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时，这条村道的旁边有棵桑树，邻居女孩正是在树下被砍。黄守方望着案发现场，并未驻足。（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2020年11月3日，四川省隆昌市响石镇水口村村民黄守方收到法院通知，刚打完的官司因原告上诉，进入二审阶段。
52岁的黄守方不会用智能手机上网，他不知道这起官司已引发公众热议，一年前的悲剧又再度回到公众面前。
2019年5月5日，黄守方的妻子王丽云精神病发作，持刀砍伤邻居家里的四岁女童小雨。王丽云在进行司法鉴定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小雨则经过了150多天的治疗，伤情有所好转，其间，当地村民和网友通过不同的捐助平台向小雨捐款，总计20余万元。
小雨回家后，其父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邻居家人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总计十八万余元。但2020年10月21日，四川省隆昌市法院一审判决，并未支持索赔医药费的主张，认为“社会捐助已弥补”，一时间舆论哗然，网友追问：“大众的爱心能为侵权人埋单吗？”
小雨父母随后上诉，目前诉讼进入二审阶段。但深入了解这场官司，会看见被忽视的农村精神病人如何在社区的安全防护网失效后，终酿一场悲剧。而悲剧发生以来的五百多天，两个家庭矛盾渐深，但都深陷困顿、无助和愤怒中，倍感煎熬。
上诉
最新的争议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书，该判决书详述了案件经过，一审法院认为医疗费属于财产性损失，已由社会捐助予以弥补，不能重复主张，也不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
法院没有支持女童方索赔的10万余元医疗费，但支持了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并酌情支持了交通和住宿费用，以上款项共计72480元。
该判决引发了大量争论。法官吴元中公开撰文，指出其焦点问题，“社会对受害人的救助，并不能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侵害责任”。
吴元中认为，侵害人作为农村精神病人，经济能力或许有限，这十来万元的医疗费恐难以执行。“双方应当得到社会救助，而不是说拿女童获得的社会捐助去抵消或免除侵害人的责任。”
有网友发现随着大病救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发展，类似的案件早已不少。其中一份来自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社会捐赠不可替代侵权赔偿数额，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
舆论影响下，受害的女童家属随即提起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次日予以受理。2020年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尝试联系进行一审的隆昌市人民法院，其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回复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流程，他们暂时不便回应。
11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水口村分别见到了两家人，各方有各方的说法。小雨的妈妈钟倩认为，孩子突遭厄运，医疗费是好心人捐的，肇事方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一年来，每次都要通过吵架、乞求，才能换来对方的赔偿。他们只好上诉至法院，寻求公正的判决。
而黄守方也深感委屈。他不理解为什么还要上诉，十余万筹款已经用于治疗了，为什么还要找他要钱？
隔壁邻居此前未听说两家的官司，得知黄守方被起诉要求赔偿十八万元，替他唏嘘，“他没钱啊，怎么还呢？”大家都知道黄守方一家是贫困户，早几年就靠低保扶持过日，就是因为知道两家都难，去年事情一发生，村干部就马上动员村民捐款。
2020年11月4日，小雨在家附近摇晃着去铲谷子，为防止她摔倒，妈妈在身后拎起她的衣领。（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出事
四川隆昌水口村不大，户籍人口三千多人，外出打工的多。王丽云2004年嫁来当地，村里人都知道“她精神不太正常”——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呵呵傻笑。大家有时会问她在看什么，小雨奶奶偶尔也逗她，“王二（王丽云小名），你在笑啥子咧”。
“但她很安静的，从不跟人吵。”黄守方说，平常他要外出砌砖打些零工，家里只有王丽云在家，洗衣服做饭，也不往外跑，就在房子周边活动。有时村民会看到王丽云沿着大路走，到两公里外的集市上买东西。路上的人见了，会喊她“赶场啊（赶集）”，她也会应人。
没人想到王丽云会犯下大错。“很突然的”，原水口村委副主任王显英说，每个村都有几个精神病人，村委网格员每个月得去看两回，“安静不安静”“吃药了没”。周围的村子都没出过事，“砍人”是头一回。
