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英雄卢育生与毕节革命青年的故事

在黔西北党史、革命史中，谍战英雄卢育生引导毕节革命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工作，领导毕节革命青年打入国民党毕节专员公署内部，战斗在敌人心脏，秘密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他是我党谍报工作中最典型、最杰出的一位同志，也是令人无比佩服与崇敬的一位英雄。他的事迹最具传奇性与故事性，在毕节广为传颂。

▲卢育生烈士（资料图片）

卢育生，原名卢志英，又名卢子江、周志坤、卢涛。卢育生是他在贵州期间的曾用名。1934年，卢育生受中央军委委派，从江西到贵州担任军事特派专员，任务是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和其他重要情报，掩护红军顺利通过贵州。

1934年冬，毕节进步青年宁起枷失业在家，他的一个表兄高绍彝原在毕节电报局任局长，后来要调到遵义电报局任局长。高绍彝看到宁起枷失业在家，要宁起枷和他去遵义，于是，宁起枷就与表兄一起去遵义电报局当练习生。

有一天，宁起枷在街上碰到贵州地下党负责人林青（原名李远方），林青知道宁起枷在遵义电报局工作，非常高兴，以后经常去找宁起枷，往来很密切，宁起枷在林青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后来，高绍彝发现宁起枷和林青往来密切，在毕节时知道林青是共产党员，怕受牵连，不准宁起枷和林青往来，但宁起枷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不久他就停止了宁起枷的工作，要宁起枷回毕节另谋职业。

宁起枷再次失业后，只好跑到贵阳，寄居在舅父家里，托人找工作。正好这时报纸上刊登国民党贵州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招考录事（抄写员），宁起枷报名被录取。这个专员公署，是从江西转移到贵州的。里面已有一大批职员，大部分是科长以上骨干，在贵阳招考一般职员补充。原职员中有一个叫卢育生的，知道宁起枷是毕节人，就来找宁起枷。他详细询问宁起枷的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毕节的社会情况，对毕节的社会情况问得很仔细，如地方军阀和地方土匪的武装力量，土豪劣绅占有土地、财产情况及武装力量，有哪些知名人士？政治态度如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等等。宁起枷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卢育生，卢育生非常高兴，之后宁起枷就随同专员公署的其他人员迁到毕节。

宁起枷到毕节专员公署工作后，才知道卢育生既是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又是专员公署的科长。保安司令部和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卢育生虽然身兼两个要职，但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旧官僚的官架子，让人愿意和他接近。

当时的毕节，贵州地下党的一些负责人如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同志，在这里活动了一段时间，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他们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威胁，被迫离开毕节。

宁起枷回到毕节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宁汉戈（原名宁起鲲）开展了一些秘密工作，使“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工作仍然继续进行，只是改变了活动方式，更隐蔽地分散活动。他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我们的读书室”，刚开始时不公开活动，只吸收几个进步青年如胡大尧、林绍铭等参加，每人出一点钱，从上海订购一些进步书刊，如《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简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等等，这些书刊就陈列在林绍铭家的屋子里，每册书刊上都盖上“我们的读书室”这个图章，并编上号，参加读书会的人可以借阅全部书刊，借阅要登记，并规定不准外传。后来，读书会范围扩大了，参加的有尹司农、陈中庸等人。读书会成员平时就借书回家阅读，每个星期日在陈列书刊的那间屋子里聚会一次，交谈读书心得，分析国内国际形势。

宁起枷回到毕节后，介绍宁汉戈、林绍铭等同志认识卢育生，以后卢育生就经常去找他们聊天。他有时西装革履，有时长袍礼帽，有时军装马靴、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枪。他同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活动十分频繁。

有一次，卢育生到林绍铭家，发现“我们的读书室”陈列的书刊，很高兴，问了读书室的情况，提出要求参加，他们表示欢迎。这样，卢育生就成了读书室的成员。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参加读书室青年们的座谈会，向他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卢育生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讲得生动活泼，对青年们启发帮助很大。

卢育生学习非常用功，全靠自学精通英、法、德、日几种外国语言文字。大家除了经常见他阅读中文书刊外，有时还阅读外文书刊。卢育生要大家叫他老卢，热情诚挚，有说有笑，分析问题透彻，很快博得大家的好感。卢育生向读书室成员们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回答：我们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读书做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待大家说完，他热情洋溢地一口气讲了三四个钟头，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谈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透彻分析封建主义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性。这些话像打开心扉的钥匙，引导大家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说得大家抓耳搔腮、心花怒放。接着，他从读书室陈列的《大众生活》《新生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太白半月刊》《呐喊》《日出》等书刊谈起，介绍怎样读这些书刊和从中学习什么东西。说着说着，他掏出钢笔，开了一张书单交给大家，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哲学讲话》等等。他还拿出一扎钱，连同书单一起交给宁起枷，请宁起枷寄到上海购买。从这些图书可以看出，卢育生是想从基本理论上帮助读书室的青年们提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 。

