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伯重
丝绸之路是一条商道，更是一条文化、思想与宗教交流的通道，它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
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我们要从丰富的古代史料中探寻那些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的元素：如何对历史因素做全盘的考虑？如何统筹研判在当前情境下尽可能取得更高成效？如何努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形成互惠互利、共赢多赢的关系？
面对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也应未雨绸缪，做好准备迎接困难和挑战，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
何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使用的，指的是从中国到地中海世界的交流之路。但是这条交流之路也有棉布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黄金之路、玉石之路、良马之路、皮货之路、海贝之路等诸多名称。现在我们都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了这样的定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跨越陆地和海洋的贸易路线网络，其范围涵盖了地球的很多部分，其时间则从史前到今天；沿着这些路线，拥有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们相遇，交换思想和彼此影响。
人类总是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并与他们的邻人进行交易。因此，自古以来，交流的路线就交织在巨大的欧亚大陆，逐渐连接成了今天称为“丝绸之路”的形式。通过海洋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海路，或称香料之路，也发展起来了。
这些广大的网络所承担的，不仅是货物和贵重商品的交流，人口的持续流动和混合，也带来了对欧亚人民的历史和文明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思想、文化和宗教。
丝绸之路路程漫长，从中国的西安（汉代长安）到欧洲的罗马，距离大约为11500公里。如果分段计算的话，那就是：从西安到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为3730公里，从喀什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为1265公里，从撒马尔罕到伊朗的马什哈德为1012公里，从马什哈德到伊斯坦布尔为3328公里。这几段总计为9335公里。如果从伊斯坦布尔到罗马依然选择陆路（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如此选择）的话，那么还有2219公里的路程。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这条丝绸之路就有11554公里之遥。
在近现代交通设施出现以前，要想完全走过这样的一条路线（譬如像大致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上半叶的马可·波罗父子们那样），绝大部分人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世界史上最艰难的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沿途障碍重重，以陆路为例，要经过的主要山脉包括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札格洛斯山、高加索山等，它们的主峰绝大部分超过海拔7000米。如喀喇昆仑山的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的南迦帕尔巴特峰海拔8125米，公格尔峰海拔7719米。
沿途也会经过多处地势险要的山口，如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一线，都必须在环境极其恶劣的山地里穿越海拔很高的山口。而“丝绸之路”上最高的山道，是海拔4730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它位于现在的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
还有沙漠和草原：跨越中国西北部及蒙古国的戈壁，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勒库姆沙漠，通称“沙漠之国”的整个土库曼斯坦地区，伊朗西部的卡维尔盐漠和卢特荒漠，还有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的沙漠。
在“丝绸之路”上，也有极大的温差变化，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而克孜勒库姆沙漠以及高山峻岭上，冬天却能降到零下40摄氏度。春天冰雪消融，洪水泛滥，河上缺少桥梁，使人难以通过，也导致山体滑坡。风卷的雪堆、雪崩、沙暴，以及许多难以想像和计算的复杂地理气候变化。
所有这些，都使得丝绸之路成为特别危险的路，种种艰难只有在极大的努力下才能得以克服。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里，由于各种战争以及乱匪的拦路抢劫，使得走这条“丝绸之路”远比波罗父子们的那个时期更要艰难和危险得多。所以，全程走过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丝绸之路”古今谈
“丝绸之路”陆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和马、驴，特别是骆驼。使用这些牲畜作为运输工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马可·波罗说过：商人们用骆驼的多，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食量又小，比较合算。他们将食物和商品装在驴子和骆驼背上，如果这些牲畜在走完这个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话，商人们就把它们杀而食之。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商品非常有限。法国当代东方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名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
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来自穆斯林一方的使节商队要比来自中国一侧的多得多。因为主要是伊斯兰世界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可以离得开“西域”。
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较起来极为富裕和技术发达。中国生产和拥有一切，它丝毫不需要与胡人从事交易。
