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2012年，广西人周立齐因为偷窃被抓，在派出所面对采访镜头时讲出这句话。因为发型酷似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更因为他的“不打工”宣言里，仿佛拥有的反叛精神，民政村村民周立齐成为网红“窃·格瓦拉”。一个充满喜感的表情包，一个有些荒唐似乎又带点确凿意义的符号。
记者｜驳静
“能帮他家起房子吗？”
进民政村不难。从南宁打个车，沿昆仑大道往东北方向一直开，一个小时后，你会被车道左手边“三塘镇四塘人民医院”这块招牌里的怪异思路吸引。如果出租车师傅恰好是个开车20年的本地老司机，他会告诉你，没错，这里的地名就是按“一二三四塘”的简单顺序起的，数字一直高到九塘。而四塘，几年前由于发展不利，不幸被三塘吞并。再往前一点，就是民政村所在的五塘镇。在322国道的一个出口，蓝底大牌子上面预告了三个村庄的名字，“民政村”位列其一。
车在此间一拐，在真正深入腹地之前，你还会在三岔路口遭遇一个孤独但阵势庞大的地摊，尘土飞扬中，“时尚运动鞋”几个字仍然很有号召力，吸引人扭头，去看这几排隆重陈列在尘土中的运动鞋究竟有多时尚。不过你也只能想一想，老司机早已把车窗悉数摇上，将尘土关在车外，将“时尚”抛在脑后。“开出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去这个村。”司机关上车窗后冒出一句，“你们刚才说，这是偷电瓶车那个阿三的那个村呵？”
他沿土路径直往里插，越开越野，开上5公里，土路还在往前探，等到路边竹林和树林逐步由平房替代，民政村就到了。
村口有栋两层楼的大房子，门大开着，厅堂里有两个玻璃矮柜，算是小卖部。中午时分，没人对小卖部的货品感兴趣，大家都坐在门口，男人眯眼晒着太阳，女人在剥苞谷。其中两位婶子看上去和和善善，二人就着同一只竹篓俯身劳作，苞米积攒出大半篓。听我问起周立齐，刘婶说：“网红他们家（村里人现在就直呼他网红了），生活过得去过不去，你看他们的房子就知道了。”
民政村小卖部门口，这是进村必经之路（缓山 摄）
网红周立齐，更出名的名号是“窃·格瓦拉”。过去多年，他以偷窃电瓶车为生，为此四进监狱，2012年第二次进派出所时，上了电视，采访里他说出日后流传于网络的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因为发型酷似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更因为他的不打工宣言里，仿佛拥有的反叛精神，网友顺势创造出的美妙谐音梗，为其流行推波助澜。民政村村民周立齐成为网红，一个表情包，一个符号。
2020年4月18日，狱中生活4年零8个月后，窃·格瓦拉重获自由。当天传出来的消息是，有数量豪车等在监狱门口迎接他，还有更夸张的，有家MCN公司出价1500万元将其签下（后来证明这是该公司刻意制造的谣言，目的是自我宣传）。出狱前几天，还是在小卖部，进村必经之路，刘婶已经见到好几拨“北方老板”。头几天，每天都有两三拨车，有的买了果汁，有的提了礼盒，开到村口停下来问：“他家在哪里？他家在哪里？”
他家得再往里走。从村口主干道往前，路过一个池塘后左拐，穿过农田，爬上矮坡，避开奋力“呱呱”大叫的鹅群，就能找到周立齐家的院门。
按刘婶的思路去评判，周立齐家的确是“过不去”。四间房，其中三间门开着，是卧室，一间紧闭的是楼梯间，为将来起二层作预备。家徒四壁，一张绿盈盈的圆桌板子立在墙根，到吃饭的时候支到沙发跟前。房子外头的小院里，搭出个棚子，黑黢黢的，作厨灶间使，阳光底下种了点菜，葡萄架此刻光秃，不过可以想象夏日里将有一份荫凉。
除此之外，还养了二十几只鸭子。周立齐1984年就出生在这里，当时还是更老的房子，直到大约10年前，村里将其纳入“危房改造”项目，资助近2万元，助其重修了现在这间平房。村干部说，这属于扶贫补贴，一户人家只能享受一次的那种。
