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后，美国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政治冲突加剧。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革命从古巴蔓延到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美国很快与拉丁美洲武装部队结成同盟。在阿根廷，美国国家安全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76年至1983年的军事镇压。军事政权针对潜在的、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左派“颠覆分子”进行了有组织的追捕行动。本文以“秃鹰行动”为重点，旨在分析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根廷军事政权的历史背景和运作特点，从而探讨美国政府参与制造和影响阿根廷“肮脏战争”的程度。
阿根廷国内和国际紧张局势
要了解阿根廷肮脏战争的发生原因，有必要对导致军事政府上台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进行初步探索与讨论。
阿根廷军政府独裁者
首先，政变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欧洲殖民化遗留的社会问题和当局在独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阶级间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加深。因为殖民庄园制度（Hacienda）的存在，阿根廷的精英阶层一直以来独享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peasant）和农村工人（rural worker）则处于社会底层。社会精英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贫富差距巨大。独立后的阿根廷社会并未能摆脱历史遗留的社会权力结构，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阿根廷社会。直至二十世纪前中期，阿根廷当局采取的多种经济战略导致精英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十九世纪末，阿根廷经济致力于进出口模式——向发达国家出口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再用出口收入向欧洲北美发达国家购买制成品，在这种模式下，农村土地所有者成为受益最大的阶层；同时，出口规模的扩大使劳动力首先进入城市从事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服务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成为最初的城市工人阶层。单一进出口经济的最大弊端在于阿根廷过分依赖发达经济体，世界市场上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能够直接造成阿根廷国内经济动荡。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根廷为了摆脱单一的进出口经济模式和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开始大规模推行工业化。以工业化代替进口，就是要通过增加国际贸易壁垒来支持民族工业，并在政府采购和日常采购中优先考虑本地生产者。毫无疑问，这项政策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城市就业机会，城市的工人阶级迅速增长。此外，技术的进步将人从传统产业中解放出来，农业只需要更少的人力就能实现更高的产能，使得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更大规模地迁移至城市寻找就业岗位。然而，工业化代替进口在创造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工业生产并没能扩展到消费品以外的其他行业；其次，产品的消费者主要来自阿根廷本国，由于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有限，该政策实行后期经济增长疲软、就业增长缓慢；再者，农村人口持续地往城市地区大规模迁移，不断壮大的城市工人群体给本就有限的就业市场增加了更大压力，进而引发了城市工人阶层的高失业率。那些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人民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面对城市新兴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工人、学生和人权活动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动员社会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和城市工人与农民的政治平等运动。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因此感到自己一直以来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受到威胁，迫切需要“重组”社会并消除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消灭平民中所有潜在的叛乱分子。
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1947年，在冷战开始之初，美国和拉美18国签署了《里约公约》，以确保各方免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入侵。古巴革命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斗争，要求新的权利和社会正义，美国战略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被动抵御转而有组织地打击“带有苏联、古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学说开始鼓励拉丁美洲军队通过平叛运动来消除反动苗头和社会主义崇拜。从本质上讲，美国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统治威胁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的集合，包括多数根据社会问题而非阶级动机发起的教会团体、学生、妇女等的人权斗争。很快，美国与同样意识到本国社会阶级冲突日益增加的阿根廷保守派军队结盟。在反共产主义联盟框架之下，阿根廷军官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对抗国内所谓“共产主义敌人”，即实行威权专制和压制政权，同时以极端方法消灭所有威胁老派殖民精英阶层利益的对手。
