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0年10月16日，日本福岛大隈，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污水储水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该如何处理，一直令日本十分头痛。（人民视觉/图）
离日本政府的“复兴·创生计划”不足半年时光，福岛灾区的交通和居所恢复建设已接近尾声。但日本复兴厅的数字统计显示，仍有大约4.7万人在外过着避难生活。
“这些年，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一直鼓吹‘核能很安全’，谁会想到发生了可怕的灾难。”自3·11大地震以来，青木考（Kao Aoki）老人一直在相邻的福岛县伊达市避难。
2019年秋天，复兴厅在双叶町举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3.8%的居民表示“决定不再回去原住址”。最近，一则核泄漏处理水将排入大海的消息，更是让当地居民感到不安。
回不去的故乡
青木考的故乡双叶町，正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导致两万多人丧生，这场大灾难还带来更深远的灾难。
当时，大海啸冲垮了核设施，福岛第一核电站6个核反应堆有3个发生融毁现象，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空气、土壤和水源。
大灾难第三天，青木考一家七口人在救援部队的帮助下撤离双叶町。近十年来，眼看着一同避难的邻居陆续回到故乡，青木考老人难免出现失落和思乡之情。
四年前，他的邻居玲子（Reiko）一家就回到了楢叶町。2020年盂兰盆节，青木考决定瞒着家人冒险回故乡双叶町为父母扫墓。
“即使健康地活着，也顶多再能活上二三十年。”但是，为了防止核污染侵入身体，78岁的青木考还是穿上了雨衣，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他还用塑料袋将双脚缠了数层。
他在老宅后侧的山丘坟地上看见，数百米外仍堆放着核污废弃物，警示牌上写着“辐射有害，禁止靠近”的字样。
如今这里人迹罕至，却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不仅有野兔、野鸡跑到道路上，青木考还激动地看到童年时才能看到的野猪和猕猴。
这里仍属于“无人区”。
3·11大地震以来，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包括高辐射污染的无人区、中等辐射污染的人类活动限制区，以及较低辐射污染的人类可居住区。
随着日本政府核污染清除工作的进展，可居住区的面积越来越大。2019年3月，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在楢叶町采访时看到，当地已出现初步复苏的景象，但旅馆、镇公所门前以及沿街的道路都安装有可显示核辐射测量仪，数字大致在0.1—0.25微西弗（μSv）之间波动。
由于核辐射剂量明显高于核事故之前，当地人出门时几乎都会带着一支便携式核辐射测量仪，以便在环境辐射量超标的情况下及时离开。
“没有商店、旅店，就没有人愿意回来；没有人愿意回来，就没有人开得起商店和旅店。”一名楢叶町的旅店经营者抱怨，“要想把居民请回家乡，就必须将垃圾（核污染物）彻底运走。”
福岛灾民还分散生活在其它41个都道府县。2016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楢叶町等7个城镇首批解禁。但是，这座七千多人的小镇只有大约五百多人回来，大约三分之二的返回者还是更安土重迁的老年群体。
为了让灾民重返家乡，日本政府先后在2017年和2018年终止了向灾民提供免费住房以及发放补偿金的待遇。
不过，灾民已在避难地找到工作、生儿育女。根据日本复兴厅公布的计划，双叶町居民可在2022年春天返回家乡。但是，青木考的家人依然担心受到核辐射，不愿再返回故乡。
核污染数据遭质疑
核辐射通常会引发甲状腺异常等疾病。自3·11大地震以来，福岛地方政府都会委托县立医科大学等医学机构，对少年儿童进行甲状腺癌检测。
从公布的调查数据来看，核泄漏造成的危害在逐年减轻。2011年10月，从福岛县疏散的130名儿童中，有10人被发现甲状腺异常。2017年，在对38万名少年儿童的体检中，只发现了185名甲状腺癌症疑似患者，经进一步检查确诊145人。
“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把这种情况与核辐射联系在一起。”在一份报告中，福岛县民健康调查研究委员会还提出另一条证据：福岛核泄漏后，当地并未大规模出现5岁以下的甲状腺癌患者。
不过，在福岛核污染危机中，日本政府一直面临着信任赤字。据《朝日新闻》透露，2011年10月至2017年6月期间，至少有11例少年儿童甲状腺癌患者没有纳入统计，最年幼者不满4岁，这些患者都在福岛县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了诊疗。
日本部分医学专家也提供了与官方不同的监测数据。
“这四年，福岛发生了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同样的儿童甲状腺癌多发现象，而日本政府对此却没有任何准备。”2015年12月，日本冈山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津田敏秀在医学期刊《流行病学》刊文透露，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至50倍。
