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子烘焙四年，学员宪勤已经成长为能独立制作面包的面包师。他正在用心地捏一块酥皮。（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2020年10月下旬，堆积如山的月饼全部售罄，曲奇饼礼盒只剩下几张订单，尚待收尾，麦子烘焙面包坊（以下简称麦子烘焙）终于从倒闭危机中喘了一口气。
9月中旬，这家被称为广州首家社会企业的面包坊濒临结业。成立七年来，这家社企一直培训心智障碍人士成为面包师，支持他们正常就业，实现自我价值。和普通的企业不同，作为社会企业，他们的盈利不能分红，将继续用于智障人士就业支持、康复训练等。
但七年来，麦子烘焙不断面临经营困境，新冠疫情的影响更让这家小小的社企几经倒闭风波，面包销量锐减，租金、工资等压力一度令他们透不过气。
2020年4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进行一项关于社企生存状况的调研，随后发布报告《2020年初中国社会企业生存状况调研分析》（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显示，只有28.57%的社会企业经营不受新冠疫情影响，19.64%的社企经营暂时停顿，12.50%认为自身面临倒闭。由此可见，挣扎求生的社会企业，麦子烘焙并不是孤例。
“接下来还不知道。”面对经营状况好转，麦子烘焙总经理卢卫霞没有就此放松，她没有停下手上的活，低着头用剪刀剪下次日小区团购的订单，分门别类地摆好，偶尔抬头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
挣扎在关门的边缘
在卢卫霞看来，麦子烘焙存在的意义是一个示范窗口，让公众看到心智障碍者可以正常工作。
2013年，广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创办了麦子烘焙，出于“自我造血”、“自力更生”的初衷，麦子烘焙被定位为社会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为企业。
麦子烘焙的门店开在一所大学附近，主打欧式面包。以前，这里是一条热闹的食街，这一年，受到疫情影响，食街冷清了许多，店里的客流量眼见少了很多。
麦子烘焙目前有11名员工，一位经理，两位店长，两位师傅，四名学员，还有两个普通员工“哪里需要哪里搬”。智力障碍的员工被称作“学员”。“学员”最多的时候有五六个，现在有四个，全部安排在生产部里做面包，由两位师傅带。
发生新冠疫情这一年，麦子烘焙出现两次危机。
第一次是新冠疫情高峰期间，和多数小店的遭遇差不多，预计的开业时间到了，面包师傅还滞留在湖北荆州。当时，店里也担心学员的健康，建议他们在家等，不要上班。店里人手不足，连司机也不时被叫去帮忙烤面包。
即便如此，收支依然严重不平衡，房租、员工工资加其他成本，资金链很快就断了。
有人建议在小区里发起团购，开拓销路，卢卫霞就在朋友圈发团购信息。团购效果很好，一个小区带动另一个小区，天天出外勤的卢卫霞打开了二十多个小区的销路。
但好景不长，7月底销售量又在下滑。正值暑期，许多家庭出游，影响了销售。没办法，卢卫霞决定“折腾”月饼，卖曲奇。麦子烘焙不能生产长期保存的月饼，要从酒楼购买。但这一笔投入，麦子烘焙也“挤”不出来，只能去借钱。
七年来，借钱是麦子烘焙绕不过去的话题，卢卫霞坦陈“近年来亏损在20万-50万之间”。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找慧灵求助，借钱发工资垫房租。
这些年，围绕着麦子烘焙的去留，慧灵内部讨论多次，及时止损还是继续坚持？“我们（机构内部）真的是一个一个站出来表决，留下还是关掉。”卢卫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个画面多少有些残酷，卢卫霞力陈麦子烘焙的价值，尝试说服其他反对者，“关了它，那些学员去哪里呢？”
关门了学员怎么办？
店里这些年的困难挣扎，学员们也看在眼里。
黄相旗是老员工，他今年31岁，小时候车祸受伤，智力受损，表现为“忘性大”，事情记不住，甚至转身就忘了，小脑也有萎缩的迹象。他总是把长条形的法棍做成一头大一头小，做完以后需要其他人帮忙检查。
2011年，慧灵开始打算开面包店。1990年成立的慧灵彼时积累了一定的培训经验，心智障碍的学员有了工作能力，但进入社会却很容易遭遇歧视。“不是学生有问题，是环境有问题”，慧灵下定决心，“尝试提供无障碍的环境”。
2012年5月，慧灵展能中心的老师张龙艳被选去学习，在专业面包店待了半年，又到台湾培训了一个月。随后，慧灵找来的十多位工作能力好的学员，在慧灵农场进行封闭式学习，“怎么带学员啊，就是手把手地教。”张龙艳说。
张龙艳和黄相旗从那时结下了师徒缘分。黄相旗记得，当时张老师教他们认识各种面粉、酵种，晚上从度量衡的单位换算开始教，“一百克等于零点几千克”。