在一片欢呼声中，卢育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读书做什么呢？我认为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里的这段话，给我作了最好的解答：‘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卢育生讲完了，大家沉默不语，静静地思索，屋里鸦雀无声。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家读了多年书，远远抵不上卢育生一席话啊！

有了见闻丰富、知识广博的卢育生指导，读书室的青年们就少走了许多弯路。比如：书上把马克思、列宁称作卡尔、伊里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别叫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尼亚、英特纳雄耐尔，还有政治经济学上的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等，以前大家不懂得这些名词是啥意思，有的认为是欧洲的地名，有人认为是机器的名称，经卢育生逐一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

卢育生倍受读书室青年们敬重，大家都积极完成他布置的任务，纷纷收集社会见闻，了解人民生活、民族关系、风土人情、土豪劣绅的姓名以及当地军阀部队与蒋介石的关系，注意打听各地场镇名称、距离远近、居民多少、交通条件、道路状况等等，然后向他汇报。这样一来，“我们的读书室”便成了卢育生宣传马列主义、教育青年、输送革命力量的学校，卢育生也成了革命青年们最敬重和信任的良师益友，同时读书室成为他收集“新闻”（情报）可靠的场所。

▲卢育生烈士用过的怀表（资料图片）

大约在1935年春天，卢育生去找宁起枷和宁汉戈商量，说他要找一个写密件的人帮忙，搞些情报。他们研究后，决定宁起枷去帮忙做这个工作。就在林绍铭家里，卢育生教宁起枷写密件的方法，就是用一种药水写在一张白纸上，药水干后看去还是一张白纸，但把写好的纸涂上其他药水或米汤，放在水里，写的字就显出来了。宁起枷学了一段时间就学会了。宁起枷按照卢育生教的方法，把卢育生交给他写的材料写好后交还给卢育生，卢育生寄到何处就不知道了。卢育生还教宁起枷学写新闻稿，要宁起枷把国民党毕节县党部和地方军阀的一些动态写成新闻交给他，由他寄给“新四川通讯社”。

宁起枷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白天要在专员公署抄写文书，晚上还要到一个商店去工作几小时，而这个商店是宁汉戈根据组织上的意见，约胡大尧、林绍铭、杨家枢等集资开办的，是为地下党搞宣传活动提供经费的联络点。“我们的读书室”也从这里拿了些钱去购买书刊。因为这个店的工作很重要，所以宁起枷做密写工作一段时间后，宁起枷和宁汉戈商量，决定介绍尹司农给卢育生搞情报工作。

尹司农家庭很穷苦，又失业在家，只靠他父亲做裁缝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宁起枷和尹司农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所以对他比较了解，认为他政治上是可靠的。宁起枷向卢育生介绍尹司农的情况，卢育生亲自找到小横街尹司农家，以请尹司农的父亲做棉衣为借口，和尹司农的父亲交谈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尹司农家受毕节官僚和地主刘子英欺压、受冤枉坐牢、几乎倾家荡产等不幸遭遇，卢育生听了非常气愤，眼里射出怒火，捏紧拳头，猛击桌子，咬着牙说：“记在心头！这仇一定要报，要报！”

卢育生渐渐和尹司农父子亲热起来，常常去尹家聊天，了解毕节的风土人情，向尹司农的父亲探询一些小场镇的名称、交通等情况，当尹司农的父亲谈到许多深山沟里的小场镇、崎岖羊肠小道时，他最感兴趣，打听得一清二楚，并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

卢育生每次离开尹家，便转身到隔壁楼上去了。那里住着五六个曾经到过南洋群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卖绸子的山东潍县人。他乡遇故友，他们像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常常密谈到深夜。这些山东商人，背着大褡裢走乡串寨卖绸子，卢育生也常随他们外出采访“新闻”（实为收集情报），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才回来，足迹踏遍毕节大小乡镇和贵阳、遵义、打鼓新场（今金沙县）、黔西、织金、威宁等地。

