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7日晚，北京市民在观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海报。（ICphoto/图）
“总算查完了。”张鹏长舒一口气。2020年10月23日傍晚6点，他坐上了回家的地铁，一天的工作虽已结束，但他还是没能要到那位女租户的身份证号码。
“要查的话，民警能查到，但我觉得还是遵从申报人的意愿。”张鹏说，反正户籍地那边肯定会登记。
张鹏是河南洛阳某社区的人口普查员，“十一”长假一结束，就开始入户摸底，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收集数据。
始于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迄今已开展过6次。根据部署，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的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
相比前6次，“七普”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登记公民个人身份证号码这一项。这让宁波鄞州区统计局副局长丁柏荣觉得普查工作更有效率，“尤其在解决流动人口登记问题上”。他还兼着区人口普查办主任一职。
从“二普”开始，调整普查项目已成惯例，每次普查前，相关部门都根据当时社会、国家的发展需要设计新的调查项目。
最后得出的数据，都是对国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变化的一个观照。这些数字将影响未来的就业、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政策制定与完善。
入户越来越难
张鹏一个人要负责3栋楼113户的摸底工作。国家普查方案的要求是，每80到100户，或每250－300个人，划一个普查小区。
10月23日，确定一户室内有人后，张鹏连敲了几次门，开门的是一个女租户，“一开始就怀疑我的身份。”张鹏说，他连忙解释自己穿的是普查员的红马甲，并出示了工作证，还表示可以去社区核实他的身份，租户仍将信将疑。
进屋后，张鹏拿出了4张表：普查表短表、普查表长表、境外人员普查表和死亡人口调查表。
短表主要用来了解住户的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等，长表除了有短表中的项目内容，还有人口流动状况、就业状况、婚姻状况等信息。所有住户都要填短表，长表只有被抽到的10%需要填写。“七普”短表要填的内容有19项，长表有48项。
租户接过普查表，看了一眼就皱起眉头，不愿填写，说要提供的都是敏感信息，特别是身份证号码。不到1分钟，张鹏就被“赶”了出去。
对于公民抗拒填写身份证号码的心态，普查项目设计机构早有预料。多次担任全国人口普查专家咨询委员的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回忆，“六普”（2010年进行）之前，专家们在设计普查表时就已建议增加登记身份证号一项。但在正式普查之前的试查阶段，不少公民都觉得登记身份证号码侵犯了个人隐私，同时可能由于不常登记身份证号码，很多人记不全号码。
“六普”最终放弃了登记身份证号码。
“七普”专家咨询委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段成荣，也是“六普”的专家咨询委员，据其回忆，当时身份证号码刚从15位增加到18位不久，从技术层面来看，计算机容量在当时也很有限，表上增加18位身份证号的数字，会让后期数据统计的工作量大幅增加，技术水平难以承担这一负荷。
到了“七普”，之所以能顺利增加登记身份证号码这一项，一方面由于登记、查询身份证号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已日趋普遍；另一方面，普查技术水平无论是在保护公民个人隐私还是在后期数据统计处理上都已趋于成熟和可靠。
不过，公民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了，这会增加登记身份证号码的难度。
参加过“五普”和“六普”的四川省宜宾市普查员刘宁对此体会明显：“二十年前，敲门还比较顺利，十年前，人们防备心明显增加。今年很多门敲不开，我们麻烦民警陪同敲门的次数多了。”
尽管有难度，段成荣还是认为有必要登记身份证号码。他指出，以身份证号码作为一个枢纽来做数据的验证，对防止重报、漏报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冯庆超/图）
“三普”脱离政治需求
如登记身份证号码一样，每次增加的普查项目，都反映了过去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变化。
第一次人口普查还是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1953年，中央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摸清国内各地、各民族的人口数，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内容直接服务于目的，只对本户地址、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等6项进行了调查。
在段成荣看来，尽管起初的普查是为政治服务，但调查的结果却被很多领域所用。
渐渐地，居住区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规划都会参考人口普查的结果。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也为“一五”计划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成果已有，但当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人口普查意识。
直到1964年，经过了3年自然灾害之后，国内各方面运行都很困难，国务院迫切想掌握国内人口的具体情况，于是有了第二次人口普查。调查项目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3个项目。
那次普查结果是作为保密资料对待的，供高层参考，只对社会公布了人口总数，连性别结构等信息都没有公开。
中国在1982年开展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终于脱离政治需求。
那次普查采用了现代人口普查的概念和定义，普查项目增加到19个，有就业信息等项目。翟振武认为，第三次人口普查是真正和国际接轨的一次普查，从此形成一种稳定的机制。
