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增加收入！“一人务工，全家脱贫”外，上海还有这些招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防止返贫，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比单纯的物资帮扶更难，也更加立意长远。
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这些“软实力”是否能在扶贫道路上发挥更多作用？
记者前往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贵州遵义务川县，探寻更多未来的可能。
来自上海的“黑科技”
贵州，群山环抱。俗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遵义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于2019年脱贫摘帽。
贫困，首先源于山区的天然屏障。
从县城驱车前往海拔960米高的天山村。山路十八弯，个个都是发夹弯。极其陡峭的弯口，司机先刹车，再一个油门加速大转，猛冲上坡。狭窄的硬化山路，如果遇到双向会车，几乎挨着几厘米擦肩而过。
盘山路惊心动魄：有土方车撞破栏杆，半截身子吊在山崖外；有集卡转弯不慎倒向内侧山壁；前方一处硬化路面，下方山体滑坡，已经凹空，只余路面勉强维持。
如今，天山村仍有3000多人住在山上。喀斯特地貌的山并不蓄水，村民们世世代代缺乏水源，仍然生活在山里的村民大多是老年人，他们每天从山脚下取水，一天两个来回。家家户户修了水窖积攒雨水，但“望天水”放久了，并不干净。
脱贫摘帽，首先得解决饮用水问题。
目前运用较多的方法是电提水，天山村也尝试过。平均每吨水使用成本超过10元，调试时，电费消耗上万元，项目被立即叫停———即便成功，后续很长时间，山区也用不起这么贵的水。
那怎么办呢？干部们不断寻找方案，终于发现了一项诞生自上海的“黑科技”：自然能提水。
对发明者而言，一切始于一场偶然。
几年前，在上海经营广告公司的李林与两位朋友前往云贵山区游玩。无意中，他们遇到山上的村民。
“一走近，一股味道，衣服油光锃亮。”李林回忆。他们想起一篇国外论文，谈及水的落差势能可产生巨大能量，不用电，不用油，就能把水往高处送。但论文仅是理论。
3人回到上海后动手试验，耗费了几卡车的废铜烂铁，试验成功，获得国家科技创新金奖。彼时，3人各有本职工作，没当回事，更没考虑市场应用。
直到上海的领导干部看到后，立即提议：上海帮扶的贫困山区正好能用上。
天山村山区施工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首先是搬运材料，300多根6米长、800斤重的粗管需运送上山。挖机开路，遇到发夹弯，机器臂旋转挖土，确保装材料的货车能顺利过弯，货车身后还有吊车，一旦发现货车有滑坡迹象，立即牵引住它。如此3辆车的组合，花了20多天才把材料运上山。
设备安装更是难上加难。在山里，一袋沙比一袋米还珍贵。平地上简单的动作，到了山上一切都变得不再简单。
人工抬不动粗管，电焊时需挖机、铲车一起配合。300多根管子，一节节拼装。山里哪儿来的电能？只好发电机一路跟随。为了保障这么多工程车辆上山作业，另有2辆卡车，专门负责来回上下山，运输柴油和汽油。
施工炸路，常常伴随局部山体滑坡，大石头纷纷滚落，工程多次遇到险情，但团队已习以为常。天气不好时，只能停工。70多人在山上干了整整8个月。
天山村山区的盘山硬化路，正是为自然能提水工程而建。修了约23公里，其中8公里几乎全是毛路开挖。
设备成本实际并不高，但土建成本、交通成本高达几百万元，预算超了不少。土建的施工团队，全部来自当地；上百万元的项目费用，大部分来自上海的扶贫资金。
“如果没有政府、相关部门、当地团队的全力支持和付出，我们这项发明几乎不可能落地。”李林感叹。
如今，即便有了硬化盘山路，每一次上下山，车辆失控、撞壁、滑坡，依然是家常便饭。付出那么多代价，肉眼所见的成果，其实就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设备房，毫不起眼。
然而它背后看不见的技术，全中国独此一家，国家专利多达六七十项。溪水深流处，23米的水流势能，把水一口气输送到扬程700米的山顶。水，再从山顶缓缓流下，流向天山村的家家户户。
如今，自然能提水工程仅在务川一县就有8个。2019年底，上海援助资金7700万元，并整合当地水利投资，在云南和贵州先后落地33个自然能提水项目，帮助解决8.2万人生活用水、6.4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和1.5万头大牲畜、10万羽土鸡饲养用水。
每一届上海的扶贫干部，都对这项外表不起眼、背后吃苦多的工程情有独钟。它的美，是在村民们打开水龙头的刹那，流水哗哗。
有人戏称，这是饮用水的“上海方案”。
来自上海的社区自治
上海奉贤区对口支援务川。2019年7月，第三批援黔干部翁晔、林源从奉贤来到这里，分别挂职务川县副县长、务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任期3年。
务川地处偏远，曾经从遵义机场驱车4小时方能到达，这也是当地贫困人口集中的一大原因。如今建了高速公路，机场到务川的车程缩短到2小时内。
穿过一层层隧洞，过收费站后，见到务川县城的第一眼，是一座圆形天桥。四周现代建筑林立，红绿灯闪烁，路面干净笔直，时有机动车飞驰而过，与上海的街景高度相似。
务川县城近几年发展迅速，城市建设处处仿若上海。当地人对那个远方的“上海”熟悉又热情。只要提及自己是从上海来的，当地居民就像对待远方来的亲人，分外热情。
