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2020年逝世的文学大师

1929.4.23 - 2020.2.3

乔治·斯坦纳，犹太人，于192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父亲为银行律师。自出生起，斯坦纳就被授予德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训练，这主要得益于其母亲的教育，这也奠定了斯坦纳后来的语言学研究。高中时期，斯坦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948年，斯坦纳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195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后来在罗德奖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资助下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以博论《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毕业。1952年到1956年，斯坦纳任《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主笔。

在兼任撰稿的同时，斯坦纳开始游历欧美，在多所大学任教。1961年，他参与创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到1969年才升任特别研究员。1974年到1994年，斯坦纳一直在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1994年和1995年，斯坦纳又回到牛津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和研究员。2001年和2002年，他任哈佛大学诗歌教授，为诺顿演讲项目，题目为《大师与门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

一生中，斯坦纳获得了富布赖特奖金（Fulbright professorship）、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卡波特终身成就奖（Truman Capot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斯坦纳的主要著作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Contrast）、《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1958-1966）、《世界的诗》（Poem Into Poem: World Poetry in Modern Verse Translation）、《绝对之思》（Nostalgia for the Absolute）、《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论艰涩及其他》（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真之存在》（Real Presences: Is There Anything in What We Say?）、《乔治·斯坦纳回忆录》（Errata: An Examined Life）、《创造的语法》（Grammars of Creation）、《大师与门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关于诗歌的思考》（The Poetry of Thought: From Hellenism to Celan）等。此外，斯坦纳还进行小说创作。

斯坦纳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欧洲人文主义者、至高主义者，所有这些角色围绕在他作为评论者的角色的周围，他反拨民族主义、纳粹精神、学院教条、书本主义。严肃，对于斯坦纳来说，就是一切，它既不被学院所垄断，也不被大众所撄犯。在回答《巴黎书评》的访谈中，斯坦纳表示，他生活在一个拜占庭时代，评论者的言论要高亢过晦涩的原著和激情的观点，不同于圣伯夫认为没有人会为评论者塑造雕像，斯坦纳认为会。也因此，斯坦纳的研究涉及纳粹、语言、卡夫卡、红衣主教、乔姆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世界，可谓无所不包。并且，斯坦纳的能动性极强，在一个段落里，他可以从毕达哥拉斯跳到尼采。在《创造的语法》中，斯坦纳表示，人类用语言去爱、去建造、去宽恕、去折磨、去仇恨、去毁灭。

斯坦纳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今日的世界有借鉴意义。“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毒液。它把欧洲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它使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像发了疯的旅鼠。宣称自己是加纳人、尼加拉瓜人或马耳他人，一个人就免除了许多烦恼。他不用挖空心思去想自己是谁，他的人性在哪里。他成了整齐划一武装起来的一伙人中的一员。”

1930.5.11 - 2020.2.4

克莫·布拉斯维特，巴巴多斯诗人和学者，加勒比经典。布拉斯维特于1930年生于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1949年获得巴巴多斯的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布拉斯维特曾在加纳独立前后的黄金海岸的一个教育部门工作，这使他亲身经历了加纳的独立。1962年之后的几年，布拉斯维特曾在圣卢西亚、牙买加等地任教。在此期间，他联合约翰·拉·罗斯（John La Rose）和安德鲁·萨尔基（Andrew Salkey）等人，成立了加勒比艺术家运动（CAM：Caribbean Artists Movement），还有杂志Savacou。自197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历史项目的理事会成员，并于1975年至1979年担任巴巴多斯政府的文化顾问。1992年，布拉斯维特在纽约大学任教，此后他多年往返于纽约和巴勒比地区。

一生中，布拉斯维特获得有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古根海姆学者奖）、富布赖特奖金（Fulbright Fellowship）、巴巴多斯奖章（Order of Barbados）、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格里芬诗歌奖（riffin Poetry Prize）等。