案发时，黄守方不在现场，他了解的事件经过多方拼凑得来。
2019年5月5日下午4点多，小雨刚从镇上的幼儿园回来，奶奶带着她到地里干活，5月桑果正熟，小雨在桑树下捡果子吃。
王丽云一个人在家，琢磨着给地里的豇豆插杆，拿着竹篾刀砍了一些手腕粗的竹子。“插豇豆要用小竹竿，她脑袋里有个人喊她去砍小的。”黄守方陪着王丽云几次问讯后，这样复述。
王丽云绕到屋后找小竹子，见到小雨。她脑袋里那个声音又出来了，“砍小雨，砍小雨”。她上前用竹篾刀砍了下去。五十米外的一个老嬷嬷见了，大声喊“不行啊不行”。小雨奶奶才反应过来，上前夺刀。
小雨家人保留了当时救护车抵达后的照片：小雨裹着一件大人的羽绒躺在泥路上，后脑一片血迹，眼睛半睁着，已经没了意识。黄守方赶回来后，跟着救护车到了医院，交了第一笔医药费。
王显英陪着王丽云到派出所做笔录，次日，当地公安送王丽云进行司法鉴定，被法院鉴定为“处于精神分裂症病发期”，不负刑事责任。依据鉴定，王丽云被送入隆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
小雨父母在广东务工，当晚乘飞机赶回来。妈妈钟倩见到小雨时，她已经在隆昌人民医院重症病房，身上插满管子。“前几天视频还是活蹦乱跳的，突然就这样。”钟倩说。两天后，医生告知孩子呼吸衰竭。
夫妻俩立刻决定转院。“呼吸衰竭、双肺感染、右枕叶右侧小脑裂伤、枕骨骨折”，专业名词听起来吓人，当时孩子只能眨眼，没有意识。“可能没办法醒来，建议转院。”医生又说，小雨再次转入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其间，黄守方陪着受害家庭转院，到镇上办证明。
小雨没有醒转的日子里，每个认识的人都为此揪心。
面对医疗费用，双方都在想办法。在广州的亲戚以小雨父母的名义发起水滴筹筹款。王丽云的姐姐王丽芳也发起了轻松筹，她觉着妹妹伤了人，很内疚，“不敢去看”，但又想着“让我们努力挽回这一切”
那些天，“精神病人砍伤四岁小孩”的事在小镇闹得很大，村委会在村里倡议村民捐款，两家都捐。镇政府领导给予小雨家困难补助和职工捐款，共计2万余元，而考虑到黄守方无力赔款，又给王丽云申请残疾补助1万余元，再转交给小雨父母。从内江市下来的扶贫干部也在单位筹款，给小雨家捐了几千元。这些钱在一年后的这场官司里，都被计作“社会捐助”。
黄守方的家里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凌乱不堪。（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越来越糟的关系
经过数月治疗，小雨于2019年12月出院，回到村里，但留下了伤残，法院的判决书里写道，“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原告（小雨）颅脑损伤后软化灶形成，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属十级伤残”。
这段话对于孩子的母亲来说，则更为具体。小雨无法独自站立，左腿走路不能弯曲，站起来容易摔跤，妈妈只好在身后扯着她的衣领，辅助她行动。小雨的平衡能力也不好，今年年初一个人坐板凳，脸朝下栽了下去，颧骨都摔青了。
治疗中，因出现癫痫症状，孩子几次咬断自己的舌头再缝合。现在说话总是含糊不清。她原来很乖，现在只要一点不顺，便很暴躁。“要是手里有碗，她就把碗摔出去。”爷爷说。
重庆的一位医生认为受伤影响孩子的情绪控制，建议他们买泛焦虑症的药物缓解。但整个家里都弥漫着焦灼的气氛。奶奶原本身体就不好，事情发生后整日流泪，时常要到乡镇卫生院吊针。小雨爸爸有一回气急了，把孩子抱到黄守方家里，喊他“这个孩子你来养吧”。
两家人原是隔着一条马路的邻居，现在关系越来越糟。
在黄守方的口中，小雨家三天两头就来找自己要钱，每次他把身上的钱掏尽，不多，也就三、五百。但小雨爸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在重庆医院，治疗时费用紧张，黄守方却不肯给钱，每次以“找我老婆要”为由拒绝。
黄守方说自己没钱。总造价十三万余元的房子是2017年政府扶贫时盖的，他只出了一万多元，房子墙壁刷得粉白，屋里却什么家具也没有。亲戚送了一张硬木床，他和小儿子两个人睡；十五岁的女儿睡破洞的床垫，四处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凌乱不堪。
唯一不同的是，黄守方在女儿房间放了一袋柑橘，5毛钱一斤，他惦记孩子，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王丽芳说，两个孩子知道自己的妈妈伤了人，心里很沉，尤其是大女儿，第一次庭审时提出要去旁听。她特别心疼这两个孩子，一想到以后，就会担心他们会因为母亲的事情受到“欺负”。
被忽略的病人
村里人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王丽芳更想不通，从妹妹发病起，她就想不通缘由。2002年，在广东中山市的袜子厂打工的王丽云突然发病了，上班的时候往外跑，来找王丽芳，整个人脸色铁青，嘴唇发绀。情况越发严重后，父亲带她回家疗养。
回家后，她嫁给了黄守方。结婚前，35岁的黄守方也知道王丽云的情况，那时他在成都做熨衣工，每个月500元收入，家里人喊他回来成家。第一回见面，情况就说清楚了：女孩有精神疾病，正常服药没有问题。他们张罗了一个“最简单的婚礼”，没请村里人，亲戚朋友凑了五桌，就算娶亲礼成。
十六年来，两人生了一儿一女，平常交流不多，但很少吵架。王丽芳来看过几回，觉得“说不上感情好，就是一块搭伙过日子”。