五塘镇以种苦瓜出名，过去，这也是民政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像刘婶的丈夫，种苦瓜种了20年，不只起了（贴瓷砖的）房子，还送两个女儿上了大学，给小儿子讨到了老婆，买了小车。但周立齐的父亲不擅长种地，“没有那么聪明，种什么东西都不会。人家有去卖苦瓜，他没有卖”，母亲头脑不好，家里人口多，又有四个男丁，都正当壮年，“贫困户没得到”。
周立齐的父亲在院子里晒太阳（缓山 摄）
民政村不单单周立齐家穷。2019年之前，全村有20多个贫困户。过去几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约1万元。村里大半房子砖体裸露，红砖的红色中插入不规则的黑色纹路，斑斑驳驳，恐怕是这一带砖厂烧制不匀获得的颜色，城里人甚至认为这属于古拙的美感，但村里人认为这只是“穷”的颜色，勉强起了房子，没钱为内墙刷漆，没钱给外墙贴瓷砖，不是穷是什么？
和记者的一次谈话，发生在周立齐堂哥家的屋顶平台上，平台上晒着苞谷，周立齐抱着狗（缓山 摄）
周立齐带我们在村里慢悠悠转一圈。贴砖或刷漆的房子，他能说出来这家人是怎么挣到钱的。最醒目的当属一栋刷成奶黄色的房子，三层，这种容易脏灰的颜色在村里显得很突兀，路过它的时候，周立齐说：“我要起就起全村最漂亮的房子。”
跟我交谈的村民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起房子”这件事，刘婶的质疑听上去合情合理：“你们捧他，捧他，捧他，能捧到他赚一点钱，建房？要不然他们家这么穷，根本没有能力建房。”
村干部这段时间也见识了不少外来客，或许把记者跟那些出大钱打算签约周立齐的人混为一谈了，因此不胜其烦。星期三下午，留在村委值班的村干部看完我的记者证后，态度稍有缓和，可还是发出灵魂拷问：“你们来就来，能帮到他家起房子吗？”
“说到打工，我不懂那种东西”
2012年，周立齐接受那段让其成名的采访时，不止讲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这一句。那段采访有个完整版，拥有吸引你咧着嘴反复观看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视频里那个受访者无法无天、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快乐气质——“去KTV玩，去high，高兴，去玩”。
那时的周立齐28岁，但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右手铐在窗台上，自由的左手在挥动，他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比家里面好多了，在家里面，一个人很无聊，都没有友仔玩、友女玩。进去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对着镜头，他继续发挥广西语调的奇妙韵律，“超喜欢里面，像在外面开厢玩，high到那种感觉，飞起来那种。”
被抓前那段时间，周立齐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的城中村，这一带也是他们的作案地点。2012年6月5日，他和巴仔两个，到旁边万秀村偷完几辆电瓶车，又拿到市场上卖掉。第二天早上，他们“处理完这些”，去附近吃早餐，打算吃完回去休息，刚走到一家粉店门口，两个便衣警察围了上来，他们问周立齐的名字，让他跟他们回去协助调查。
后来得知，那天一共来了十几个警察，从他们开始作案，视频监控就已经捕捉到画面，后来一直跟踪他们到此地。周立齐愉快地跟着上了警车，“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有底，没必要争吵，搞那种不配合，没什么意思”。