布拉斯维特最重要的作品是《抵达之人：新世界三部曲》（The Arrivants: A New World Trilogy），包括《通行权》（Rights of Passage）、《面具》（Masks）、《群岛》（Islands）。三部曲讲述了非洲人民在非洲大陆的迁徙，为寻求精神和生存，前往西方世界的旅程。布拉斯韦特创造了一种加勒比诗歌，其间夹杂着加纳人的会说话的鼓、卡利普索（calypso）、雷鬼乐、爵士乐、布鲁斯。早在1974年，他就曾在《加勒比海文学中的非洲在场》（The African Presence In Caribbean Literature）中指出，西印度群岛的历史景观和西非海岸的历史景观相互哺育，其旋律和图景交错相融。

布拉斯维特创造了一个独有的概念，“潮变”（tide-alectic or tidalectic），即两个潮流的辩证法式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解答了主奴问题，且以一种加勒比的方式。对布拉斯维特来说，口头表演非常重要，这是加勒比人民的语言，也是它的民族语言，它表达了加勒比的文化杂粹经验。八十年代以后，布拉斯维特以一种Sycorax的书写样式，重新整编了诗歌的视觉状态，使其具有一种“赛博-簇”的感觉。

1940.1.9 - 2020.2.7

皮埃尔·居约塔于1940年出生在法国卢瓦尔河的阿让塔勒堡。18岁，居约塔去巴黎，成了一名诗人。据说，居约塔的父亲曾雇佣私家侦探去找儿子，但居约塔躲过了这一劫，期间他在塞纳河睡了一段时间。1961年，居约塔在完成第一本书后，应召入伍，赶赴阿尔及利亚战争，几个月后被判破坏军队士气罪，关到洞中几个月。回到巴黎后，居约塔做了记者，并开始了他的特立独行的一生。

居约塔继承了萨德、让·热内的传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伊甸、伊甸、伊甸》（Eden, Eden, Eden），出版于1970年9月9日。这是阿尔及利亚少年男妓瓦扎格在战争、妓院、沙漠中的故事。在长达6762行、163页的篇幅中，居约塔只写了唯一一个句子。《伊甸、伊甸、伊甸》一度被禁，为证明居约塔的作品的价值，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让-保罗·萨特、莫里斯·布朗肖等人纷纷为其请愿。该书曾以一票之差错失1970年的“美第奇奖”（Prix Médicis），支持它的该奖评委、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克洛德·西蒙为此愤而辞职。

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早在出版前就担心《伊甸、伊甸、伊甸》会被禁，特地请出米歇尔·莱里斯、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尔斯作序，大谈文学美德，以图规避制裁。米歇尔·福柯的序言因交稿过晚，未收入书中。巴特说，《伊甸、伊甸、伊甸》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和一种新写作的起点”。福柯则在1970年9月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致居约塔的公开信：“读完您［的作品］，我不禁想到……您……达到了过去半个世纪世人已知性经验的最高点（或最深处，如果您更喜欢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居约塔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先锋者。抵抗运动、原样派、宗教遗迹、色情、反殖民主义、艺术倾向，所有这些二十世纪后半叶越来越重要的因素都影响着和构成着居约塔的诗学。在这背后，是一个圣徒式的写作者，居约塔曾为了写作，失去一半体重，这些在自传体小说《愚蠢》（Idiotie）都有记录。他曾经参与过《原样》，这是他唯一一次参与集体运动，他视之为那一代的集体意识，但那时原样派已经分裂成两波，其一赞成传统，其一赞成新小说。居约塔站在传统的一边，但这并不确切。居约塔的作品充分阐释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和残忍，这也是今日时代最大的现实，人们一边谈论着多元政策，一边有需要在每个话题上保持政治正确。

“如果您正在搞创作，这时候您走出门去，如果您在乡下，您会看到鸟儿、松鼠。它们可能不是积极的对话者。它们离您远远的。如果您遇到一条狗或者一只猴子，也许就会不太一样了，但是，这不过是视角的问题罢了。而在城里，当我走出门去，一切都取决于我要写什么。当您写了一页好文字，在您眼里强烈有力，一切都取决于您看到了什么。这时候您会觉得和您距离最近的是弱者：孩子、老人、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您不会觉得您高他们一等，而是与他们非常亲近。就拿孩子来说吧，因为艺术活动中总还是有某些幼稚的成分的，这种如此相信词语、相信颜色的幼稚。”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访谈录《偶然的人——多纳先·格罗访谈皮埃尔·居约塔》中，居约塔这样描述艺术家和他人之间的关系。