因为丝绸之路行走艰难，运输费用高昂，有很少回头货，因此中亚的商人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后，大多数人就不想回去了。宋末元初文人周密所著史料笔记《癸辛杂志》续集“回回沙碛”条中记载：“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由于这些情况，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在《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中说：
如果说任一时间点的运载量、交通量或旅人数量是评估一条路线重要性的唯一判准，那么丝路可说是人类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说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条路线。
本书引用许多文书显示丝路贸易经常是地方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即便最热切相信贸易量大且频繁的人，也必须承认被大肆吹嘘的丝路贸易并没有太可靠的实证基础。
德国波恩大学宗教教育学教授海尔曼·约瑟夫·弗里施在《丝绸之路的世界》一书中写道：
唯有那些来自波斯的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地区和印度北部佛教地区等不同宗教派别的传教士，不辞劳苦，以极大的忍耐力，沿着这条路，从中亚、南亚一直走向中国。反过来，自佛教东传之后，也不断有中国的佛教人士为了研读佛教经文，徒步走到印度北部的佛教中心地，并把那些佛教经卷带回中国。
唐玄奘孤身西行历尽劫难前往天竺取三藏真经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明末唯一从陆道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也在中亚探险史及地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他们行走的路线大体上就是“丝绸之路”所经之地。
文化交流史上的“丝绸之路”
虽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经济上意义不太大，但在文化交流上却非常重要。在古代，文化往往与宗教有不解之缘。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古都，都留下中外宗教交流的史迹。如洛阳有始建于公元68年（东汉时期）的佛教古刹白马寺，以及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佛教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长安有大秦景教碑，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所立；始建于公元1163年（南宋、辽、金、夏时期）的开封犹太会堂是移居在此的犹太教徒所立；在北京，有始建于公元996年（北宋时期）的牛街清真寺。此外，同样建于北宋时期，有公元1009年的泉州清净寺；发源于波斯萨珊王朝，约于6至7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摩尼教（又称祆教、拜火教），则自北宋末年至元末社会动荡中，以“明教”为名表现活跃。
在文化与艺术方面，唐代宫廷的“十部乐”，除《燕乐》《清商》两部为中国本土乐舞之外，其余八部都是从外传入的乐舞，而自丝绸之路传入的有七部；还有马球、胡琴、琵琶等，也都是从丝绸之路传入的。
在物质文化方面，葡萄、石榴、苹果、核桃、无花果、扁桃、阿月浑子、油橄榄等，都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以及新疆、甘肃一带，由西向东传入中原内地的，其中葡萄、石榴、苹果被视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三大名果”。
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与“丝绸之路”的密切渊源自不待言。
“丝绸之路”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丝绸之路也不例外。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所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
“丝绸之路”也是“信仰之路、基督之路、变革之路、和睦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天堂之路、地狱之路、死亡之路、黄金之路、白银之路、西欧之路、帝国之路、危机之路、战争之路、黑金之路、妥协之路、小麦之路、屠杀之路、冷战之路、美国之路、霸权之路、灾难之路和悲剧之路”。
比如鼠疫，是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有一次大流行从14世纪持续到17世纪，即“黑死病”。作者认为，这次传染病首先出现于亚洲，而后传播到非洲、美洲、澳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在14世纪中期杀死了接近三分之二的欧洲人。
因此，我们在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时，不能只谈积极方面，也应当注意到其他方面。在今天，丝绸之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的葛剑雄教授提出：
所谓“丝绸之路”是时断时续，并非一直贯通，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中国人也未去积极从事“丝绸之路”的贸易，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
由此说来，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虑。不要觉得，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
当然，我们拥有自己的产业优势，水泥、钢材、煤、铁产量高，适于出口，如果能通过投资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在海外建铁路、港口、码头，一方面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了，另一方面投资所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完善，国与国之间的互惠贸易、经济增长获得可持续的支撑，将成为大家两利的事情。
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借鉴历史，是要发扬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积极方面，同时要避免其消极方面，这样才能把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办好。
本文为2020年11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欢迎晚宴上的演讲稿；作者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在海内外出版著作9部，论文多篇，先后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杰出学术奖”、东亚“亚洲图书奖”等多个国内外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