秃鹰行动
阿根廷肮脏战争最臭名昭著的是平民的被迫失踪和其所受的酷刑。在军政府犯下的一系列反人权罪行背后，“秃鹰行动”在提供军事情报服务和必要培训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秃鹰行动”最初是由六个拉美国家（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制定的，目的是镇压、绑架、转移、折磨和消灭被视为政府反对派的平民。它主要针对被视为“反动分子”的政治流亡者，但后来将目标范围扩大到国内“叛乱分子”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员。
秃鹰行动是一个高度有组织和装备精良的政治情报网络。从行动的运作程序来看，秃鹰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有针对性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监督和信息交流。在第二阶段，各国之间进行秘密的跨国行动，以永久拘留和消灭政治流亡者。第三阶段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杀手特别小组，以消除可能改变主流意识形态并反对军事政权的颠覆分子。为了执行如此复杂的计划，先进的通信网络至关重要。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参与了秃鹰系统的建立和运作。有学者指出，美国情报部队应要求在“秃鹰行动”中设立通信渠道，从而建立有效覆盖地区和国家范围的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在一条被公开的1978年电报中，一位巴拉圭武装部队将军报告称：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建立了秘密电讯设施，以提供秃鹰情报服务。早些时候，也有其他通讯站被设置在运河区，并且积极参与了情报活动，有效促进了跨国情报交流与合作。
标语“失踪的孩子”。怀孕的被捕政治犯，她们的孩子会被夺走，送给政治上可靠的人。
根据智利国家真相与补偿委员的案例记录，智利青年豪尔赫·伊萨克·富恩特斯·阿拉尔孔的被拘押事件有力证明了秃鹰行动是南北美洲国家间的合作行动。豪尔赫·富恩特斯与智利及阿根廷革命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阿根廷乌拉圭边境，该青年被阿根廷情报局、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特工和巴拉圭警察共同抓获。后来，他被转移到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拘留所，在那儿遭受到酷刑折磨。
除电信技术外，秃鹰计划成员国还使用了计算机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成千上万涉嫌反叛的人员，并以各种形式集合了有关他们的信息。这项艰巨的任务直接指向美国——当时唯一拥有相应技术实力的国家。
另一个史实也证实美国参与了“秃鹰行动”和“肮脏战争”，即位于拉丁美洲的美国陆军学校（School of Americas/SOA）的存在及作用。不少拉丁美洲军官，包括阿根廷肮脏战争时期的军事将领都在美洲学校（SOA）接受了培训。SOA在建立官员之间的反共网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接受过SOA培训的军官在培训期间建立了人脉关系，并发展了跨国平叛运动网络。其次，SOA在军官进行了情报技术方面的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心理战、反游击战略和其他“特殊战争”技术方面（包括对被拘留者的酷刑），SOA对拉美武装部队进行了培训。在解密的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培训手册中，证据表明“美国教官给拉美军官教授了以下方法：例如使用电击，药物和催眠来诱发被拘捕者心理退缩，同时使用感觉剥夺（Sense deprivation）等问讯手段打击囚犯的抵抗，甚至通过威胁暗杀囚犯家庭成员来破坏囚犯的心理防线”。
其他表明美国政府在秃鹰行动中的幕后作用的证据来自最近解密的电报和文件。有学者指出，在秃鹰计划成员国内部，该行动被列为绝高机密，并非所有政府官员都知情。但是，各种文件表明，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已清楚地了解到“秃鹰行动”，甚至是一些机密处决，这也证明了美国对这项运动的深入参与。
2002年，美国国务院解密的1976年由基辛格发回的有线电报证实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秃鹰行动军官会议：
“两年多以前，除巴西外，所有南锥体国家的安全官员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据报已正式安排会面，以便利信息交流和安全官员在政府业务方面的往来。”
在电报的早期版本中，基辛格的评论也充分证明他对秃鹰行动的了解：
“一个可靠的巴西消息来源描述了巴西与阿根廷的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将追踪并消除了企图逃离阿根廷前往巴西的‘恐怖分子’。据报道，巴西和阿根廷军事单位在必要时，会在彼此的边界内联合行动。”
尽管基辛格在电报中忽略了“秃鹰行动”的暴力性和法外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报告从侧面证实美国政府已获悉这一所谓的“反叛乱”运动的极端方面：
“据报道，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安全官员正在扩大其‘反叛乱’活动的合作，以暗杀在欧洲流亡的顶级‘国家恐怖分子’（此处指被美国及拉美军事政府认定为受苏联古巴共产主义启发的反对分子）……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安全部门目前计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训练一支针对西欧的反恐小组。小组的具体计划和目标政府为高度机密，将由部分领导人下达。”