1925.1.20 - 2020.3.1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1925年生于格拉纳尔，先后就读于墨西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54年，卡德纳尔参与了四月革命，政变流产。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成立后，卡德纳尔成为桑解阵的核心成员，桑解阵在1979年一举推翻索摩查政权，卡德纳尔旋即被任命为独立后的尼加拉瓜文化部长。早在1970年，卡德纳尔就为马克思主义所折服。1987年，卡德纳尔又辞去文化部长一职，表达了对政权的失望，他所支持的“桑地诺革新运动”（Movimiento de Renovación Sandinista）始终只是少数党。在最近的十多年，卡德纳尔和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越来越不和，卡德纳尔再次成为一个直言者。

卡德纳尔最为人所知的形象是，他跪在停机坪，脱下黑色贝雷帽，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致以亲吻。卡德纳尔在1956年皈依了基督教，在托马斯·默顿的指导下，卡德纳尔在圣母特拉普修道院修行。回到尼加拉瓜后，他继续传播自己的宗教，并于1966年在索伦蒂纳姆群岛（Solentiname Islands）建立了一个艺术殖民区，以绘画和挂毯闻名于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反对解放神学组织的神学阐释，而卡德纳尔正是它最重要的代表。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卡德纳尔坚信基督和马克思可以并行不悖，对卡德纳尔来说，福音书是共产主义的，天国可以由社会主义者们建立在一个更平等友爱的大地之上。但卡德纳尔遭受到的是他的教士权于1984年被撤销。

卡德纳尔的诗歌表达了现实，同时吸纳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神秘等诸多方面，这是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表达的。卡德纳尔大部分的诗歌是私人的，回忆青春、渴望爱情、记录履历等等。和同时代的诗歌不同之处在于，卡德纳尔试图从进化论中获取启示。“在一个充满冲突、焦虑、战争、残忍和困惑的时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卡德纳尔的所写是一首赞美爱的赞美诗，”托马斯·默顿如是评价卡德纳尔。

1940.9.6 - 2020.3.13

杨牧，本名王靖献，于1940年生于中国台湾花莲，爱荷华大学创作硕士，柏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博论为《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杨牧曾任华盛顿大学教授，后回到台湾地区，在台港两地办学任教，晚年他主要在东华大学教学生活。此外，杨牧还参与主编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参与创办洪范书店出版社。

在中国现代诗即新诗的历史中，大多作品保持着和古典的距离，特意做出一个“新”、一个“现代”。只有少数的诗人在古典的世界采撷、挪用，杨牧是其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奚密视其为“Game-Changer”正在于此，他就像他所崇尚的浪漫主义者们一样，秉持着对古典的信奉，为当时代开了一种新风。

像西学中的德莱顿、阿诺德、艾略特，也像中国传统的大多数文人或者陆志韦、卞之琳、吴兴华、叶维廉等人一样，杨牧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执迷的、独特的看法。据他说，中国文学确实有自己的史诗传统，不过它并非如西学中的那么完整和尚武。中国实在是有自己的The Weniad（对照Iliad），它分散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和早期民谣中，这些诗歌都有着对于社稷、国土、人民和文化的殷切表达，它们从尚武精神中割裂开了，形成了一种委婉、富丽、忧患的精神。

按照旧的阐释去对待“发乎情”、“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是一条末路，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和现代观念去再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蕴含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海外学者所指出的抒情传统虽然可贵，但存在偏颇，例如它实则聚焦于现当代中国文学而非古典文学，聚焦于细情而非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一则神秘化和彰显了主体，所用形式是儒家的而非基督教传统或其后继浪漫主义传统的，再则它在神秘经验、泛神论思维和世俗经验、日常思维之间做出并置和融合，三则它无所不在的为“他人”而作，将叙述和意义引向一个虚无而博大的关怀之中。 杨牧认识到了古典的价值并谦卑地实践，他在《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一文中写道，“潜心古典以发现艺术的超越，未始不是诗人创作的必要条件”。

