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无论在考古圈内还是圈外，都成了焦点话题。
作为国内“顶流”城市，广州建成区体量巨大，体系复杂。城中人在享受着大都市充沛资源带来的便利之时，通常不会想到，这样的格局，对那些刻录着文化密码的历史遗产保护来说，是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如何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浪潮下得到有效保护，实现“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双赢目标，就是一个字：难！
但记者发现，近期广州的一系列考古项目，正越来越多地走在这条“双赢”的大道上。那么，广州是怎么做的呢？
中山六路宋代大型建筑基址挖掘现场
案例聚焦：时代新城文保新篇
“2017年，我们配合旁边的创新大道建设，做了第一期考古发掘；这次做的是第二期，是配合小鹏汽车智造产业园建设的发掘”，日前，在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内的沙岭遗址二期考古发掘现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表示，在考古过程中，市、区文物行政部门积极协调，考古单位与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密切沟通，达到了“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工程建设顺利开展”的双赢目标。
对于广州来说，沙岭遗址的学术价值非常高，仅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墓葬就有100多座。考古全面发掘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一处完整岭南越人墓地，为研究广州地区先秦时期南越族群的文化面貌、丧葬习俗、社会结构、历史发展进程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而这不过是近年来这附近区域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
黄埔沙岭遗址
记者了解到，近十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特别是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发现了大批史前至西汉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址，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新广州知识城蕴藏的地下文物资源的认识，对重构广州东北区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梳理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详实、更充分的考古资料。伴随着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发展，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用层累的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成果，为在广州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2017年8月中至2018年2月上旬，为配合中新广州知识城狮龙大道（现名创新大道）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范围内调查发现的茶岭和甘草岭遗址展开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茶岭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这是目前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并且发现了4400年前的，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在甘草岭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阶段的墓葬170座，灰坑81个，灰沟3条，柱洞约40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200多件。从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都能看出粤北石峡文化，甚至环太湖良渚文化的影响。这说明早在4500千年以前，珠江三角洲就与环太湖平原就有交流。
黄埔茶岭遗址出土文物
张强禄在同记者交流时表示，近十年在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内取得的这些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在配合这座“湾顶明珠”的新城建设中取得的，这其中得到了市、区各级政府部门和多个项目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从头到尾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环节，这才使得考古发掘可以在比较顺畅、相对从容的环境中展开，让考古工作者能够更为科学、细致地处理复杂的遗迹现象，因而也能更完好地保存文物信息，复原历史面貌。往高的层面来说，这绝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落实与体现。
黄埔是广州当下发展最快的城区之一，是包括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众多创新性企业的心水之地，在国内多个区域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时间就是效率，在不断的磨合中，如何能做到城市建设、产业创新和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并行不悖、协调发展，考验着城市建设者和考古工作者的智慧与能力。
记者观察发现，广州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方面重视制度设计，重视政策法规的完善；一方面抓好实操，做好一线工作，主动作为，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在黄埔的这一系列考古项目，可以看作广州在此领域的最新实践样本。
在完善制度和政策的层面来说，广州市委、市政府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发展工作列入全市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构建起以《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为核心的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为保护好地下文物埋藏，明确要求考古工作前置，在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出让、划拨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按照目前的规定，文物考古调查、勘探中，如发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须在文物部门指导下制定保护措施，并将保护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任务书，报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发现具有特别重大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必须实施原址保护的，还要由具备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制定勘察设计方案，相应的文物部门批准后实施。
实操层面来讲，广州采取了先期调查、重点关注、快速反应、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将大量的基础性普查，数据、资料、线索的储备，与日常的巡查等工作有机整合，在对全市范围内的地下文物分布情况进行细致的总体研究、摸查的基础上，划定了若干片重点区域，区域内的风吹草动都在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考古队员们的关注之下。同时，大家也随时关注新线索和新动态。
沙湾三善村先师古庙
基层声音
9亿高新总部项目，为了先秦遗址终止招标
孔海英 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
今年6月8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岭头公司留用地开发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终止招标的说明》。这个项目位于黄埔区永顺大道以南，由广州市国营岭头农工商联合公司负责建设，原拟在2020-2023年期间分两期完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90,072.97 万元，定位以高端高新研发总部(IAB产业)为主，并配套完善生活服务业及住宿等生活服务设施。其中一期工程如按原计划，7月就要开工了。
令项目终止招标的原因，是因为在前期广州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岭头公司委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中，发现了一批先秦时期印纹陶片，以及若干柱洞、灰坑、沟等古人类活动遗迹。项目遗存分布范围约1700 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0.5 米。招标停下来，是为了进一步全面探明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
预计投资9亿的的高新产业总部项目为先秦考古遗迹停步，体现出业主方对考古工作、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出市、区文物部门在前期准备、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备。实际上近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了黄埔早期历史的很多内容，很多是我们之前从来不知道的。这也让我们对广州几千年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中山六路出土唐三彩
专家声音
从“小考古”看“大历史”，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
张强禄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最近展开的不少项目，都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工程方、业主方的支持。实实在在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1988年就曾说过：“在国家建设、文化建设上，考古学也许是件小事。但是就从这件小事的发展雄图上，我们也可以部分看出主事者的胸襟、眼光与魄力。”我们目前取得的很多重要考古成果，无疑与法制的健全、决策者的眼界以及文物工作者的坚守等密不可分。
大家知道，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对文物来说，最好的保护还是让它们深埋在地下，保持当年“入土”时的原初状态。因此我国目前的考古勘探发掘，还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要么是配合基建项目，要么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发现了古代遗迹需要保护发掘。一般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工程建设施工前，经过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有地下文物埋藏，而且工程选址不可避让，在履行完报批手续后，考古队进场，经过紧张的工作，一批珍贵文物被发现，得到了妥善保管，不可移动的遗迹通过绘图、拍照、测量等综合手段，被全面细致地记录下来。然后，视遗址遗迹的重要性和特点，或者以各种形式保留，或者在考古发掘完成后把地块交回给工程方，基建项目继续推进。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在真实操作之中，并不容易。无论大小工程项目，质量、成本和工期都是最核心的选项。考古队一旦进场，短的一月半月，长的可能一两年，期间施工都要停下来，工程方等不起，业主方不愿等，所以各地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队跟项目方的争执甚至冲突，一度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还曾发生过有些项目方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文物遗迹，为了不停工，趁考古队没得到消息或者尚未赶到，先将之破坏了。这些矛盾不得到解决，对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都是掣肘。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让大家了解、认识考古的价值。所以近年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公众性的推广活动，比如把普通市民请到考古现场，也在很多场合以各种方式讲考古对城市、对历史、对文化的意义。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跟对方沟通说要勘察、发掘，对方会表示理解。当然你说大家一点矛盾都没有了，那不可能。但有矛盾不怕，在这个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很多经验就出来了，很多做法就完善了。
可以说，广州，尤其是中新广州知识城十年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实践，无疑为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的城市建设高速发展大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样本。
黄埔沙岭遗址出土文物
文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部分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赵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