从报告中可以注意到美国情报人员记录了秃鹰行动的第三阶段——全球暗杀计划。该计划本应是最高机密，美国对此知情进一步暗示了美国对秃鹰行动的了解。同时，报告完全略过了阿根廷平叛运动野蛮、暴力的性质，这也暗示了美国对“肮脏战争”战术的认识与默示批准。
讨论与结语
拉丁美洲的政治暴力是欧洲对该地区暴力残酷征服的历史遗产之一。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是基于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些关系在今天仍然存在，在某些国家，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在20世纪中叶，阿根廷的权力即将从传统精英转移到左派的先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部门，这是阿根廷传统殖民权力精英和美国政治领导人无法接受的。在右翼精英们的支持下，美国政府与阿根廷军政府合作，划定了“内部敌人”。事实上，在阿根廷，早在1976年残酷的军事政变之前，庇隆政府就组织了阿根廷反共产主义联盟（AAA），以铲除蒙特内罗斯游击队员和其他杀害了站在庇隆一边的警察、军事人员和工业家的左派人士。鉴于阿根廷传统政治精英迫切希望保留寡头社会权力结构的意愿，阿根廷高层官员比美国更迫切地想要处理掉政治威胁。因此，在这场肮脏战争中大多数受害者既不是对美国的威胁，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而是在政治上反对保守精英阶层的人员，或在未经高层允许影响动员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分子。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州长在他的讲话中所展示的那样，阿根廷军事政府对“内部敌人”的定义很宽泛：
“首先，我们杀死所有颠覆者，然后我们将杀死他们的合作者，然后……他们的同情者，然后……那些无动于衷的人； 最后，我们将杀死胆小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最终，秃鹰行动在美国的“反共”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从由阿根廷军事高层领导的政治暴力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运动。从统治阿根廷军队的立场来看，他们有意错误地将国内社会冲突定义为“共产主义阴谋”，将自己置于“全球圣战”（此处指美苏冷战）的最前沿，试图对威胁国内传统权力结构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酷刑进行人权合法化。而且，军政府声称颠覆分子会滋生颠覆分子。 为了拯救颠覆者的孩子并净化他们，有必要将他们安置在“好”家庭中，并给予他们“正确”的教育。
在这场非常规的肮脏战争中，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被用作恐吓和控制民众的机制。正如活跃于美国学界的阿根廷学者费德里科·芬切尔斯泰因在他的《肮脏战争的思想起源》中所回顾的那样，在军事统治下，即使一个五岁的孩子也认识魏地拉将军，哪怕他们不了解维德拉将军在这个国家中的角色。此外，不少人回避谈论政治，因为他们认为提及军政府太危险了。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担心并且不信任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例如敲门、邻居来访或打错的电话。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有效地对人民进行了恐怖袭击，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恐惧很可能使他们无法参与挑战传统统治精英地位的反对活动。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在获得美国支持进行秘密战争的同时，也积极向其他拉美国家出口国家恐怖镇压手段。1980年7月，阿根廷海军卷入玻利维亚政变，推翻临时总统并阻止“南美古巴”的崛起。除了在南锥角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之外，阿根廷还与玻利维亚军队就非法跨国运输网络（主要为可卡因贩运）合作。阿根廷将军卡洛斯·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Carlos Guillermo Suárez Mason）也是毒品事务的合伙人，领导着阿根廷军事和边缘军事组织内部的网络，该网络成功地开展了反共行动和毒品交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中美洲，阿根廷也参与其中政局。一方面，阿根廷军队与美国进行了协调，将资金和武器转移到中美洲。另一方面，阿根廷顾问对中美洲军官进行了心理战役（PSYWAR）的培训，希望能够在中美洲实施类似的国家恐怖主义肮脏战争。此外，阿根廷还与边缘军事部队合作。在上世纪80年代的洪都拉斯，阿根廷训练了秘密的边缘军事组织，该组织人员被指与洪都拉斯数百人的被迫失踪有直接关系。考虑到阿根廷在这场区域性政治战略中积极的扩张活动，阿根廷军事政府领导人似乎很少或根本不需要美国的鼓励来参加“冷战”。阿根廷领导人，特别是那些专制独裁或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在反共或“平叛”战争中成了积极的计划者和实践者。也就是说，在阿根廷，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军事领导人有足够的动机开始反叛运动，而美国对“秃鹰行动”提供的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促进了国家恐怖主义运动的成熟与专业化。随着在阿根廷国内的成功实践，国家恐怖主义作战策略日趋成熟，阿根廷军事领导人出于经济或政治利益的考虑，主动将注意力从“外部叛乱分子”转移到了国外。总体而言，阿根廷建立军事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美国的反共政治形态的目标人群恰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的阿根廷军政府的打击对象重合，军政府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动机使他们与美国站在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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