诗人最广为流传的一句或许是“凭藉着爱的力量，一个普通的/观念，一种实践。爱是我们的向导”。这或许是对美丽岛事件和政治的窘迫的回应，或许是对过往历史的喟叹和升华，或许是对自然万象的流转和迁变的惊骇和醒察。然而，它毫无疑问展示了诗人向古典、宁静、中国诗、诗的永恒的迈进。诗人的一生便是如此迈进的坚持、探索、试验和辛劳。他便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但年代湮元，乐府毁坏之后，何尝有（诗人）这种职业呢？”

1924.3.15 - 2020.3.29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于1924年生于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后迁居莫斯科，于1942年入伍，投身伟大卫国战争，先后参与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解放基辅、攻入波兰和捷克等战役，最后生还。战后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师从大作家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整整三年，他教导我们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话。”一生中，邦达列夫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文学奖、国家文学奖等国家奖章，还曾任作家协会主席。

邦达列夫是苏联文学战壕真实派、全景文学的代表。解冻时期，邦达列夫敏锐地判断出形势变化，自觉地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路线服务，发表《营请求火力支援》（Батальоны просят огня），一举成名，打开了苏联战争文学的新天地。其最为知名的作品是《热的雪》（Горячий снег）、《岸》（Берег）、《选择》（Выбор）、《演戏》（Игра）。邦达列夫的作品往往人物众多，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情节发生的地点，忽而前方、忽而后方，多层次多线索地开展，具有交响乐和史诗的效果

“有限的活动地点、短暂的故事时间、为数不多的人物以及围绕中心人物展开事件，这是战壕真实派小说的共同特点之一。”陈敬咏在《邦达列夫创作论》一书中指出，“因此有的评论家把它称为新三一律。”

他在《瞬间》中回忆道，“我们这一代人从战争中学会了爱和信任，学会了恨和否定，学会了笑和哭。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在和平生活中由于司空见惯而失去价值的东西，那些变得平淡无奇的东西。〔……〕在街上偶尔看到的女人的微笑，五月的黄昏那蒙蒙的细雨，水洼里闪现着的路灯的倒影，孩子的欢笑，第一次说出的’妻子’这句话，以及独自做出的决定。”

1925.5.11 - 2020.4.15

鲁本·丰塞卡，于1925年生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茹伊斯迪福拉（Juiz de Fora），葡萄牙移民后裔，曾就读于前巴西大学法学院，于1952年成为一名警官，主要在警察局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丰塞卡于1958年离开警察部门，后来担任巴西社会研究所（Brazil’s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and Research）所长，该所支持1964年的军事政变及随后的政权。一生中，丰塞卡追随托马斯·品钦，拒绝媒体保护个人隐私。2003年，丰塞卡被授予卡蒙斯奖（Camoes prize）。2015，被授予巴西文学院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奖（Brazilian Academy of Letters’ Machado de Assis prize）时，他发表感言说，“我是一个特殊的人，特殊到并不足以解释自身。”

丰塞卡的作品包罗万象，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主要作品有《新年快乐》（Feliz Ano Novo）、《大艺术》（a Grande Art）、《 蟾蜍和斯帕兰扎尼》（Bufo & Spallanzani）、《阿戈斯托》（Agosto），等。诚如巴西诗人、批评家卡洛斯·内加尔（Carlos Nejar）的观察，丰塞卡的热情（pathos）更多倾注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因为这是一个简洁、直接的灵魂，在长篇小说的拖沓中难免生厌……短篇小说是智慧的极限。”