在派出所，审问结束，警察给他和巴仔买了面包。电视台记者来的时候是下午5点，巴仔铐在对面，忙着吃，而他已经吃完，坐在一张沙发凳里，虽然也铐着，但感觉“很好，很舒服，很自在”，他快乐地跟记者打招呼“你们好啊”。继2007年因盗窃罪坐牢9个月后，这是周立齐第二回被抓，他将在不久后被判18个月刑期。
8年后，在南宁市的一个小区里，我问周立齐：“你那时心里真的是高兴吗？”
“高兴喔，没有什么烦恼了。”
“跟电视台记者聊完，然后呢？”
“就换地方了，就回家了。”
“啊？回家吗？”
“是啊，进看守所，回家嘛。”
说完周立齐大笑起来，旁边的人愣了一下，再发出爆笑。这个“内部玩笑”，大概只有当年共同混迹街头的伙伴才能立刻接住。2012年，面对镜头，他说起来更是热情洋溢，语气里透着一股欢乐，他说：“进看守所就像回家一样。”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如果将这句话视作周立齐的标签，2020年，36岁的周立齐“人设”没变，仍然拥有“我辈岂是打工人”的骄傲。出狱后，他在快手上建了个账号，起名叫“广西阿三-418w直播”，目前有350万粉丝，能看到50多条短视频。我请他追溯少年时期走歪路的发端，为什么选择了偷电瓶车，而不是像大部分乡村年轻人那样，老老实实当个打工人？遭到轻蔑一笑，“我？我去打工，开什么玩笑”，“说到打工，我不懂那种东西”。
周立齐13岁辍学，那是1997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政村有三四代人，读完小学或初中，就你带我、我带你地出去做工，目的地最初是广东省，后来逐渐也有浙江与江苏。周立齐辍学那几年，民政村的打工潮初露端倪，照道理，他也应当成为其中一员。村里人的共识是，小孩子读完书，十五六岁，年纪正好够去工厂做工。要是对这条路有所质疑，你会得到一句反问：“不打工吃什么？”
经常出现在周立齐短视频里的阿柱，也是民政村人，他就曾是辛勤的打工者。2006年，阿柱年满16岁，跟着十来位老乡，到了广东省汕尾的海丰县。这个县以做首饰著称，但他进的工厂主要做手袋，任务是往料子上“刮颜料”，一个月能拿1200块钱，其中300块是接触化学物品换来的岗位补贴。
父亲感染肺炎去世，治病花光家底，年少的阿柱懂得要为母亲分忧，第一笔工资到手，“很兴奋”，立刻到邮局给家里汇去600块。一年后，工厂订单减少，经常开工两天歇一天，阿柱只好离开。后来又跟人去上海学厨。在大上海两年，他终于感到打工没有出路，揣着存下来的5000块钱，重新回到南宁。
那个时候，阿柱回南宁也只能去工地搬砖、搬水泥，按天结算，一天80块，又脏又累，一个月不休息能挣2000多块，比餐厅服务员1000块钱的工资更有吸引力。
可是这样子打工，什么时候能起房子？
周立齐家里，大哥与父母主要负责种地，二哥“有点痴傻”，弟弟还小，他是家里第一个“去镇上混”的孩子。周立齐自己的小伙伴们都还在上学，他自然而然地混入比他大一点的人群里。在镇上，少年人觉得“太好玩了，花花世界”，即便开始没饭吃，没地方睡，不过很快就“靠偏门”搞到一点钱。2001年左右他开始偷盗电瓶车，到2012年第二次被抓时，他自称已经偷了差不多1000辆，并且，“低于1000块的都不偷”。算起来是一大笔钱，不过这些“收入”显然没拿去补贴家用——比方说给家里起个房子。钱拿去吃喝玩乐赌，在为女孩子花钱方面，“八千一万不是钱，就是愿意花”。
为什么不打工？他说：“出去打工，找到钱还好，如果找不到钱，大不了带个女人回来，生几个小孩出来，如果生活好那还好，如果生活不好，那岂不是大眼瞪小眼。”他看村里那些出去打工的人，有的还是读过书再出去打工，日子不一定好。“我不想过那种生活，我想过得自由自在。”
“极端的流量”
这天下午，周立齐几个人在他堂哥家院子里，打算开拍短视频。主演是周立齐、阿柱，编剧兼导演名叫如意，场外还有河南人孙哥在指导——这四人是眼下网红周立齐团队的全部成员，“都不能说是团队，就是个团伙”，如意这样评价。剧本是头天晚上赶出来的，共三条，现在拍到第二条。安排这天下午拍摄也是临时起意。台词只有个大概，欢迎演员随时修改。