一些国际环保组织也对福岛核污染紧盯不放。2011年5月，绿色和平组织派出“彩虹勇士”号并在福岛沿海发现，每公斤海带标本的辐射量为10000贝克勒尔，这是该组织所使用仪器的检测范围的上限。
海带是日本人食谱中的重要材料。多年来，日本政府极力向世界传递“一切恢复正常”的印象，包括福岛食品安全、重建工作取得进展、核废墟受到管控。
为此，日本政府还将福岛列为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的起始点。2019年12月，绿色和平组织却在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启程地“J选手村”测到了高浓度辐射。
在当地一处停车场，绿色和平组织检测到的辐射量为每小时71微西弗（μSv），比福岛核电站事故前高出一千多倍。
“毫无疑问，日本政府隐瞒了污染情况。”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迪尔曼·拉普（Tilman Ruff）认为。
拉普举例说，在福岛县饭馆村除污地面监测站内，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低于每小时0.25微西弗（μSv）。但是，“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联盟”“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等组织，却在上述监测站外面检测到0.3～0.4微西弗（μSv）的辐射量。
山区：“污染可能仍然在蔓延”
在福岛县多个污染区，日本政府一直以收取土壤、落叶的方式清污，农田、居民区、火车站等场所是重点。但是，清污工作仍有大量盲区。
“山区不可能实现完全除污，土壤污染很严重，蘑菇、山菜、野猪中均测出高浓度放射线，政府一度限制蘑菇上市。”福岛县居民加藤林在国会专题研讨会上作证认为，“污染可能仍然在蔓延”。
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福岛县核辐射监视室也承认“消除污染的作业并未覆盖深山里”。
加藤林原本居住在距离福岛核电站60公里的福岛县山区。核泄漏发生后，他的女儿在没有腹痛的情况下出现腹泻，持续流鼻血。不过，他的家乡并没有被划定为危险区，加藤林只好举家迁居大阪。
他担心，日本政府忽视了山区的清污工作，导致被污染的泥沙最终会流入农田和居民区。2019年10月，台风“海贝斯”过境福岛县南相马市，导致大量山林土壤被冲到小高区的道路上。经检测，从山上流下的泥沙中的铯浓度达到5063贝克勒尔。
这低于日本政府规定的核辐射废弃物8000贝克勒尔的容许值。但《东京新闻》透露，为了劝说居民早日返回原住地，日本政府将原本100贝克勒尔的容许值提高到8000贝克勒尔。
2016年7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报告也证实，福岛县周边海域的海底辐射污染水平是3·11大地震前的几百倍，陆上河流沉积物辐射水平则是日本最大内陆湖琵琶湖的2292倍。
“这次检测收集的河流沉积物样品，采集于日本政府宣称已经可以安全居住的区域。”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能源项目主任柏木爱公开表达了他的担忧：在紧靠太平洋的相马市新田河河堤上，绿色和平组织在采集的沉积物中发现，铯-134和铯-137的辐射水平为每千克29800贝克勒尔；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九十多公里的宫城县阿武隈河，也发现沉积物有5500每千克5500贝克勒尔的辐射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底沉积物的辐射污染水平为每千克120贝克勒尔，而核泄漏前仅为0.26贝克勒尔。
日本媒体担忧，原来堆积在山林地带的核污染土壤，会随着水循环和大气循环四散而去，最终进入生态链和食物链。
2019年3月，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在福岛县一家海鲜市场看到，检验员将鲈鱼等抽样带进配备精密仪器的检测室，她先将标本切成细片，再放入仪器进行放射性物质的筛查。
“毕竟是吃到嘴里的食物。说实话，我也不想吃。但又不能买其它地方的大米，所以还是得吃。”福岛县须贺川市农民樽川和也对日本媒体说，3·11大地震后，他家种植的大米辐射含量大约为30贝克勒尔，远低于政府制定的500贝克勒尔的安全值。
但是，他的父亲还是在政府宣布停止蔬菜上市的次日上吊自杀。
“眼看着马上就能收割的7500棵卷心菜就这么浪费了，菜地也被污染了。”樽川和也认为，“父亲一定是因为不知道今后该如何活下去，想不开才走上绝路。”
樽川和也的父亲死后不久，当地政府派来大型拖拉机在他家农田里翻了40厘米深的土，还撒上了沸石粒，希望它能够吸收辐射物。
当地时间2020年9月2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视察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的福岛工业区。（人民视觉/图）
全球最昂贵的“工地”