《新年快乐》诞生于1968年《第五制度法案》之后，民主化之前的一个阶段，怀有民主诉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员、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在独裁的高压下溃不成军，或隐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为游击战士。甫一出版，《新年快乐》就遭到了封禁，阿弗兰尼奥·科蒂尼奥（Afrânio Coutinho）为其鸣不平，写下《文学中的色情》，“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首要原则是看它的艺术成就。〔……〕莎士比亚写下whore与鲁本·丰塞卡打出puta这个字眼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丰塞卡的作品中，他往往借警察或私家侦探的视角，描述残忍、激情、污秽、犯罪等。在学者樊星看来丰塞卡的文学特色之一在于他在巴西都市文学中开启一种“硬对抗”的写作模式。“之前巴西文学比较多的是 ‘软对抗’，以嬉笑狂欢、满不在乎为主，代表人物是亚马多笔下的流氓形象，而丰塞卡笔下的角色是真正的暴徒。另外，可以说里约这座城市在他作品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他作品中 ‘对立’ ‘分裂’感的主要来源。”正如译者符辰希所说，鲁本·丰塞卡为我们讲述的骇人故事，并非个别心智不全、仇视社会之徒的极端案例，而是强权统治下巴西社会必然要遭遇的悲剧，一个同时属于穷苦人与特权派、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悲剧。

深居简出的丰塞卡在一次罕见的演讲中说，“我写了30本书，里面全是下流的话……我们作家不能歧视文字。一个作家说我不能这么说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是在写儿童读物。每个词都必须使用。”

1934.9.23 - 2020.4.25

佩尔·奥洛夫·恩奎斯特，于1934年生于瑞典东海岸的一个村庄，北极圈以南大约300英里，父母是工人阶级，后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学习新闻和写作。1972年，恩奎斯特赶赴慕尼黑奥运会，遇到了轰动全球的“慕尼黑惨案”。青春期，恩奎斯特经历过抑郁、存在主义问题，成年后又一度酗酒，晚年的恩奎斯特有着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式的皱眉。

恩奎斯特的代表作有，《水晶之眼》（The Crystal Eye）、《魔法师的第五个冬天》（The Magnetist’s Fifth Winter）和《音乐家的进行曲》（The March of the Musicians）、《皇家医生的来访》（The Visit of the Royal Physician）、《寓言书》（The Parable Book）。一生中，恩奎斯特获得有北欧理事会文学奖（Nordic Council’s literary prize）、瑞典文学院的北欧文学奖（Nordic prize）、奥古斯特文学奖（August Prize）、国际布克奖（International Booker）的前身独立外国小说奖（the 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

在大部分作品中，恩奎斯特用历史情景或者著名人物探索哲学、宗教、心理的问题。他坦承自己深受童年的教养影响，比如《圣经》，那种教养方式就像烙铁一样，为你打上了具体的烙印。“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激发了其他作家的灵感，更新了纪实小说，重振了瑞典戏剧，感动了读者半个多世纪。”瑞典出版商Håkan Bravinger说。

1933.1.8 - 2020.7.18

胡安·马尔塞，胡安·法尼卡·罗卡（Juan Faneca Roca），于1933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生父将其弃养在加泰罗尼亚农民一家，此真相，马尔塞在七十余岁才从传记作者何塞普·马里亚·昆卡（Josep Maria Cuenca）口中得知。马尔塞在十三岁时便辍学，去杂货店务工，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马尔塞在1958年曾在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服兵役，后来在巴黎的巴斯德实验室打工，于1962年回国，一度成为地下的共产党员，但没有维系很久。

马尔塞属于西班牙五零一代，其中还有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 Gay）、海梅·吉尔·德·别德马（Jaime Gil de Biedma）、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爱德华多·门多萨·加里加（Eduardo Mendoza Garriga）。作为一个加泰罗尼亚居民，马尔塞一直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写作。

Pijoaparte，皮乔阿帕蒂，或者痞猴，这个马尔塞杜撰的词，如今常常被人引用，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来自卑微社会背景的有抱负且不择手段的人。在《与特蕾莎修女共度最后的夜晚》（últimas tardes con Teresa）中，主人公Pijoaparte，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小罪犯，骗得资产阶级大小姐特雷莎·塞拉特芳心。“那里正在编织着女大学生又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又一个粉饰着一知半解的进步主张的传说：超越阶级鸿沟，建立同志友情。”