黄守方记忆里，王丽云一直在吃药，没断过。开药在隆昌县城的第二人民医院，黄守方每两个月得去一趟，“看她吃得差不多了，就去领”。有时候，黄守方没空，王丽云就自己去拿药。每天服药，都是王丽云自己管着，黄守方偶尔会问问，“没出过问题”。
可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社工廖文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王丽云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嬉笑，极有可能已经出现幻象，发病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王小平也认为，“自语自笑”是极为重要的诊断线索，导致复发存在多种可能：没有规律服药，药量不够；或者这种药不适用于她的现状，要调整；也可能是疾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这类难治性精神疾病近20%-30%。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要引起关注，适时对接精神科医师诊治。
但包括黄守方在内，没有人察觉到王丽云病发的蛛丝马迹。村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依照随访要求，事发前十余天，他见过王丽云，“状态挺稳定的”“病发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此外，村委网格员对特殊人群（包括五保户、低保户、重性精神病人、刑满释放人员等）进行探视时，同样没有向镇上报告异常。
社工廖文霞认为，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在王丽云的事件里，各方的监护一定存在缺失，她认为，大多数病人复发前都会出现失眠，言行举止更为怪异等前兆。王小平对此表示认同，“大部分肇事肇祸都是可预防的”。
未来怎么办？
十余年来，廖文霞在广州、深圳等地做社工，面向精神卫生领域。2018年，深圳市针对家庭精神病患者开始实行社区关爱帮扶小组，要求每个社区依照1∶50的比例配备专业社工，提供个案管理服务。社工的服务对象主是危险评估等级较高的患者以及经济贫困、家庭监护无力的家庭等。
日常工作中，廖文霞最看重“服药管理”。她发现，许多病人发病后抗拒服药，把药藏在舌头底下或者扔掉，为此，他们日常上门询问服药情况，必要的时候清点药物的数量。社工会注意识别患者的病症是否好转，如果长期保持病症，要帮助患者与精神科医生的沟通，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规范服药后，社工要关注其功能康复，如家庭生活自理、社交能力的恢复等。
同时监护人的日常管理和服药监督也很重要，这些工作都需要监护人及社区医生、社工具备专业能力。2016年，深圳市综治、财政、卫生计生、公安、民政、残联等部门联合出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助政策。“疾病稳定的患者监护人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补助；对高风险患者监护人给予每人每年5000元补助、协助监护人每人每年1000元补助”。
王小平认为，这样的补助适用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是临时调整。更长远的考虑，精神疾病患者管理需进行宏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
而面对“弱监护人”，作为弱势群体家庭，他们没有能力管理、照看精神病患者，“这需要国家管起来。”王小平说。
作为一线医生，王小平发现，近年来国家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数量已呈直线下降，但资源主要集中在专业精神病医院，对社区支持不足，出现有些病人住院时间过长，积压在医院，而有些病人则因床位问题没能得到最优治疗。王小平建议增加对社区培训、宣传的投入，建立社区与医院之间的互动。
而对于两个家庭，悲剧发生后的这五百多天，煎熬已是一种常态。小雨家打官司索要的18万赔偿虽然包括了医药费等多项费用，但在言谈诉说中，更像为了缓解这个家庭对孩子未来怎么办的焦虑。
钟倩担心这个孩子不能正常走路。医院说要做系统康复，费用高达每月三万元，“能康复成什么样，没人敢保证，哪个普通农村家庭能承受得起？”钟倩因照顾小雨，被迫留在家里，她想不出小雨什么时候能上学，哪里的学校能收，往后靠什么生活。“老了还得靠姐姐照顾，也给大女儿添了负担”。
王丽云治疗几个月后，意识有所清醒。她问前来探望的黄守方，受伤的孩子怎么样了，黄守方瞒着她没说，也没告诉她打官司的事情，王丽云后来又问“什么时候让我回家”，黄守方没有回答。
11月4日，黄守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心里觉得王丽云这辈子都出不来了，“犯了大错，法院和医院各方都不敢轻易为她做保证”。
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南方周末记者坐在黄守方家里，眼前是一个乱糟糟的家：客厅正中间停着一辆摩托车，一台碾米机，养着十八只雏鸭，因为没有围栏，小鸭子在大厅四处乱跑，叽叽喳喳地叫，留下一路粪便，黄守方置身其中间，总是念叨一句话：“那有什么办法呢？”
(应受访者要求：王丽云、王丽芳、钟倩、小雨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