对黄相旗来说，他不敢想象这家工作七年的面包店会关门，他相信老师们会带着他们撑过去的，像过去一样，但相旗的母亲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旗最近比较慌”。
相旗妈妈今年65岁，因为身体不适，近期辞去酒楼洗碗的工作，在家养病。父亲早就和他们分开住了，“顾不上家”。麦子烘焙一旦倒闭，也意味着黄相旗的失业，接下来怎么办，一家人不敢想。
在麦子烘焙，学员们工资并不高。每年师傅们坐在一块评估，依据能力发放工资，“如果三个人才能完成一个岗位的活，那这份岗位工资由三个人分”。
24岁的帅气男孩邝柏林动手能力不足，目前还未转正，基本工资不过一千五左右，而曾宪勤已经是一名能独立完成全流程的面包师，则予以调薪。
最近，柏林一直在找工作。得知麦子烘焙的状况后，妈妈催促他多去酒楼打听工作机会。柏林曾就读普通学校，常被同学欺负，中学就去了特殊学校，后来进了庇护工场。他没有朋友，在麦子烘焙他有工友。最近妈妈送他去武馆学散打，他很喜欢，专门录下视频给工友蔓馥看。
柏林妈妈知道，麦子烘焙是一个温暖的庇护所，“出去外面，人家肯定是呼呼喝喝的，没有老师那么包容你。”但她担心柏林的将来，“他终究要出去面对，要锻炼的。”
使命成了包袱
卢卫霞坚信麦子烘焙的价值，“是，我们是活得很艰难，但是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这家店与普通面包店相比，的确太特殊了。
店长陈恩平2014年来到麦子烘焙工作后，很惊讶这里的营业时间：10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营业时间错过了早上买早餐、下午准备第二天早餐的黄金时段，“销量肯定上不去”。
但这是考虑了心智障碍员工的特殊安排：他们住得远，尽量晚点开门。但后来，这个规定在面临经营困境后做出了改变——员工们要凌晨4点上早班，面包赶在早餐时间出炉。
管理也完全不一样。作为生产车间里的头儿，张龙艳熟悉每个学员的优缺点，脾气性情。柏林不会计数，配料的时候要多叮嘱检查；沉默的宪勤有听力障碍，很多时候只能对口型；以前还有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学员，转身看不到了，张龙艳就得放下手里的活找人去——他爱到隔壁超市门前大喊大叫。
时间久了，生产车间里达成一种合作默契，配料的配料，做蛋糕的做蛋糕，各展所长。张龙艳会打印出制程单，学员按照上面的面粉、水、鸡蛋等材料数量配料，做完一项打一钩。
直到现在，麦子烘焙的办公室里，给每个学员都设有专门的文件夹，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每一年针对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估，社工跟进服务；但为了省钱，面包的包装袋选用的是无字的牛皮纸，没有印刷品牌标志。
卢卫霞相信在心智障碍员工服务方面，麦子烘焙是成功的，但产品销售上缺乏章法，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麦子烘焙是从做心智障碍领域的服务里长出来的，先天缺乏市场营销这一块”。
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SESC)联合创始人夏璇将这样的境遇称为，在“活命”与“使命”之间挣扎。夏璇发现，一些传统社会组织转型做企业，有时难以转变其固有思维，“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时常在打架，其发展速度会受限”。
仅考虑“活命”，麦子烘焙可能无需考虑这么多心智障碍员工的诉求，但作为社会企业，它的目标恰恰是支持心智障碍人士就业。“包袱就在这里。”夏璇说，社会企业较一般企业更难，它不能仅凭商业逻辑决断，比如产出比，他们还要考量更多的问题。
双重属性的顾虑
据报告显示，66.7%社企的市场销售受到新冠疫情的较大影响，这些社企涉及教育、培训及就业领域，市场变化对行业产生了很大冲击。除了建议社企全力面对困境，更呼吁，这些兼顾社会责任和商业价值的社会企业，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麦子烘焙成立七年来，收到不少民间的善意。分店场地是免租的，大厦老板仅收取水电费用；生产部楼下的素食餐馆也给麦子烘焙的员工打折，他们中午一点半后到餐厅吃饭，28元的自助餐只要8元。一些老客户隔三差五会到门店买面包，顺带打听一句“学员们都上班了吗”。
但作为社企，麦子烘焙目前没有获得特别的政策支持。
如今，社会企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概念，作为企业类别，并没有纳入登记注册制度。
据夏璇介绍，国外对社企有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衡量指标，而中国自2006年引入社会企业概念，还未完全汉化落地。
是否为社会企业，只有一些行业认证。如中国慈展会于2012年开启的社会企业认证，到2018年为止，慈展会共认证了234家社会企业。