段成荣解释，人口普查成为“规定动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现代国家没有不搞人口普查的，这能给国家制定政策提供详细依据。另一方面，联合国很关注人口普查，积极推动成员国践行。
“三普”时，由于我国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普查项目中又增加了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胎次等项目。
经过“三普”，国内形成了共识——每隔十年普查一次人口，逢“10”之年进行，两次普查中间再进行一次1%人口的抽样调查，俗称“小普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流动人口数量开始急剧增长。于是到1990年“四普”时，与流动人口相关的项目被列入普查项目。沿袭同样的思路，“五普”时，住房信息被正式列入普查项目，“六普”时，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成为普查项目。
2020年的“七普”，不仅增加了登记身份证号码这一项，在“按户填报”部分还新增了两个项目，一项是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总价，另一项是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
翟振武认为，这次跟房屋有关项目的调查比较详细，和近十年人们的住房状况变化有关。
调查公民的住房情况也是联合国建议的人口普查项目之一。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对这一项目的调查开展得还稍晚一些。
中国最初在1995年人口“小普查”时开始试点调查住房情况。当时国家大力推进“奔小康”，而住房的人均使用面积是衡量居民家庭居住状况的主要参数之一，国家必须摸底了解公民的住房情况如何，以便制定更完善的住房政策。
2010年11月1日，江西九江市开发区的“六普”普查员正在对农民工进行人口普查登记。（IC photo/图）
都想加一个“自己的问题”
要通过十多个问题，精准掌握一个人的基本情况，普查表的设计需经过细致考虑。调查项目的“上”或“不上”，都需要反复沟通协调的。
一些项目虽然很重要，调查结果对以后政策制定也大有用处，但在试点之后仍然被淘汰出表，“收入”问题就是个典型代表。
2005年开展“小普查”时，一位沿海地区试点阶段的普查员拿着普查表，挨家挨户地问“上个月（或按年收入折算）的月收入是多少”，结果“不是吃‘闭门羹’，就是问不到什么实话”。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试点结束后，对于“收入”要不要放进普查表，普查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内部曾有过激烈争论。有专家认为，收入情况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生活水平最直观、最根本的反映，增加到普查中，十分必要也很重要。
有的专家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普查收入情况虽然必要，但实践证明，即使普查收入，也很难获得真实情况，很有可能反而影响普查的准确性。
翟振武记得很清楚，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不调查这么敏感、涉及隐私的问题，但在经济普查中一定要详细了解收入问题。
“七普”前，翟振武参加专家组讨论时，曾建议删除普查短表中最后一个问题——15周岁及以上（2005年10月31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是否识字”。
翟振武的依据是，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3周岁以上的人受教育程度”所调查的问题本质上有重复。“既然受过教育，那怎么可能不识字？”翟振武觉得“这样浪费了一个问题”。
有的专家则认为最后一个问题能普查中国的文盲率情况，在国际上，联合国建议各国普查人口时，一般都有文盲率的指标，社会进步体现都集中在文盲率上。
最后确定的普查项目中，还是保留了这个问题。
令多位参与项目设计的专家印象深刻的是，各部门往往都希望普查表上能加一个“自己的问题”，计生部门想调查育龄妇女的情况，卫生部想调查婴儿死亡原因，甚至有的部门还希望将人们上班出行的交通方式等也列入普查表调查项目。
残联就曾提出，他们平时很难做残疾人调查，既然都入户了，能不能“顺带问问”。但专家回答，从人口普查的角度，这个“顺带”任务量太重。一个人是不是残疾、属于哪类残疾以及残疾等级，普查员难以断定。专家进而指出，这种涉及鉴定的内容，还得靠专项调查。
最后根据各部门意见汇总的普查表往往体量过大，“五普”修改后的草表有六十多个项目，远远超出“四普”的21项，最后确定了49项进行先期试点，这也是最终普查的项目数。
“人口普查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段成荣指出，“首要而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把人头数点清，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两大难关
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点清人头数要先过两大难关，一是流动人口，二是低龄人口，这两类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在近十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六普”之后，国家在2013年和2016年分别对生育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相继实施了“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的政策。“七普”是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政府、专家和公众都对低龄人口的申报报以期待。
国家统计局人口社科司原司长张为民曾指出，“五普”中0至9岁的低龄人口漏报多达3014万人，“四普”时在这个年龄段的漏报人数是1254万人。
宁波市鄞州区统计局副局长丁柏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六普”时尽管有关部门表态对超生儿童给予“豁免”政策，但难以杜绝个别瞒报现象。
刘宁也回忆道，不仅老百姓害怕超生被罚不敢报，地方政府也会担心如果普查结果与过去上报的出生人口数不符会被追责。
“两孩”政策全面放开后，“七普”对低龄人口的普查难度可能有所下降。但段成荣提醒，低龄人口本身就容易漏报，比如刚出生的婴儿，家长可能还没来得及上报。