1935年1月的一个夜晚，卢育生从毕节几县采访“新闻”（收集情报）后从贵阳长途跋涉回来，未回旅馆就直接到尹司农家楼上去了，尹司农也跟着上楼去，只见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展开细看，神情显得激动和焦虑。突然，他抽出一张白纸，很快写了一封家信。然后，从拆开的褡裢里拿出一瓶药水，将一支新毛笔郑重其事地递到尹司农手里，要尹司农在那封信的字里行间，留下宽宽的空白处，为他抄写一封重要函件。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笔记本，打开来，边看边思索着，念道：“兵力不下二十万，来自四川綦江、合江、叙永及云南彝良、镇雄、昭通、宣威一带，已抵贵州桐梓、赤水、习水、仁怀、打鼓新场、息烽、思南、石阡等地，正向赤水河与乌江之间行动，逐步形成包围……”他停了停，合上笔记本，凭着记忆列举了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川军郭勋祺、刘兆藜，滇军安恩溥、鲁道元、龚顺壁、孙渡，黔军王家烈、侯之担、侯汉佑、犹国才等部。然后，他沉思了好一阵，又念道：“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似难实行。行军方向，宜取道毕节，西进入滇。”这是一封多么奇特的信啊！尹司农正在惊疑，卢肓生已折叠好书信，闪身出门，消失在漫天风雪中。

从这以后，尹司农和卢育生更加亲近。凭尹司农的猜测，卢育生是一位共产党员。当时毕节一大批青年，正千方百计地寻访共产党啊！早在1933年冬，林青、缪正元从上海回到毕节的途中，尹司农在离城十里的毛鸡厂小旅店相遇时，一天一夜的长谈，让尹司农非常受益。那一天，林青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国家的命运、青年的前途。尹司农几次想表达靠近组织，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但始终未能大胆提出来，以为有的是机会，不料从那以后，尹司农就一直没有和林青见面的机会了。现在好了，共产党来到眼前了。尹司农直言不讳地问卢育生是不是共产党员。卢育生笑了笑，反问道：“你是读书室的成员吧？”尹司农听了不觉大吃一惊，怎么这个秘密组织卢育生竟然知道呢？原来卢育生与宁起枷早就认识了。因为卢育生要找一个帮助抄写新闻密件的人，经过商量，宁起枷推荐尹司农，所以卢育生才找到尹家来的。

1935年3月，毕节专员公署成立，主要人员皆由江西德安原专署原班人马调来。卢育生原来就是这个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兼“清乡”委员长，同时又担任专署总务科长。当时毕节有两个专员，一个是公开的，即国民党贵州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其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搜集情报；一个是潜伏的，共产党军事特派专员卢育生，其任务是为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搜集情报。

早在1935年1月，卢育生指示尹司农密写的那封函件后不久，即专员公署成立后，卢育生就向尹司农的父亲提出，为解决家庭生活困难，介绍尹司农到专署当雇员，每月有13元工薪，并叫尹司农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篇“总理遗嘱”，交给卢育生去作为引荐，尹司农的父亲欣然同意，过了一周，尹司农就被录用了。当时，尹司农虽有就业要求，但不愿在家乡谋职，更不愿混迹官府衙门，不管卢育生如何劝导，尹司农总是摇头说：“算了吧！我要出外当兵，从军抗日，马革裹尸还！”卢育生见尹司农这样固执，抚着尹司农的肩膀，哈哈大笑道：“好个热血青年，可敬可嘉！提起从军抗日，我就摆个抗日的龙门阵给你听吧！”接着他给尹司农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如何消极抗日、如何镇压抗日民众等情况，并语重心长地对尹司农说：“介绍你在衙门里抄抄写写，同样是为了抗日这件大事，你的志向同样能实现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尹司农作某种暗示，尹司农只得点头答应。这样，尹司农被安排在缮校室作缮写员。

由于卢育生善于随机应变，长期在白区工作，对国民党军政机关那一套制度非常熟悉，加上他能文能武，善于应付不同环境和各种人物，故颇得同僚好评，专员莫雄更把他当作心腹使用。这样，卢育生就在处处防范共产党的专署重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搜集敌人情报。

卢育生吩咐尹司农注意了解湘、桂、川、滇、黔的敌情，凡有这方面的文电，须将其军队部署、军事设施、部队调动的时间、地点、兵力、番号、主管人员姓名等，及时告诉他，并特别叮嘱尹司农要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不得泄露。宁起枷也是缮校室雇员，虽然尹司农和他是同学、同事，又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根据卢育生的指示，他们见面时只是一般打个招呼，尽量避免接触，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情报工作神秘、紧张。起初，尹司农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不久，秘书交下一份重庆行辕发来的油印“代电”，要他立即缮写9份，上面全是“剿匪动向”之类的重要内容。尹司农悄悄把“代电”揣在荷包里，中午时分，悄悄走进卢育生的寝室，卢育生飞快看完“代电”，叫尹司农立即送回去。事后，他严肃地批评尹司农以后不要把文件带在身上，很危险，最好用脑子记下来，秘密工作要学会用脑子。