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显示，认同社企身份并被行业认可的社会企业全国仅有1684家，多数企业处于初创期，其中近60%是工商注册，32%为非营利组织，相当多的社会企业服务于弱势群体。
近年来，陆续有地方政府如成都市、北京市、深圳市福田区、佛山市顺德区等地，先后提出培育社会企业的支持政策。
成都市是国内第一个出台专门的培育社会企业政策的城市。2017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发文，首次提出“鼓励社区探索创办服务居民的社会企业”。2018年，成都市政府发布《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要求建立全市统一的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培育社会企业“成为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力量”。
目前，这些地方实践并未大范围铺开。据夏璇介绍，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尚未提上日程，地方探索还有许多顾虑。
这个顾虑源自于社会企业的双重属性——既带有公益性质，同时又是盈利的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衡量社会企业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可能引发质疑。“这是一家企业，为什么给它优惠？不会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吗？”
对政府决策者而言，还将考量社企获得支持政策、占据公共资源后，能否真正为社会公共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不能退回去”
成都康庄社区的“佑爱嗨豆”面包店也是一家社会企业。它和麦子烘焙采用同样的模式，培训心智障碍者成为面包师。与麦子烘焙相比，他们获得了当地社区的支持。
当地社区免费给场地，免水电，并协调社区资源，但同时提出要求：“佑爱嗨豆”要在社区里举办活动；门店有时可以作为社区居民的交流空间；吸纳社区的下岗职工作为员工等。
夏璇比较同意这种做法，“我们也不建议政府一上来就给钱、减税。”他认为，社会企业本质仍是企业，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创造价值。对一些提供残障服务、老年人服务等的社会企业而言，更需要获得立足社区的支持，而非简单的免税，“成都的社区与面包店实际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
对于社会企业的发展空间，业内人士仍有信心。
2019年，社会企业服务平台在一项针对2015年-2018年中国慈展会认证社企的调研中，发现46%的社企尚未实现收支平衡，实现收支平衡的占比30%，利润稳定及持续增长的占比24%。夏璇认为这些数据是“乐观的”，说明“存在盈利稳定的社会企业”。
在研究中，夏璇发现，某个角度看社企的抗风险能力是相对较强的。传统企业的存活率大约是2.7年，但社企因为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包括捐赠等具体支持，存续时间反而更长，“只是社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对瓶颈亟需突破的时候，能力相对较弱”。
卢卫霞也不断反思困顿经营的原因，认为是其自身销售体系的不足，“我们还是先理顺自己，再来想政府政策的支持”。她再三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当时开这家店是为了自力更生，“不能退回去”。
对这家面包店更不舍的是学员们。2月底的一天，因新冠疫情影响，不能去上班，柏林骑着自行车，赶到麦子烘焙的店里，“很无聊，想看看‘麦子’开了没”。
从家到麦子烘焙，需要坐66路公交车，一共21个站。他坐了四年，清楚这条公交线路的每个公交站，沿着公交站牌，他一个接着一个，骑车到了麦子烘焙。门没开，又很失望地骑回去了。
那些停工的日子，相旗申请了一笔零用钱，用108块买了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他记不住内容，只能一个章节反复看很多遍，有时是两三个章节一块看很多遍，逐步记住了“像骆驼一样坚韧”的孙少平以及非常善良的田晓霞。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背下其中的一句话，“人生而卑微，人又生而高贵，如何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寻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