周立齐每次拍视频，都有村民围观（缓山 摄）
打算发在快手上的这条短视频，部分剧本如下：
快手2
主题：南宁的冬天
道具：单衣、棉袄
11月底 电子音
单衣
柱哥：今天这么热的天，三哥，我请你去吃冰。
三哥：早点说啊，走啊。
三哥就是周立齐，手里抓顶草帽，脚上趿双拖鞋，跟堂哥借了件下地干活儿穿的白汗衫。切·格瓦拉同款发型早就没有了，现在是短发，很黑很密，但乱糟糟的，胡子长了一圈。他扮演农民，坐在矮凳上，在阳光下眯起眼，不用演，他就是农民。身高一米七多，在南宁不算矮，村里人说他“长得算帅的”，跟8年前比最明显的区别是，变得内敛了。
刚开始拍，阿柱就卡住了，卡在了“吃冰淇淋”。如意本来写“吃冰”，沿海一带，人们总说“吃冰”，来代替一切冷饮。但三哥立刻表示反对，语气里大有一种“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的意思。怎么不行？“吃冰、溜冰，都不能说的”，这几个词都有歧义，是吸毒的代名词，在互联网世界里，都不行。好，那就改掉喔，改成“吃冰淇淋”“吃甜水”“吃雪糕”⋯⋯最后回到了吃冰淇淋，这句台词不符合生活习惯，它使阿柱的舌头打结——到底吃的什么？
阿柱本业是二手车生意，他的钥匙串上挂有宝马车的车钥匙，头发用发蜡固定，穿一整套深灰色牛仔衣裤，比他三哥年轻，比他三哥时髦。但对于短视频，他是外行。视频“团伙”的另一位成员是35岁的孙哥，通过周立齐的弟弟与他相识，这天下午，他唯一的贡献是自己的蓝色抓绒外套，当道具给阿柱穿了。
相比而言，如意是这个团队里最新的成员，两个月前才加入。他19岁，本来应该在一所“985”大学念法律，入学一个月后，他却决定休学，去往大理，做自媒体，工作内容也包括“运营网红”。所以当他接到南宁打来的电话，问他要不要过去跟三哥一起玩的时候，他心想，还有这种好事？他说，要是让他运营一个有几百万粉丝的正常网红，他可能是平淡地说“好，没问题”，但运营三哥？“真的假的？！”而“求贤”电话之所以能打到他那里，完全是因为，他父亲跟周立齐家是远房亲戚。
目前只能算高中毕业的如意，可能是四个人里学历最高、见识过最多地方，也最懂短视频的人。很多时候，编、拍、剪都是他一个人，但这些工作他都义务在做，“想的是接到广告分一分”，分多少，怎么分，没有白纸黑字。他们像个家庭作坊一样在运作。
但不怕，按如意的话讲，三哥有“极端的流量”。别人拿着内容找流量，他是顶着流量做内容，相比于“拍什么好”，更要紧的问题是“拍什么正确”。作为一个网红，一个需要依靠流量生存的账号，窃·格瓦拉有一个看上去无法理顺的矛盾点：他曾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盗贼，如果不洗白，则在公共传播的道德层面处处受制，一旦真的成功洗白，则失去网友原先欣赏的自由而飞扬的反叛人格。两个拷问因此摆在“团伙”面前，难以回答：一个是“偷电瓶车，说进看守所就像回家，这样的人竟然成为网红？”另一个是，“你不是原来的你，那我为什么还要看你？”
民政村好客，记者一行人在周立齐家吃了两次午餐，都是一大桌菜。图为周立齐二叔和两个堂哥（缓山 摄）
“窃·格瓦拉”这个人设，运营起来难度不小。如意向做公关的朋友咨询，他们都告诉他，“搞不了”。既不能放开胆子由着性子，也不能置法律和公序良俗于不顾，如意觉得像在走钢丝。三哥现在也比从前小心翼翼。从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却“投鼠忌器”。在街上被粉丝认出来要求合影，他会道谢然后说下次；他不去高消费场所，担心被人认出拍下来放到网上；不轻易跟人起冲突，对谁都客客气气。
谨慎的结果是粉丝评价说“质量不好”。比如一位南宁的滴滴快车师傅，如意坐在副驾驶，告诉这位师傅说，“我是三哥弟弟来着”，年轻的司机听完很兴奋，“我很喜欢三哥，能不能传达一下，让三哥拍点搞笑的”。搞笑的内容，三哥自己想拍，但团队其他成员认为，还不到时候，他有时就闷闷地拍点安全的内容。