中国对低龄人口的统计在“三普”之后逐步细化。“三普”首次普查生育子女数和胎次，“四普”则开始统计每半年内的生育情况，包括婴儿性别。到了“五普”之后，就要逐个记录生育时间和婴儿性别。
相比低龄人口，流动人口更为复杂，也更难统计。
翟振武提供了一组数据，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21亿，2014年增长到2.53亿后转为下降，2018年底已降到2.41亿，“但外出农民工数量仍在继续增长”。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流动人口的流量、流向、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翟振武说，随着农民不断涌向城市，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首次超过了50%，中国已经从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国家跨入了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国家。
上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六普”之后，如何准确统计流动人口的状况，考验着“七普”。
主要致力于人口流动研究的段成荣梳理了人口普查中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发现统计的项目、方法都在不断升级。
“三普”时，全国流动人口仅有657万人，还没有受到社会太大的关注，普查表也没有这方面信息采集上的倾斜。
第一次在“普查”这个体系里关注、采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是1987年的“小普查”，设计了两个调查项目，分别是“5年前的居住地”和“流动、迁移原因”。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中央从1984年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的控制，当年，全国流动人口猛增到两千多万。从此以后，人口流动的增长势不可挡。
1990年，“四普”继续保留了1987年的尝试，项目设置没有太大变化。
到“五普”时，关于人口迁移、人口流动项目的设置，一下新增到8项。包括户口登记状况、户口性质、出生地、何时、从何地来本乡镇街道居住、迁出地类型、迁移原因和五年前常住地。
联合国普查流动人口方法有5种：出生地、公民资格、持续居住时间、以前居住地、在以前某个固定日期的居住地。“一般国家选用一两种进行统计，而我国这次把5种方法都用上了。”段成荣用“惊奇”来形容这一新增。
段成荣观察到，“六普”之后这十年中，流动人口“动”的特点更加明显，而流动人口规模虽然中途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在放缓，说明依然非常庞大，“这是影响人口普查质量的重要因素。”
漏报率增加
普查质量在2000年“五普”时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历次人口普查漏报率就能看出——1982年0.015%，1990年0.06%，2000年陡然增加1.81%。
“六普”的漏报率虽然下降到了0.12%，但相比“五普”以前的几次，仍然处于高位。
在分析“五普”“六普”漏报率不减反增时，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数量飞涨，人户分离现象严重，而当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和普查方式还无法应对大量的流动人口群体。
王金营曾作为专家参与“六普”之后的数据分析。每次人口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都要按一定比例进行普查质量抽样调查，2000年就在全国统一随机抽取了602个普查小区作为样本。
据王金营所知，2000年事后抽查时发现了某一省份有大量漏报，于是紧急补录几百万人头数。
早在那一年的入户摸底阶段，就出现了“总人数减少”的“怪象”。除了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国家每年还有一个千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1999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是有12.59亿总人口，2000年却减少到12.42亿，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国普查办要求各地紧急复查补漏。原先规定的普查登记时间是10天，后来复查补漏又用了20天。
近几次人口普查，特别是2000年之后，大家可能更多地关注了一些生育漏报。但王金营发现，在历次调查中，死亡漏报可能是最多了，1982年、1990年死亡漏报都存在，后来再普查漏报就更多了。
“统计死亡人口都是过后的事情，是回忆性的调查，它会存在一些问题。”王金营说，比如老年人的死亡漏报，导致统计的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估计可能就比较高。
至于怎么解释误差，“五普”专家咨询组组长孙兢新曾对媒体表示，从理论上讲，自“三普”开始，中国就已拥有了完整的质量管理系统，试图确保准确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数据准确性一直遭遇着各种挑战，甚至还与普查时间有关。
为了降低漏报率，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也在一改再改。
前4次普查定在7月1日。“这是考虑到人口学研究通常要计算年平均人口数。7月1日正好在年中，就省去了研究中的这一计算。”段成荣说。
后来发现7月份全国普遍高温，南方还频降雨水，增加了普查工作的难度。1995年的小普查，试图改期到10月1日零时，原本考虑是，公民在国庆假期有充分时间填报普查表，没想到恰恰因为假期，公民往往不在家，增加漏报风险。于是，从2000年起，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最终定在11月1日零时。
翟振武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普查技术水平的提升，漏报率将“尽可能降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鹏、刘宁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