马尔塞的作品有很强的批判色彩，对于政府和文化界。马尔塞一生都积极从事反弗朗哥独裁的文化活动。他的小说中有些取自弗朗哥时期的故事，比如暗杀妓女卡门·布罗托（Carmen Broto）事件。马尔塞也钟爱小人物、无政府主义者、无产阶级者。昆卡认为，马尔塞彻底改变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双语情人》（Elamantebilingüe）中，马尔塞讽刺了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政策和主流文化界的虚伪。主人公胡安·马塞尔（Juan Marés）在妻子出轨后，流落街头，拉手风琴为生，某天恰逢政治抗议，被莫洛托夫鸡尾酒击中面门而毁容，于是变换身份和语言，图谋赢回妻子。据说，马尔塞一生有三大批判的目标：天主教会（“由无耻窃贼组成的黑帮”）、善于投机钻营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加泰罗尼亚的还是卡斯蒂利亚的民族主义者）。

马尔塞是一个迷影。他的很多作品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据说马尔塞是波拉尼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他在《荒野侦探》中写道，“您离开智利已经很长时间了吗？他问阿图罗的母亲。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来了。阿图罗的母亲开始说起智利和墨西哥，马尔塞开始谈起墨西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忽然彼此以‘你’相称，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马尔塞可能讲了个什么笑话。他说，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有点事也许你会感兴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奖学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奖学金。特殊教育？阿图罗的母亲说。嗯，马尔塞说，我想应该这样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学有关。噢，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阿图罗的母亲说。过了会儿我们就走了。明天给我打电话，马尔塞在门口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笑个不停。阿图罗的母亲觉得胡安·马尔塞很秀气，眼睛很漂亮，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这么开心了。”

1941.11.23 - 2020.10.1

德里克·马洪，于1941年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新教徒工人阶级家庭的独生子，曾在三一学院、巴黎索邦大学读书，并在加拿大、美国、北爱尔兰、英国等国的多个城市从事教学和撰稿的工作。

“马洪的生活反复各种危机，他在三一学院学习时，曾试图自杀，他婚姻破裂过，他酗酒，”马洪的传记《泰坦尼克号之后：德里克·马洪的一生》（After the Titanic: a Life of Derek Mahon）作者斯蒂芬·恩尼斯（Stephen Enniss）说，“作为一名诗人，他在诗歌和韵律中找到慰藉，他曾称之为‘前语言的鼓点’（the prelinguistic drumbeat），他的作品可以理解为将形式强加于他无形的生活之上。”

在答《巴黎评论》的访谈中，马洪表示，他的主题是：孤独和社区；孤独的怪异和恐怖；社区的沉闷和安慰。“对我来说，在边缘观察是很重要的。我进去过，我在里面待了很久。现在，我又出现在外面，也许我会再次回到里面。……最近，我与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女士交谈，她是文学正统派；她用了学生们的两个短语——一个是’允许他们写作’（giving them permission to write），另一个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温暖的写作空间’（creating a warm space for them to write）。现在，在温暖的空间里写诗，已经太多了——这就是社区的声音。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伧寒中的人所写的诗歌，那些在公共世界的孤独者所写的诗歌，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灵魂所在。对我来说，这才是诗歌真正的意义所在。”

马洪的诗歌既宏大又通俗，涉及历史和文学，关注环境和社会，但他不提供代言人。他的作品将世界末日的愿景与生存与复兴的乌托邦意识结合在一起。布赖恩·唐纳利（Brian Donnelly）称，“马洪正在恢复目前罕见的英国诗歌特质——结合了机智、智慧和幽默的对话叙述，表现出深刻的严肃性。”

