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叶志虎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网络上又掀起张爱玲热。由于近百年社会进步，尤其是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存在，目前全世界女性的书写者越来越多。事实上，中国的女性写作传统是比较短的。现代女性写作传统，从1917年开始到现在才100多年。
有文学专业研究者发现，在中国更漫长的文学传统里，几乎看不到女性。虽然有很多男性作家会书写女性命运，但女性自己的声音却很少发出。因为在此之前漫长的时间里，女性被剥夺了阅读权、写作权、书写权和发表权。一些女性有可能也写很好的诗，但是不允许被发表，或者只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阅。
“当女作家之前，你首先得读足够的书，上大学”
来自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她身为一名文学研究者，一位当代女性作家，试图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弄明白：在100年前乃至更早一些，女性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女性是如何从失声的“边地”地位走向发声的舞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包括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等，这些女作家在成为第一代女作家的道路上有哪些共通点？带着这些问号，张莉探源百年前的文学现场，写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叙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
为了写这本书，张莉花了很多时间泡在中科院的图书馆里，查史料，尤其是翻阅一九零几年的那些妇女杂志，还有女学生的那些报纸。“这样的话就会看到关于妇女史，这些女学生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她们发表的那些作品是什么，她们当时喜欢的校歌，不缠足，怎样进学校，女中学生当时的环境，学校里面的规定是怎样，女孩子怎么逃学……等等这些东西。”张莉认为，看起来是细枝末节的东西，往往关乎一个女性终生道路的选择。
在梳理100多年前女性成为作家的人生道路中，张莉发现，所有的女作家都读了足够的书，毕业于大学或者师范学校。这些女性在当时的家庭、社会中，是格格不入的“异类”，是中国女性中的“不走寻常路之人”，是“持微火者”,是破开岩石的坚韧种子。不管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还是曾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冯沅君，以及萧红、张爱玲，其实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边地”女性。
张莉
“李雪琴恰恰什么都不需要，她就需要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力”
10月20日晚，张莉携新书《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在丽江三联韬奋书店，畅谈“边地女性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鲁奖获得者周晓枫、《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马小淘、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何英将一并来到活动现场。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优秀的评论家，散文家、小说家，齐聚一堂，她们同为女性，一同来探讨边地女性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话题。在这个分享会上，张莉提到，来自东北漠河的女作家迟子建，以及在新疆阿勒泰的李娟，“真正的写作一定是边缘的，微暗的和幽微的地方。”
最近在脱口秀舞台上瞩目的李雪琴，在张莉看来，也是一种“边地”女性的精神，“我看过好几次她的视频，觉得她很勇敢，她很有力量。她承认自己是弱者，是受伤的，得了抑郁症，没有人爱，但是一点也不卑贱。而有很多人看起来很强大，包很贵、衣服很贵，实际上那是靠外物证明自己。而李雪琴恰恰什么都不需要，她就需要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力。”由此张莉也延伸谈到，中国当代很多女作家没明白，没想明白，就是糊里糊涂的写，看到什么写什么。“但是你看到什么写什么，那还不如用摄像机呢。一个作家书写，实际上是写他眼中的世界，是写他的世界观。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作家的理解力非常了不起，你的理解力还不如普通读者，为什么要看你的？”
当一个女性写“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时候，她其实是男性角度
张莉还强调，她所讲的女性写作、女性精神、女性立场，并不仅仅只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意识，“一个男人也有可能是深具女性精神的写作者，一个女性也有可能是一个男权主义的维护者。比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说，我知道我是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白色的男人，我是一个白色的有钱的男人，所以我看世界是有我的问题。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他本身是男性，但是他愿意站在弱者的女性的，这个社会遭遇不平等的那些女性的角度。当一个女性，写‘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时候，她其实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戴着男人假面在书写，模仿的是男人的腔调，维护的是男性那样一套系统。”
“刻舟求剑也是有意义的，只要这个事情不会被遗忘，那个沉在水底的剑可能会收获”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出版以后，张莉还曾就此与戴锦华教授讨论当代女性写作的相关话题。其中谈到一个问题：当代女性写作者能为底层发声吗？比如大家都知道拉姆案，有女性作者为这个受损害的女性群体发声吗？张莉的回答是，“我不能确定中国女性写作或者中国当代女性是不是可以为这些女性发声，但是我肯定的是有很多人愿意和中国最普通的大众女性有一个共情和互动，而且今天虽然我们的写作里面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让我们可以慢慢拓展我们的表达空间，就是我们人文学的想象力。”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的出版， 让女作家何英觉得激动，“在中国对于女性作家、女性写作，很少有人系统梳理过它的源头、它的源流。在西方我们知道有一本很著名的书《阁楼上的狂女人》，这本书是两位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梳理西方从十七世纪开始，尤其排举了十九世纪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地位，女性写作需要像张莉老师这样的学者去挖掘它的源流。”
女作家周晓枫也很赞赏张莉的女性写作研究，“她一直在感性和理性、知性和智性，包括史料和个人感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并且在相互反映中寻找自己表达的使命，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特别重要的，它不是没有依托的自以为是的、高屋建瓴的去表达一些观点而没有事实的依托，这方面张莉真是做得很好。可能我们都嘲笑刻舟求剑，剑掉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可能会划一道痕迹，划一道痕迹是不是笑柄？我觉得不是，因为痕迹在，这个事情不会被遗忘，那个沉在水底的剑可能会收获。但是文字中记录的这个刻痕，可能比一个剑更长久一些。我觉得在文学史也好，女性正在持续的表达自己的声音，不管是这本书也好，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源头，并且我们将去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