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医院救治“最可爱的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当年“抗美援朝医疗服务团”的一员，费静兰深深感到，“最可爱的人”就在眼前！
1953年1月8日，费静兰与战友合影，摄于长春（后排右起第三人为费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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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时，我正在南京某专科医校读书。我是冬季毕业班，还没有期末考试。11月，学校动员师生参加“抗美援朝”。我第一个报了名。经过校方审查，上报南京市卫生局和华东军区华东卫生部批准，我成为“抗美援朝医疗服务团”的一名成员。
“抗美援朝南京市医疗团”由200多人组成，分成十三个队，一个团部。其中六个医疗队，六个手术队，一个血库队，配备了专家教授和资深医生，还配有护士长、药师和我们这些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当时，华东军区华东卫生部抽调华东军区的医务人员组建了十三个野战医院，我所在的第一医疗队被分配到锦西第五野战医院。第一医疗队共有16名成员，其中队长1名（内科专家），副队长1名（专家），高级医师1名，医大应届毕业生2名，医大五年级学生3名，药师2名，护士长1名，护士4名，炊事员1名。医院下面分为五个分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科室。我们医疗队分配在重症病区，配合医院工作，队长和副队长还要到其他各队去巡诊（会诊）。
那时锦州地区几乎看不到一条像样的大街。大多数民房都是土坯房，当地人叫“干打垒”，就是用黄泥和秸秆或稻草垒起来的房子。医院就用这样的民房做隔离病房或重症病房。一套民房可收容60-80人。一名医生要负责这样两幢房子的病人，工作量是惊人的。
1950年底，费静兰和战友朱芸芝合影，摄于辽宁锦西第五野战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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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正式上班了。我被分配到配药组。一个病区就是一条街，没有手推车，也没有药杯，更没有服药单。但是，无论什么环境，在共产党员手里总有办法来完成任务，这是我看到的现实，在思想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一位老同志负责带我。她看上去二十五六岁，很稳重。她帮我在腰上围上一段约有八尺到一丈长的白粗布，上面缝了许多小口袋，注明房号、床号，每个口袋里装着用纸包好的口服药。我像朝鲜人一样，穿上长长的白色布裙子，手里提着一把水壶，老同志带着我沿着街进入每一幢房子，挨个房间把药送到伤病员手中。一个上午才把药发完，下午如此再走一次，还要把次日早上的药也先发下去。
我们医疗队的任务是协助野战医院建立正规的医疗制度，包括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还要“手把手”教、“一帮一”带，重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半年后顺利完成任务。我亲身体会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管有多大困难，只要和群众一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过去读书多年，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干什么。这次在革命大家庭里生活、工作、学习，逐步明白了活着的意义。
我想留在部队，也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1951年6月3日，作者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团工作时荣获贰小功的功劳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十六陆军医院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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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我回到南京，被分配到南京市工人医院保健科。10月，华东军区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动员市民“参加国防建设”。我毅然报名参军。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政审，工人医院在五六百名职工中只批准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
到了长春，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医管局报到，之后去了第七野战医院第36队（分院），被分配到病房当护理员。没过几天，调到了手术室。一进手术室，我惊呆了。空间小，设备少，想象不出如何开展工作，又如何完成那么多的手术任务。我站在一旁发愣，听见分院长（相当于科主任）喊我：“小费子，你今天任务是站在手术床后面，扛住伤员的大腿。”我站在那儿，看到两位军医正在给伤员的脚上缠绷带，从脚尖开始缠，好紧好紧啊，一直缠到大腿上，这才叫我扛腿。因为有一个布架子遮住了我，我看不见他们手术。只感到有一种震动和“咯吱、咯吱”的声音。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只大腿落下来了！院长吩咐我把这条腿送到六楼焚化炉里去。我愣住了，心怦怦跳。但我知道，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才21岁，刚从学校毕业，没见过这场面，也只好抱着那条缠了绷带的大腿，从三楼爬到六楼，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可到了六楼焚化炉旁，我看到了那么多的手啊，脚啊，还有单个的手指，脚趾，甚至还有一只烧焦的耳朵，我也不知道害怕了，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这就是最可爱的人啊。”我站在那里，三鞠躬。
作者在野战医院荣获三等功的立功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十八陆军医院颁发
病房里住着很多烧伤、冻伤、枪伤的伤员。绝大多数是四肢伤。还有背部大面积烧伤的。与伤员聊天中我了解到，朝鲜战场大都在山区，敌人飞机在山谷中低空飞行、机枪扫射，地毯式扔炸弹。战士们在掩体里，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大家趴在地面动也不动。所以很多人背部烧伤了，四肢冻伤了。
我护理过三名重症烧伤病人。他们背部烧伤达90%。为烧伤的伤员换药是一件既繁重又心细的活儿，换一次药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一个伤员换下的敷料，就是一大桶。伤情不一样，清创时用药、用纱布也不一样。我们一上午给他们换药，要忙到下午1点才能下班去吃午饭。每天如此。炊事班长知道了，给我们留饭留菜，还保温着，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下班，都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
部队中处处充满着大爱。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是那些“最可爱的人”。那时虽然是寒冬，但每给重症烧伤病人换一次药，我们自己的内衣都被汗湿透了，就是这样，伤员疼得额前脸上冒大汗珠子，但仍咬紧牙关，不说一个“疼”字，不时鼓励我们说“你们辛苦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在眼前！什么叫锻炼？他们和我们都在锻炼，锻炼了坚强的意志。
作者在野战医院所在集体荣获集体二等功的立功纪念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十八陆军医院一分院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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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大仗，伤亡不小。当时有卫生列车，不定期从前线运载伤病员回国治疗。列车首先停在安东市（现在为丹东市）近郊一个山区小站“五龙背”，这里就是伤员分拣站，进行初步处理，再发送到铁路“长大线”沿线各个医院去。我参加了接收卫生列车的工作，一次接收了1000多名伤病员入院。我想简单描述一下每个环节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政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的组织指挥能力，看到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干部和群众惊人的工作效率。
第一步，长春市规定各居委会组织3-5副担架，自备被褥，抽调10-15名担架员。各个居委会行动起来，根据各自的条件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步，医院总部所有医务人员全部到火车站，检查标记，看伤票，指明送往的地方。分拣站给伤病员发简单的伤票，同时在左臂绑扎上一条布带，黄色表示是外科，蓝色是内科，绿色是五官科，黑色是传染科，紫色是精神科，红色表示是危重伤病员，必须及时处置。我记得，比较重的外科烧伤的伤员，右臂上同时绑扎有黄色和红色两种布带。第三步，伤病员被送到各分院（分队）后，快速有序地安置到各个病房。大量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每个人都热情高涨，没有谁叫苦叫累。手术一个接一个，总要到午夜12点才能休息……
在革命的熔炉里，我明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真正涵义，至今牢记在心。（费静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