大坪街道敬贤社区，是务川山区贫困人口的移民安置点。水泥路四通八达，地面划线白得发亮。时有居民骑着外表统一的电动单车穿梭在路上。
翁晔说，这是从上海引进的“共享电动单车”项目，深受居民欢迎。电动单车随处可见，甚至有人每天骑着它接送孩子上下学。尽管项目未来也可能会失败，但至少此时此刻，“共享经济”的种子在这里发芽。
李飘，曾是山区深度贫困村的村民。2年前，他们一家5口搬进敬贤社区的新房，面积约100平方米。
独立的厨房、干净的卫生间、明亮的居室，让人眼前一亮。但几天后，他开始不自在：地面亮堂的瓷砖，踩个脚印看得清清楚楚；垃圾得倒进楼下的垃圾桶；还要交物业费。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为啥每月还得向别人交钱？”不只是他，许多搬迁户刚开始都想不通。“他们过惯了山里的日子，能理解”，社区干部们说。学习上海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模式，敬贤社区干部也开始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居民想法，“一对一”讲政策、做工作，不让困惑“发酵”。
这里的社区服务中心，与上海的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是服务台，社区事务被统一归拢在此，条分缕析。
党建中心、睦邻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多功能合一，还有阅览室、文体活动室、聊天室、食堂等。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搬迁户们习惯了社区生活，社区干部又开始“出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李飘学了厨艺，凑齐几万元后，在家门口开了一家餐馆。小馆子环境干净，口味地道，两口子手脚勤快，赢得了不少回头客，现在一个月能挣7000元。
下一步做什么？翁晔指导社区干部，把上海基层自治经验“搬”过来，着手建立一套激励措施。
比如，每次由社区服务中心发布社区活动，招募居民志愿者。做出贡献的志愿者可按小时计分，累积的积分，可在社区超市等地方兑换购物优惠、物质奖励，或其他服务内容。
多么耳熟的做法。其背后正是深谙人心的上海社区管理模式———不能只有负面约束，也得有正向激励，甚至市场手段。
“把所有活动列一张表单，信息一目了然”“合作超市不一定直接给资金补贴，为他们引流，他们也有好处，可以有更多合作方法”“不仅超市，菜场、小卖部、理发店都可以发动起来，思路再开阔些”……翁晔一项项建议。
激励措施有个好听的名字：“圆梦加油站”。翁晔希望，由此培养居民们的服务意识、志愿精神，形成群众自治和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对社区有了归属感，搬迁群众才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敬贤社区，下辖4个移民小区、2个行政组，异地扶贫搬迁户9831人，占了绝大多数。社区有援建幼儿园“奉贤幼儿园”、务川县第五小学、大坪卫生院、扶贫车间等。
换句话说，搬迁群众的教育、医疗、就业、居住，在社区约1公里范围内全部可达。某种意义上，比上海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还要便捷。
来自上海的教育产业
新建成不久的务川县第五小学，有漂亮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现代化教学设备。
有些硬件甚至比上海的一些小学还好：走廊上统一安放热直饮水器；机房、实验室一应俱全；很多教室配有“智能黑板”，它是触摸屏，边上有个小灯，只要放上书面材料，内容就会在黑板上投影放大。
这也是上海哔哩哔哩（即B站）和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参与共建的学校。
教育扶贫，不能简单停留在捐款捐物的“硬件扶贫”，更重要的是内容输出。
“这次与B站合作，也是看中其线上丰富的科普内容、文化内容，可提供更多课程资源。”翁晔解释。
B站副董事长兼COO李旎表示：梦想小学是一所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学校，而B站的支持重心将放在学校软实力的提升上，比如优质UP主资源、教师培训、外出研学、支教项目和真爱梦想课程。
课程首先需要一间“梦想教室”，它的布局不再像传统教室，而是集平板电脑、图书、多媒体设备为一体，对孩子别具吸引力。墙壁可擦可写；桌椅能灵活移动、叠放升降、自由排布；阅读区温馨自在。
由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研发的梦想课程首席顾问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此外还有其他领域专家一起加入开发。
课程主旨不是应试，而是素质教育。课本非常有趣，有《思维导读》《理财》《安全教育》《规则与我》等。
记者翻开其中一章“情绪智能”，题目是请学生写出代表情绪的词汇、画一画自己的天气情绪图、模仿动物叫声、学会幽默等快乐催化剂，以此引导学生懂得面对挫折，调节情绪。
此外还有“自尊自信”“创新思维”“转败为胜”等章节。就连上海家长非常喜爱的经典儿童图书《野兽国》，也包含在系列课本中，并提供专业解读。
考核合格的当地教师被称作“梦想教师”，只有他们可以给学生上这些特有的梦想课程。专业团队定期为梦想教师评级，评级上升后的教师有资格培训其他老师，以此类推，扩大当地的梦想课程师资队伍。
