒋艳萍

蒋艳萍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正厅级)林国悌受贿案,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厅级)蒋艳萍,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二人都曾在湖南省纪委对他们采取“双规”措施之前,跑到南岳衡山问计于神灵。

林国悌、蒋艳萍都曾在湖南省纪委对他们采取“双规”措施之前,跑到南岳衡山问计于神灵。蒋艳萍1996年被长沙市纪委调查后,每年都要到南岳烧香拜佛几次,捐款也非常慷慨,同去的一位建筑老板一次就替她捐了6000元。

办案人员还发现,蒋艳萍的脚上总是系着两根红线。

在没有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中,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也不少。有的领导干部,平时在台上大谈马列主义,台下却对一些“大师”津津乐道,甚至以认识个别“大师”为荣。一些名山古刹的“大师”和一些知名的“预言家”、风水先生,来到大城市就成为领导干部的座上宾。有的领导干部家里,堂而皇之地供奉着玉帝、观世音等神灵。一些领导干部,每逢上任、建房、购车等重大事情都要问问神灵,甚至连出行也要算日子。湖南某市早些年就出现过市政府大院无任何正当理由,只因听信香港某“大师”一句话就改建大门的怪事。

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灵”的“生日”到来之际,前往南岳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柱香”已被炒至十多万元。“第一柱香”的得主有广东的大款,但也不乏领导干部的夫人、权力部门。某厅局的一把手在南岳藏经殿虔诚叩问自己的官运,“大师”反复测算之后告诉他“一生官运亨通,至少可以当一个科长”,至今被当地干部传为笑谈。

1999年,沈阳市中院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院行政处向院领导打报告:“我院审判综合楼工程已接近尾声,法院回迁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选择吉利的搬家日期已成为全院干警关注的大事,同时也对今后法院的发展和稳定有着良好的精神和舆论帮助,因此准备聘请澳门的周易专家孙某来测定具体的搬家日期,特申请给孙先生1万元费用并给其报销来沈机票等。”

经院领导批准,风水先生如期而至。该院在他身上花了3万元。风水先生择定“吉日”后,沈阳中院才正式搬迁到新大楼。然而,新大楼启用不久,该院院长贾永祥就被中纪委“双规”。

海南省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岩在家中布置“佛堂”,每月都领着亲信们参拜。对局里的人事安排,他从不开党组会,而是让当事人头天到他家去拜“菩萨”,第二天在全局职工大会上宣布。他的社会朋友多半是“道士”,被选做股长的人,他都要让“道士”算命,看是否与自己“相克”。

在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黔江石家区渗坝乡,一座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坟”,牵出受贿腐败大案。“豪坟”占地400多平方米,墓地有两处,分别是男墓女墓。墓碑高约2米,大青石制作,碑冠刻满麒麟、蝙蝠、龙凤等图案。两尊雕刻精美的狮子屹立在墓前。该墓自1998年1月开始修建,历时近3年。仅砌“活墓”围墙,就让16名石匠耗费了两年时间。这两个墓穴是为活人—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干部冯文超修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邻近黔江的石柱县县城周围竟有600多座大墓、豪华墓,多为领导干部所建。

在这样的现实“困惑”中,一些参教信教的党员干部当然有理由相信,祈求神灵给自己加官进爵,保佑自己仕途一帆风顺就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别人可以被“带病提拔”,那么自己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更何况自己可能还真没什么病。很显然,对于这样的“困惑”,他们的解惑之道,必然就是用“困惑”中存在着的高概率可能性,来为自己找到精神安慰的家园,而这些安慰又是别人所看不见的,但他们相信,神灵能读懂他们的心事。

而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在做了腐败之事以后,纪检部门并不是马上就能查出来,很多官员被查出并不是因为腐败本身之事,而更多地却是因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偶然性。从多地发生的窝案可看出,很多官员的案发时间已经与作案时间有几年或是十几年的间隔,而且中间还历经了晋升,还有的已经退休。尽管他们还是被查出来了,但还有多少没被查出来?这样制度作用力出现的“迟到”现象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不过这没有人能妄言断定,“春江水暧鸭先知”,只有场合上的官员才能有个感知和粗算。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感知,和这样的时间间隔以及已经退休的诸多情况,才倍加提升了一些官员对参教信教行为的信心,他们宁愿相信参教信教的可能性,也不愿相信制度应该产生的必然性。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无法找到并确信制度应及时给出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参教信教,其实就是源于在现实中对制度的不信任,和个人价值观的沦陷。身为党员干部,他们对各种制度最熟悉不过了,但他们对制度存在的漏洞也是最了然于心。制度不是每一个官员所能改变的,但它却可以以种方式作用于每一个官员,而存在着明显漏洞的人事组织制度和其它相关制度,在现实中已明显地作用于并反方向地改变了一些官员处世哲学,而对于少数参教信教官员来说,其实他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受到了制度漏洞这个现实存在的诱导,而发生了偏振。

因此,要把那些热衷于参教信教的党员干部拉回到现实世界,就要在现实的制度中,体现出应有的一切必然性结果,既不能让制度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发生“早退”,也不能让制度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出现“迟到”。若想要官员对权力不敢任性,那么无处不在的制度就首先应当是“任性”并“韧性”的,只有它无间隔地“在岗”,党员干部们才会确信它的存在,才不会将自己的诉求寄托于神灵的“中转站”,同时,有了这样的制度定位,也才能使那些热衷于参教信教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实现彻底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