卢育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毕节专区各县地图上的小地名，他看过后几乎全都记住了。他对尹司农汇报情报中说错的地名及敌情中的错误，都会一一纠正补充。他平时把情报称作“新闻”，要求新闻工作要及时、准确、完整。他多次告诫尹司农说：“我要当好科长，你要当好雇员，我们的工作关系到千万红军的命运，丝毫不能马虎啊！”

不久，尹司农背下了“蒋军郝梦龄、樊嵩甫、万耀煌三个纵队将开到打鼓新场附近，由顾祝同任总指挥，准备与红二、六军团决战”的情报向卢育生作了汇报，卢育生听了紧紧握住尹司农的手说：“重要！太重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35年5月1日，一个月华如水的静谧夜晚，卢育生在尹司农家的小阁楼上（今太平桥对面小横街处）挂了一张红纸，红纸正中贴上一张白纸剪成的斧头镰刀，他站在尹司农身旁，让尹司农和他一起举起右手，严肃地领着尹司农在油灯光下举行入党宣誓。

随同卢育生到毕节的10余人，多数安插在保安司令部，他们时而穿军装，时而穿便衣，都配有手枪，经常以“出差”为名，往来于贵阳、遵义、黔西、威宁等地，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卢育生下班回到寝室后，总是伏在桌上，看着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分析、综合情况，作出判断，为长征途中的红军及时提供情报。夜深人静时，他便掏出紧贴在内衣口袋里的密码本进行紧张工作。

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顺利离开贵州后，卢育生仍然留在毕节，继续为北上抗日的红二、红六军团提供军事情报。由于卢育生在关键时刻，一边给红军提供情报和行军路线，一边又以保安司令部名义给敌军提供假情报和行军路线，把敌军引到红军不经过的地方去，所以红军获得情报后，掌握了敌军的行动，取得了主动权，使红二、红六军团进出毕节，兵不血刃，化险为夷。

1936年2月9日，在毕节广大群众的夹道欢迎下，红军浩浩荡荡开进毕节城。“我们的读书室”的部分成员和中小学教师都参加欢迎红军的队伍，宁汉戈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尹司农和宁起枷在军团部写标语、印传单。尹司农的父亲也负责集中全城的缝纫机，在安息会（今中山路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内组成被服厂，日夜加工赶制红军服装。

从2月9日至27日，红军在毕节赢得了半个多月的休整时间，开展了一系列建立红色政权、抗日武装、扩展红军等革命活动。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毕节后，专员公署迁回毕节，专员莫雄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此时，卢育生帮助红军通过贵州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就和尹司农趁机一起辞去工作，离开了毕节。他们到重庆后，卢育生安排尹司农在“新四川通讯社”帮助一位同志工作，他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西安事变后，卢育生去信通知尹司农赴上海，在他的领导下继续从事谍报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尹司农和严希纯一起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同年秋，卢育生以上海救国会名义介绍尹司农潜入蒋军部队单独工作，一切行动仍接受他的指挥。上海沦陷后，卢育生被派入部队，随军行动。他和尹司农不得已在动乱中失去了联系。万万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成永别！

卢育生是继贵州地下党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共产党员组织引导毕节革命青年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之后，又一位为毕节革命青年传播革命理论、进行革命活动与谍报工作的领导者和引路人。他与毕节革命青年朝夕相处，情同良师益友与兄弟骨肉，但是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毕节革命青年对他的革命经历却一无所知。直到解放后，在党为他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尹司农、宁起枷从悼词中才知道卢育生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为党和红军、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25年，卢育生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先后在新疆、甘肃、陕西、北京、南京、江西、贵州、广西、江苏、上海等地从事党的谍报工作。1930年，卢育生被调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红军反“围剿”斗争期间，曾担任过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1933年秋，他奉命和妻子张育民同赴江西，与另外两个同志一道，获得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全部作战计划（铁桶计划），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中，送到瑞金。为此，受到党中央的嘉奖表扬。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前，中央军委派他担任军事特派专员，到贵州毕节为红军搜集、传送情报。抗日战争时期，卢育生受命在江南敌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担任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2年，受党的委托及刘少奇当面指示，在宁、沪、杭一带领导党的地下活动，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出生入死，与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1947年，卢育生因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拷打折磨，用上海警察局局长高官厚禄引诱，将其全家关在一起，用父子、夫妻之情软化，但是，卢育生坚贞不屈，在他牺牲的前几天，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带给其妻张育民，表达他对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坚定信念与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48年12月27日，卢育生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卢育生牺牲至今已72年。他和革命先烈们的英雄史绩，激励和鞭策我们永远继承革命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作者系毕节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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