1937.3.2 - 2020.10.12

约书亚·凯纳兹，改姓前的姓名为约书亚·格拉斯（ Yehoshua Glass），于1937年生于英占巴勒斯坦的佩塔蒂克瓦（Petah Tikva），父母是德国和波兰移民，后来在以色列的大部分时间，凯纳兹生活在特拉维夫。凯纳兹，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服了兵役，之后他在希伯来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以色列是家，法国是世界，”他过去常说。凯纳兹在《国土报》（Haaretz）做了三十年的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他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谈。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法国期间写的。据好友、作家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B Yehoshua）说，晚年的的凯纳兹患有老年痴呆。

凯纳兹最著名的作品是《渗透》（Infiltration），被认为是希伯来文学的里程碑。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一个基础训练中心，描述了一群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士兵，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渗透》多多少少取材自凯纳兹自身的故事，取自他作为一名以色列国防兵，在军事情报部门服役的经历。

《爱的招魂》（Returning Lost Loves）有中文译介。小说受普鲁斯特启发，在一开头就引用了《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话，“他所引用的那个作家（名字她已经忘了）认为，两个人当中首先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的那个人，其实已经‘失掉或输掉了爱情’。我喜欢这段话，抄下来，想：接下去可以怎么写呢？慢慢地我就写下去了。”据凯纳兹说，“我年轻时有一阵坐公交车，每天车都会路过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几所房子，有花园和草地，在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人涂着一句希伯来语，就是这个书名。”据译者黄福海介绍，小说以嘉碧与海奇的恋爱为主线，辅以嘉碧和她的女友艾达，阿威冷和他的狗，瘫痪老人和女佣及其男友，大楼业主施瓦茨先生和新搬进来的外来人员，埃雅尔和他的父母，伊兰与阿威冷及其员工罗妮特和玛莉等多重关系，将它们截成若干片断，依次交替展开情节，表面上看来各个片断和人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最后将各条线上的关系连接起来，达到高潮。

《城市画报》此前采访过凯纳兹。凯纳兹孤独、内向、羞涩的模样，结结巴巴的英语，足以解释他为何如此缺少曝光率。他的孤独是个无容置辩的事实，因为他身居美色遍地的城市，却至今没有婚史，膝下无儿女。

肯纳兹还是一位天才的翻译，主要是法语翻译。他翻译了法国经典作品，包括萨特、司汤达、巴尔扎克、莫里亚克和福楼拜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当代法国文学作品，并率先将侦探小说作家乔治·西默农译成希伯来文。

1926.10.2 - 2020.11.20

简·莫里斯，于1926年生于英国克利夫登，寄宿学校毕业后，到第九皇家骑兵团服役，在巴勒斯坦担任情报员。退役后，莫里斯进入牛津大学，后成为记者，任职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等媒体。莫里森的报道涉及首登珠峰、审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等。

1964年到1972年，莫里斯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为女，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转变成简·莫里斯，她服用了大约12000片女性激素。莫里斯写道，“我即将改变自己的形象、我在同龄人中的地位、我会唤起的反应、我的名声、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情感，可能还有我的能力。”莫里斯将自己对性别的挣扎比作“一个难题”（the conundrum thing），一个令她困惑很久的难题。在《她他》（Conundrum），她写道，“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我真该是一个女孩。那一刻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我生平最早的记忆。我坐在母亲的钢琴下，她的琴声像瀑布一样落在我周围，像洞穴一样围住了我。”她把自己描绘成爱丽儿（Ariel），一个追求“非男非女的更高理想”的寓言人物。如果不存在手术安全的问题，她毫不怀疑自己会“拿起一把刀，毫不畏惧，毫不犹豫地亲自动手”。

莫里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天堂的命令》（Heaven’s Command）、《永别了，小号》（Farewell the Trumpets）。在答《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莫里斯提及了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激怒”（infurling），德日进认为历史借助一种自我反省，正在缓慢地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莫里斯回忆起在加拿大读报的一篇文章，它是1902年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其中讲到，帝国是爱的代言人，这启发了莫里斯，她开始认为，在所有复杂的情感中，爱是唯一的通行的线索。“好的东西比坏的东西更富有弹性，”莫里斯回应道。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暧昧之处，帝国主义是旧的传统，但它也有产生新的救赎和团结。