在农田、居民区等处清污工作取得进展，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却几乎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筹莫展。当前，福岛第一核电站三个机组的反应堆安全壳内已经受损，内部仍保存着绝大多数放射性物质。
2017年2月，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宣布，所派出的机器人“蝎子”已进入2号机反应堆的安全壳内。监测画面显示，堆芯已经完全融毁，每小时释放出650西弗（Sv）的高辐射。
作业中，这台可喷射高压水的“蝎子”一度受到强辐射的影响，出现拍摄影像变暗等故障。为防止“蝎子”在反应堆内抛锚，东京电力公司被迫停止作业。
福岛核电站将成为全球最为昂贵的“工地”。
一名德国驻东京记者在“工地”走访时发现，参观者进入现场只需配备一副口罩、一块毛巾、一个头盔、一副手套，脚上再穿上两层袜子。
“这里的辐射值和东京银座的商场一样低。”站在露天的厂区内，东京电力公司高管冈村佑向媒体展示。但进入厂房后，辐射计量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这名高管改口说，“此地不宜久留。”
福岛核电站废炉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平均每天吸引着6000名工人前来作业，他们不少是移民、流浪者、避难申请人，以及四家日本建筑公司从邻国招募的“外籍培训生”。
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敦促日本政府采取防护措施、保护劳工安全。福岛第一核电站清理善后工作进展缓慢一直备受诟病。最近，日本政府还在酝酿一个让国际社会忧心忡忡的决定——将总量超过120万吨的“处理水”排入大海。
“排污入海”，将影响日本渔业的未来
近十年来，东京电力公司除了用于冷却反应堆的消防水源之外，雨水和地下水也渗透进入反应堆，平均每天产生大约180吨的高浓度放射性污染水。
从2011年6月起，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使用“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对核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并将处理过的核污水存入一千多个储水罐。
储水罐用地正在告罄。据东京电力公司透露，截至2020年9月17日，存储罐内的处理水已达到123万吨，现有存储罐将在2022年10月全部装满，“排污入海”的声音再度在朝野响起。
2019年11月，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就发布推算数据：现有陆上储存的处理水中，含有约860兆贝克勒尔的氚，如果用一年时间将处理水排入海洋，辐射量将被稀释到0.052—0.62微西弗（μSv）的安全范围。
“这些水即使每天喝下去两升，每年接受的放射性物质也不过是0.001到0.11微西弗（μSv）之间，不会损害健康。”东京电力公司新闻发言人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
他还说，不论用1年还是用10年，将处理水排向大海，外界遭受的辐射量都会比自然界的辐射“小得多”。
“排污入海”的花费也少得多。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测算，花费7年零4个月的时间将处理水排入大海，只需要花费34亿日元，大约是现行陆上储存方案的百分之一。
日本媒体以及韩国等国际舆论却深表担忧。2020年2月，朝日新闻社与福岛放送(KFB)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反对将核泄漏处理水排入大海，赞成者只有31%。
技术局限和操作失误，也导致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后的净化水存在超标的风险。2018年9月，东京电力公司对已经完成净化的95万吨处理水中的80万吨进行了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有70万吨存在超过排放标准的放射性物质。
其中，70%—80%的处理水中含有铯、锶等对人体致命的放射性物质，部分储水罐还检测出超标两万多倍的锶90。东京电力公司也承认，由于未及时更换多核素去除设备的吸附剂，导致部分高浓度污染水混入储水桶。
自2020年4月起，日本政府就“排污入海”征求社会意见，多次邀请渔业代表参加听证会。
3·11大地震导致核事故后，全球有54个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食品设置了进口限制措施。截至2020年9月，限制国已减少到20个。
“我们坚决反对将污水排入大海，这可能对日本渔业的未来产生灾难性影响。”2020年10月8日，日本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岸宏说，一旦政府允许排污入海，其它国家将进一步限制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熊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