最安全的可能要数“普通公民”系列。阿柱在公共场合吸烟，烟被三哥剪掉；阿柱乱丢纸巾，被三哥制止教育；阿柱欠债不还，三哥跳出来谴责⋯⋯每当阿柱拍着桌子骂，“你是谁，多管闲事”，三哥就扒开外套，像蜘蛛侠扒掉外套露出紧身衣一样露出“公民”两个大字，然后正气凛然地宣布，“我，是普通公民”。
周立齐说他拍这些不是特乐意，可又觉得他们说得对，他得拿捏好尺度，好好应付这块烫手山芋。“公民”之后，他又拍了“人生没有后悔药”系列。偷车的、打架的、赌博的，三哥一人分饰正反两派，告诫大家，改变自己，人生没有后悔药。
2020年8月19日，“广西阿三-418w直播”发布了一条拒绝网络暴力的短视频。三哥面容严肃，往嘴上贴一块胶布，背景里快速闪过许多网暴言论，除了“你妈死了”这类常规网暴句子，还穿插一些针对窃·格瓦拉的：“我电瓶丢了，是不是你的事”；“避免不了一副贼样”。近10万赞，2.45万条评论，大都支持他改过自新，但还是引起一些对周立齐网红合理性的讨论，这些讨论令他们惴惴不安，乃至担心有一天会突然遭遇视频平台封杀。
出于这些原因，对签约和做直播这些事，周立齐相当谨慎。他只是兢兢业业地拍视频，除了“公民”与“人生没有后悔药”，偶尔还跟风热点话题，比如“高考”“林有有是不是绿茶婊”⋯⋯这些视频，与他窃·格瓦拉的人设毫无关系。
制约不只在道德层面，周立齐已经是公众人物，南宁市公安局也对他颇为关注。兴宁分局一位与周立齐打过交道的警察告诉我，“虽然对他的关注度慢慢会下降，但如果他再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公众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司法制度有质疑。进监狱接受改造，出来再犯，这是不是国家司法制度的失败？我们警方也在兜住这个底线，尽一切办法，不能让他再去违法犯罪”。
“能涨到这么大”
进民政村不算难，出民政村就不太容易。公交系统并没有为这几个村规划线路，也不可能打到车，如果村里没人开车带你到五塘镇，打车进来的外来客恐怕得走着出村。但好在，大部分人家都有电瓶车。
南宁气候宜人，多数时节骑电瓶车，感受都是“春风沉醉”，就算是最冷的季节，电瓶车也不至于令人无法忍受。在南宁市区几个大的十字路口，可以欣赏到全国最波澜壮阔的电瓶车车流；共享单车很遗憾地没在这个城市找到太多用武之地；商场楼下，专门辟出电瓶车停车点，配备专人看管，晚上8点之前骑走，只收1块钱；站在南宁市老城的铁唐巷路口，目之所及，是门挨着门的电动车车行，铁路桥下大幅“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广告，以及在阳光下发出各异颜色的电瓶车车手们的头盔。因此有人说，只有广西才有那么多电瓶车给小偷偷。
南宁街头的电瓶车（缓山 摄）
在五塘镇主街上，有5家电动车车行，从1000多块钱的充满电能跑50公里的台铃，到5000块钱内置GPS定位系统、号称车丢了找不回全新赔偿一辆的雅迪都有售卖。“绿能”品牌的经营者是个中年男人，他干这行有十多年，说2017年和2018年这两年，电瓶车盗窃最猖狂，旁边有个村子叫“凌慕”，厉害起来一天就被偷七八辆。但这一年来电瓶车不好偷了，马路上都是监控，他指了指旁边一辆电动三轮车，“比如这车就随便放在这里，没人偷”。离他两百米，另一个品牌店的胡经理不认可他的说法，他立场坚定，“盗贼永远不会消失”。
胡经理五十出头，从前是个锁匠，炒过股，干过摩托车生意，把女儿培养成大学生，还在计划为她在南宁买房。不是老板，但派头比老板足。他在店门口支了小桌，摆上茶水，有谁想坐下来喝一杯都不赶走。“我看到他，就想到当年的周立齐。”胡经理指着旁边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说。这个男孩智力稍有缺陷，成天游荡在街头，胡经理受他父母所托，有时管他一点饭吃。