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这本合集的序言中，莫里斯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变得更加宽容、和善，比他们在二战之前更加慷慨。不论漫游何处，我很少感到受威胁，也几乎从未被打劫。我们仍然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想—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我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尔·德·夏尔丹的理论：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所有的物种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

1931.10.19 - 2020.12.12

约翰·勒卡雷，本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于1931年生于多塞特郡的普尔，他不信任英国的公立学校制度，随后到瑞士的伯恩大学学习。1950年，他加入同盟国的军队，在奥地利担任德国审讯员，审讯哪些穿过铁幕的人。1952年，他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学习，并未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British Security Service，MI5）工作，监视极左组织。在随后的十几年，他一边在各大学校教书，一边做外交官，一边从事情报工作，直到1964年，克格勃揭幕了他的身份。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目睹了喷气式飞机、原子弹、计算机的诞生，和英国机构的消亡。”勒卡雷在《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一书中写道。

勒卡雷的主要作品有，《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史迈利三部曲》（The Karla Trilogy）（《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等。在勒卡雷的作品中，英国的情报行动是黑白并非分明的污秽之地，对错难以判断，即使目的明确，也难以证明手段的正当。勒卡雷笔下的间谍是幻想破灭的孤独之辈，因为预算灾难、官僚权力和政客们的阴谋诡计而在外面铤而走险。其中的佼佼者是勒卡雷最伟大的创造——身材臃肿、衣着品味不佳、郁郁寡欢、聪明而无情的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一个反詹姆斯·邦德的人物。

传统的英国间谍小说表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绅士不善言辞的至高无上”的幻想。这一流派随着大英帝国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其中涉及有斯蒂文森的男孩的冒险生活、吉卜林的《金》（Kim）、约翰·布坎（John Buchan）的《三十步》（The Thirty‐Nine Steps）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表面上冷静而反英雄主义的《阿什登：或者英国特工》（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埃里克 · 安布勒（Eric Ambler）的《里奥斯的棺材》（A Coffin for Dimitrios） 、伊恩 · 弗莱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对帝国主义的重塑、伦·迪顿（Len Deighton）的《弗雷德里克·福塞斯》（The Iperess File）、《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勒卡雷则实践了另一种法则，世界的破碎、政治的绞杀、道德的灰暗，它通过复原狄更斯的现实描写，呼应了冷战世界的危机，通过对肮脏网络的揭示，勒卡雷唤起了公民对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自豪和期待。

在他的作品中，英国情报机构，也就是MI6，被称为“马戏团”（Circus），里面的特工被称为“乔”，涉及性诱的行动被称为“蜂蜜陷阱”，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被称为“鼹鼠”，这个用法现在被广为使用，即使不是他的发明，至少也是由他普及。这些说法，被真正的英国间谍用来描述他们的工作，就像黑手党把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语言吸收到他们的神话中一样。“与托尔金、伍德豪斯、钱德勒甚至简·奥斯丁的小说一样，这个封闭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评论家博伊德·汤金（Boyd Tonkin）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写道。“通过英国的‘马戏团’及其苏联同行，勒卡雷建立了一个人性的实验室；一个可以将心与灵与生俱来的脆弱摧毁的测试轨道。”

“就主题来说，勒卡雷作品真正的主题并非间谍活动，”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9年在《纽约客》上写道。“而是人际关系无穷尽的欺骗迷宫：背叛是一种爱，谎言是一种真实，善者服务于恶，恶者服务于善。”“它以其独有的方式标志着两个时代的边界：一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爱国主义时代，对政府和西方道德观信任的时代，另一个是疑心重重、阴谋论、怀疑政府的时代，道德沦丧的时代，”史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在《名利场》杂志写道。就像勒卡雷的许多书那样，《柏林谍影》被拍成电影，由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饰演利马斯（Leamas）。

在答《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勒卡雷说明了自己的写作习惯。勒卡雷手写，妻子则负责把所有东西打印出来，他像一个修道士一样工作，晚上喝酒，并带着好的想法入睡，四点半或者五点开始阅读，下午散步，谈后边喝威士忌边看妻子打出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