一位当地的校长恳切地说，教育帮扶不能仅靠支教，支教老师总有回去的一天。培训当地教师，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更加迫切。
赞助企业如B站，将会承担务川县第五小学梦想课程的费用，包括硬件建设、后续的师资培训、招募教师和运营支持等。
与见多识广的上海孩子不同，当地孩子此前在山里“自由生长”，不少还是留守儿童。搬到县城后，他们需要补上综合素质教育。所以，应试体系之外的内容，由学校统一安排、系统性上课，更具可行性。
一位梦想教师表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非要考上大学，或拿个高分，首先是学会“自信、有尊严地做人”。素质教育的稀缺性、重要性在贫困地区可见一斑。
而见多识广的另一种模式，是研学旅行。
由奉贤投资建设的务川青少年研学旅行基地，为上海援外最大单体项目。空中俯瞰，整座基地层层叠嶂，弧度蜿蜒，仿若山峦，出自上海知名设计师陈嘉炜之手。
基地分为研学旅行区、生活配套区和室外拓展区。群山之间的足球场、篮球场，让每一个到此研学的孩子，第一眼就欢呼雀跃，撒丫子奔跑。
研学基地面向的一个重要人群，是贵州本地学生。他们大多选择“半日营”或“一日营”，比如学习仡佬族特有的“拓印大贰纸牌”。
还有上海东方绿舟提供的科技展示课，让当地学生回味无穷。“我原本上课不爱听科技内容，自从看了展示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开始感兴趣了。”一位务川学生说。
研学基地未来可做的不止于此。从研学课程、餐饮、住宿，可以向亲子、公司团建、疗休养、场地租赁、会务会展、旅游购物、地接服务拓展，“研学+”能带动当地文化、餐饮、零售、体育、文创、现代农业、景区管理等产业联动发展，增加人口就业和长效增收。
扶贫干部们希望通过研学，盘活地理位置偏远的务川风光和文化，让它们真正变为可持续“造血”的资源。
如何提供优质的文化内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何成为产业，带动一地经济发展……上海提供了一种探索，也提供了务实、精细、意在长远的经验。
【专家对话】
输出更多上海“软实力”
记者：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比单纯的物资帮扶更难。
马流辉（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扶贫工作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打基础。完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第二步，管眼前。在2020年这一时间节点，劳务输出是短期有效的脱贫路径。发展产业短时间内未必立竿见影，但劳务输出可以。在调研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的标语。
产业发展的益贫性非常明显。但需新的观念、人才、管理模式等各方面支撑。比如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寻甸县的过程中，机制创新，不再是直接给资金，而是提升贫困村的“造血”能力，给他们建造冷库，为当地果蔬产业提供配套服务。
在此过程中，村集体不仅能够获得出租冷库的租金收入，还能为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机会。产业扶贫具有可持续性，上海在这方面确实有自己的优势。
记者：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这些“软实力”如何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马流辉：比如，久居深山的贫困人口搬下来后，可谓“一步跨千年”，直接从农耕文明过渡到现代城市文明。他们如何适应新生活？新问题如何解决？
调研时，我们发现了“睦邻中心”，它很好地缓解了这一难题。原来这个项目是杨浦区援建的。大家知道，“睦邻中心”在杨浦的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上海的很多经验，若能创造性转化加以运用，会让贫困地区受益良多。
记者：长远看，还得靠教育。
马流辉：是的。扶贫的第三步，放长远，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目前在教育扶贫中，大多关注义务教育，对职业教育关注不够，尤其是初中毕业未考取高中、高中毕业未考取大学的“两后生”出路，考虑还不多。
我在调研中遇见过一个贫困地区的青年，通过上职校学厨艺成为厨师，后来在县城开饭馆，向老家的村民收土鸡蛋、蔬菜等各种农副产品，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自己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乡亲们增收。上海虹口区针对云南文山州的“两后生”，专门设计了职业教育项目，也是有意义的探索。
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已经解决后，生存问题将让位于发展问题，满足贫困人口更高水平的发展需求，防止返贫，将会成为后扶贫时代的主要课题。
在这个阶段，发挥市场的力量，激发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政府搭建平台而非大包大揽，让科技、文化、人才资源流动起来，上海可以提供更多经验，探索出更多可持续的扶贫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