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正风反腐改善民生】浙江绍兴破解危房改造补助款的消失之谜

(原标题:浙江绍兴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监督——破解危房改造补助款的消失之谜)

仲冬时节的绍兴气温逼近零度,诸暨市东白湖镇里四村村民斯来汀的心里却洋溢着暖意,他和记者聊起危旧房屋改造补助款被追回的经历。几千元钱不算多,却也解了燃眉之急,全家终于不用再为欠款发愁了。这笔补助款为何拖了数年才回到斯来汀手中?背后的真相又如何水落石出?

斯来汀家世代居住的里四村,位于诸暨市东南山区的最深处。作为“干果之王”香榧的重要产地,里四村的山坡洼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香榧树。村民靠山吃山,以种植、加工、销售香榧为生。收成好的年头,有人光卖香榧果,就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斯来汀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患有心脏病,他从年轻时就干不动体力活,田里家里的大小事务,主要由媳妇一人承担。十几棵香榧树,一小片茶田,再加上做小工的收入,是这个三口之家全部的生活来源。一年到手的两三万元,让斯来汀家的日子常常捉襟见肘。

维持生计已是不易,改善生活更成了斯来汀一家的奢望。住了几十年的老房是土地改革时期分到的一间木结构房屋,立柱和大梁多有朽坏,随时有坍塌风险。2013年,老房被鉴定为危房,但当时斯来汀根本没有什么积蓄,家庭收入除了维持日常开销,还要供儿子上学。直到听说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他才决定原地拆旧,盖间新房。

新房盖好后的2014年一天,村干部蒋元信拿着政府补贴的2.2万元来到斯来汀家,“老斯,这是政府的危房改造补助款,咱们村中一共4户申请,都是这么多钱。”2.2万元,几乎相当于全家一年的收入,斯来汀边感谢村干部边拿过钱,直夸国家政策好。

事情到这里却没有结束。这笔补助款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秘密。2019年,斯来汀偶然和外村朋友聊起危房改造一事,突然发现,旧房面积相同的两人,拿到的补偿款却不一样,自己比朋友少了几千元。再细想,自家房屋面积比同村的人多些,大家拿的钱数却相同,难道……是村干部动了手脚?

这只是斯来汀的猜测。照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没有把握的事,一般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同样老实本分的媳妇安慰他,既然已经拿到钱,就不要再瞎琢磨。不过,偶尔想起这件事,斯来汀心里总像堵着一块大石头。

有了村级监察信息员的帮助,斯来汀遇到的问题再没有像以前一样不了了之。2019年,绍兴市纪委监委将“枫桥经验”中群防群治、源头治理、抓早抓小等基层治理实践精髓融入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乡镇(街道)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特别针对村级监察对象数量多、乡镇纪委监察办一线力量相对不足的状况,建立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组建群众身边的监察信息员队伍。时任里四村村监会主任的斯友福就在试点工作开展期间受聘兼任了村级监察信息员。

与村务监督委员会主要对“三资”等村务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不同,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负责监督发现党员和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担任村级监察信息员的村民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主动搜集群众诉求,报送乡镇纪委监察办。这一直达田间地头的监督探头,不仅体现了“枫桥经验”依靠和发动群众的核心方法,及时发现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更有利于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019年7月,斯友福按照每月一次的惯例在村中走访,了解村民遇到的困难。走到斯来汀家,他发现,平时沉默寡言的斯来汀几番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在他的追问下,斯来汀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自己的危旧房屋改造款似乎少了些,是不是被村干部拿走了?

群众反映的情况可能与村干部的廉洁有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斯友福第一时间报告情况,东白湖镇纪委监察办随即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仅用3天就锁定了村干部蒋元信。原来,当年蒋元信统一领取村民危旧房屋改造补助款后,感到自己跑前跑后十分辛苦,想着从补助款最多的人身上拿一些,应该不会被发现,便截留了斯来汀补助款中的6000元,而斯来汀实际应得的补助款为2.8万元。经过立案审查,蒋元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像斯来汀这样的问题,以前仅靠乡镇纪委监察办的力量跑不过来。现在有了村级监察信息员,村民遇到的问题能迅速反映到镇里,我们也会及时核实,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东白湖镇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陈霞介绍,村级监察信息员的履职尽责意味着监督前移下沉,提升了基层日常监督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群众知道有监督,而且参与监督,切实感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

据统计,去年以来,绍兴全市村级监察联络站和监察信息员队伍共报送有效问题信息3316条,其中282条转成问题线索,乡镇(街道)纪(工)委、监察办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452起。这条自上而下专责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路径,使基层监督从原来伸出去的“一根手指”变成有力握紧的“一个拳头”。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基层监督的制度优势正在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

当镇纪委监察办工作人员拿着追缴回的6000元来到斯来汀家时,他正在和老伴埋头包装丰收的香榧。“现在儿子在城里找到工作,家里情况好多了。为儿子娶媳妇,我们又在房子上加盖一层。有了这6000元钱,我们可以还上欠款,我心里的疙瘩也终于解开了!”说到这里,憨厚的斯来汀脸上又笑出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1期,作者:王丹妮 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