“五塘有很多游荡的人，饿肚子，没地方睡觉，这是社会问题，但他不做坏事就行。”十多年前，四肢健全、头脑灵光的周立齐，偶尔也会游荡到胡经理的开锁铺里。在胡经理眼中，这个小周就跟不正派的人混在了一起，“去赌场里看赌钱，整烟抽，然后到天亮”。同时，他认为小周虽然什么都不问，但游荡过来必有所图，比如偷偷观察他这位开锁大将如何开锁。
当年周立齐混入偷盗行业，对偷手机、钱包不感兴趣，专攻电瓶车，因为“对电瓶车带有感兴趣的灵魂”。他快乐的地方是，自己能敢人之不敢，快人之不快。比如有人停好车，进去一家粉店，心里盘算要点个大碗的，要加肉加汤，有的同行能赶在点单完转头之前搞到车，但更厉害的高手，在车主进店那一刻，车就不见了。
有时三四个伙伴在街上扫荡，互相还会有竞赛，有人停车要进去买烟，其他人都不敢，时间窗口太短，没把握，但周立齐可以。他上去给弄到手了，立刻非常开心，开心到“飞上天”。别人会跟他说：“这个可以喔，按照是我的话我都搞不定，你都搞得定。”在同行里，周立齐说自己能排第二、第三，这一行，没什么论资排辈，就看技术。当年排第一的那个家伙就比他年纪小，当然也早就不干了，现在结了婚有两个小孩，开一家酒吧过生活。
关于做贼，周立齐现在也很回避谈到。他经常说“过去的事不想谈了”，从不说“偷电瓶车”，偶尔不得不讲，他的说法是“做到一辆车”。他尽力地在往前看。
他也确实有了往前看的机会，虽然网红生涯因为他人设的矛盾属性，难以痛快地开展工作。广告，到目前为止，只做过一个；直播，他一直没敢尝试。野路子的钱，他不能拿，他担心“人家投资给你，他要从你身上翻多少倍，甚至可能挖个坑给你”。
曾经有一笔200万元和一笔500万元摆在他眼前。200万元现身于民政村。据周立齐说，来人就把现金装在两个白色箱子里，清天白日地在院子里打开，堂屋里的餐桌当时搬到了院子里，绿盈盈的，两只箱子是白的，里头是粉红色的钞票。500万元则出现在南宁市一家餐馆的包厢里，有朋友劝他说，对方来了好几天，就算不合作，也见个面吃个饭聊聊天。500万元现金手提箱不够用了，得用行李箱，“把服务员看得眼睛都睁大了”。
“那么多钱，不心动吗？”我问。
“看到那么多钱，哪个不心动，是不是？但你跟别人签约，你一天的行为，那种生活制度，（他们）肯定要限制你的。你突然间拿人家那么多钱，人家会想尽一切办法叫你去做好这个事情。比如今天晚上我想去外面玩，肯定不行。等下你出去喝点酒，跟人家吵一架，他会找你。人家给多少钱，你说大不了跟他去做了，但是，做不好就做不好了行吗？”
这两笔大钱，周立齐都拒绝了，“他们想得到你这个人，就这么简单”。但周立齐不可能打工，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让他们得到。
选来选去，周立齐选择了“广西飞驴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二手电动车交易平台做代言。他跟这家公司的何总、覃总谈了几个月，“三天两头去人家里吃饭”，都是本地人，饭吃过，老爸老妈老婆小孩也都见到过，周立齐逐渐对他们产生信任。最后两边各自找了律师，签了合作协议，据说付给他80万元报酬。
上世纪90年代，周立齐梦想要一辆摩托车。南宁市当时多有煤矿，距离五塘镇十多公里，就有四塘、平垌等多个煤矿，民政村因此也有几户人家参与其中，他们成为全村第一批买上摩托车的人家。这种上万元的摩托车，拥有者在炫耀的时候，周立齐也得到过骑一骑的机会，路不好，骑了个50码。“后来有钱了就不想买这种车了”，他说他想买一辆法拉利，一辆玛莎拉蒂，一辆劳斯莱斯，要在南宁买三套房，“这才叫有钱”。
周立齐相信自己能挣到钱。如果把流量红利比喻成一只气球，别人看来，过去半年这只气球已经涨得足够大，他却觉得，自己的气球“还没开始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家湘菜馆隐秘的角落，他克制地喝了点酒，对饭馆店堂虚指一下说，“能涨到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