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电影《上甘岭》与惠州的“秘密之缘”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王兰在电影中唱歌的剧照。
随着《我的祖国》的歌声响起，
相信大家脑海里马上会浮现
电影《上甘岭》里的经典画面。
电影《上甘岭》片段。
70年前，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高举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70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志愿军英雄，缅怀抗美援朝中“最可爱的人”，铭记这场正义之战的伟大胜利，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还有在那个年代记录和书写“最可爱的人”的人。他们有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有歌唱《我的祖国》的音乐家郭兰英，也有电影《上甘岭》的导演之一沙蒙。
沙蒙照片。
说起沙蒙，可能很多惠州人都不知道，这个因《上甘岭》而家喻户晓的导演，曾经与惠州有过一段惊险而难忘的相遇。
原来，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精英的生命安全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几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
1939年，沙蒙与爱人欧阳儒秋同到重庆北碚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任教。1940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结识。“皖南事变”后， 欧阳儒秋伪装为新四军家属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先期到达延安，沙蒙则在重庆由上级安排转去香港。在港期间，他加入了旅港剧人协会，参加了《雾重庆》《马门教授》《北京人》等话剧的演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于1941年12月沦陷，力主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届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身处险境。中共中央高度关心重视此事，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务必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营救。这场“秘密大营救”前后历时约一年时间，共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届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800余人。惠州作为营救路线中的重要中转站，见证了这场史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香港沦陷历史照片。
沙蒙，就是这场惊天壮举的见证者。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密安排下，1942年1月9日下午5时，第一批秘密营救撤离香港的文化人茅盾夫妇，还有廖沫沙、叶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韩幽桐夫妇，沙蒙、葛一虹、戈宝权、黎澍、胡绳、沈志远、周钢鸣等20余名文化人，开始踏上了秘密撤往内地之路。
部份滞留香港文化人被营救来到东江游击区(前右三为茅盾)
他们冒着日军海上封锁和搜捕的危险，由香港抵达九龙，再经西贡交通线，翻越大帽山，历时三天，进入宝安白石龙村，来到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才脱离虎口。
按照秘密大营救的部署，他们还需要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前往东江流域中心城市惠州，再乘船北上到老隆。2月14日（旧历除夕）一大早，在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等人的护送下，20多名文化人从惠阳茶园出发，历经艰辛，于次日（春节）凌晨一点多才到达惠州城。
沙蒙和茅盾等文化人在惠州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那时的惠州城，仍然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
惠州古城老照片。
他们在惠州府城北门附近渡口等船北上时，在西湖边转了一下。此时西湖的花草亭阁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几棵大树带着满身伤痕屹立在那里。他们听说这里曾被敌人当作刑场,杀了不少人。看去地上点点红色似乎是血迹,一细看原来是枯红的花瓣。
有感于此，
同行者胡风写了一首悲怆的诗——
《过惠州西湖》：
劫后湖山冷，萧然得此游。
荒碑七尺石，热血几人头。
木落花犹赤，云低雾不收。
荣枯缘底事，厉鬼笑封侯。
胡风《过惠州西湖》历史文献。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20多位文化人大多是在正月初三离开惠州的，但沙蒙与茅盾并没有乘坐同一艘船。与沙蒙同行的是胡风、宋之的夫妇，以及葛一虹。他们坐着一艘有三四个舱位的木船，沿东江北上，大约10多天后才到达老隆。接着，又乘坐长途汽车到曲江，再乘火车直到桂林。
沙蒙一家在延安。
沙蒙从香港脱险后，辗转回到了重庆，加入中国艺术剧社。1944年3月，他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做教员，兼任鲁艺实验剧团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沙蒙连续导演了《赵一曼》《上饶集中营》《上甘岭》等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电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