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一碗饺子自己不吃，这是什么年俗？

2020年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当天一早，山东朱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朱呈镕和她的团队拉着20吨水饺，日夜兼程14个小时后抵达武汉，他们此行就是要将这些刚刚赶制出来的水饺送往“火神山”慰问身处抗疫一线的军人。

进武汉城，看到整个城市空空荡荡，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所有人的神经立刻绷紧。“这里怎么了？”有人嘀咕，但无人回答。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了歌声：“蒙山情，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朱呈镕婉转清亮的歌声打破了车厢内的沉闷，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和缓起来。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伴随着一个有力的结尾，朱呈镕拍了一下桌子。现在，她坐在我们面前，没戴口罩，再唱起这首歌，神情完全放松。这些年，朱呈镕得出一个经验，只要一紧张就唱这首歌，马上感觉好多了。

朱呈镕唱的是《沂蒙颂》，歌曲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41年冬，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员郭伍士在执行任务途中与一队日军遭遇受伤，“沂蒙红嫂”祖秀莲将他抢救过来，并安置在一个山洞里。她每天为郭伍士送水送饭，还杀了家中的母鸡，熬了鸡汤为郭伍士补养身体。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但这个故事却借着这首歌穿越时空，给曾“为亲人送水饺”的朱呈镕一行人带来了力量。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420万沂蒙人民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有120万沂蒙儿女拥军支前，20万人参军参战，10万将士血洒疆场……

如今，这些故事能否历久弥新，给人们带来力量？如果能，这种力量的传导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山东省临沂市寻找答案。

朱呈镕接受记者采访

新年第一碗饺子祭先烈

临近春节，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村民王经臣又在开始准备年货。因为儿子在县城住，每年大年三十，他也跟着在县城上过年，但雷打不动的是，大年初一上午，他会回朱村下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村后老林中的烈士墓碑前，祭奠烈士。

这并不是王经臣的个人行为。从1944年开始，每逢过年，朱村人都用新年的第一碗饺子祭奠烈士，这也成了朱村的年俗。“赶紧端送老林去，那些人是为了保卫朱村牺牲的。”今年71岁的王经臣记得自己小时候，他的奶奶总是在大年初一一大早这样叮嘱他。那时生活条件差，村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饺子，但这个传统不能丢。

独特的年俗与一场战斗有关。1944年1月24日（农历除夕），日伪军500余人向朱村一带扑来，枪声大作。驻守在沭河东岸的八路军l15师教导二旅四团三营八连听到枪声后，紧急集合，火速奔向朱村投入战斗。

今年91岁的村民王克昌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战斗。听到一阵枪响，家里人便带着王克昌往村外逃，路上听到赶来的八连战士们高声喊着：“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是老四团八连的，我们一定把鬼子打跑！”

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在增援部队的掩护下扔下3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八连取得了胜利，但也有24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后不久，朱村群众把一面锦旗送到连队，从此，“钢八连”的名字就叫开了。

“朱村是‘钢八连’救下的，但这些牺牲的战士连过年的饺子也没吃上。”王经臣从小就听村里的老人讲老八连的故事，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叹，这也是朱村饺子祭烈士传统的由来。现在王经臣是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关于这场战斗他熟稔于心，但说到细节处，他依然冲我们摆摆手，“一动感情就讲不下去”。

这份深厚的感情并非一天产生的，但王克昌讲不出大道理，他记得“钢八连”对老百姓很好：“住谁家，谁家的卫生不用打扫了，水缸不用挑水了。只要住在谁家了，什么事不用你管，啥活都干。”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感情，1948年淮海战役时，18岁的王克昌和村里20多位乡亲一起，推着小车将粮食、衣物等各种急需物资送上战场。

王克昌家的小推车，淮海战役时他推的比这个大很多

王克昌接受记者采访

这份深情是刻在了沂蒙人血液里、骨头里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百岁沂蒙红嫂张淑贞的女儿于爱梅告诉我们，晚年的张淑贞记忆力大大衰退，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以为还在抗战年代。夜里醒来，张淑贞经常颤巍巍地把家门打开：“门关上了，部队路过就进不来了。”有时候，张淑贞指挥家人，煮10斤面条，打上20个鸡蛋，要给八路军准备食物。“等八路军吃完你才能吃，不然他们不够。”老太太叮嘱家人。

家里包饺子，张淑贞嘱咐家人多加肉，到了饭点，不让下饺子。“等八路军来了再下。”老太太坚持。时间一长，眼看着饺子皮都粘住了，但老太太坚持要等，有时甚至一天也吃不上这顿饭。

老太太如此执拗并不让人太意外。抗战时期，张淑贞和婆婆王换于曾创办战时托儿所，照料抚养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工作人员和革命烈士的近百名革命后代。为了照顾托儿所的孩子们，王换于的4个孙子却相继夭折。这份感情如此淳朴而又火热，多年后，于爱梅入党时，张淑贞提醒她：“你入了党，就要把命放在一边。”

这份深厚的感情是如何产生的？于爱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给我们讲了一个细节。在她念书时，张淑贞曾告诉她：“像你这样的小妮子，在旧社会十五六岁就嫁人了，家里穷的七八岁要去当童养媳了。你这是沾了共产党的光。”

这个细节牵出了她奶奶王换于的一个故事。因为是女性，王换于一直没有名字，19岁时嫁到于家后被称为于王氏，抗战爆发后她曾任党的情报联络员，1938年入党，被选为艾山乡副乡长。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帮她起了名字叫王换于，因为她当年是被于家用两斗谷子换来的。“过去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共产党来了，给她们取了名字，能把她们当人看。”于爱梅感慨。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我党我军在沂蒙地区建立根据地，针对后方留守女性开创了冬学、夜校、庄户学、识字班等文化教育形式，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来维护妇女的权益。从此，沂蒙女性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权利，爆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这才有了“沂蒙红嫂”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体。

人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

“这些‘红嫂’都在哪里啊？她们过得还好吗？”1974年，朱呈镕第一次看到有关“沂蒙红嫂”的电影，哭得一塌糊涂，心里就有了这个疑问。1998年，朱呈镕从临沂毛毯厂下岗之后，突然想起了这个疑问。这次，她决定要找她们。

现在回想起来，朱呈镕分析自己一定要找到“红嫂”的动力是为了渡过自己的难关。下岗后，朱呈镕蹬过三轮、卖过糖葫芦，她的爸爸听说她卖糖葫芦，气得大骂；丈夫、兄弟姐妹都不看好她的创业项目，说她“穷折腾”。面对未来朱呈镕感到迷茫彷徨，她需要找到一个精神支柱。

晚上，朱呈镕住在“红嫂”李凤兰家，听老太太讲过去的故事。1945年4月，李凤兰和青年王玉德订了婚。在距婚期不到两个月时，未婚夫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她按当地风俗，由嫂子怀抱大公鸡陪她拜堂成亲。从此，她烙支前的煎饼时，烙得最多，希望丈夫能多吃一口；做军鞋时做得最快，还在鞋上绣上一个“心”字，相信丈夫一定能穿上并认出她做的军鞋。可是，在苦盼12年后，她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书，原来她的丈夫早在11年前的莱芜战役中牺牲了……

如今，朱呈镕在自己的公司里辟出两层楼建起了红嫂文化博物馆，“红嫂”的故事，朱呈镕曾一遍遍讲给别人听，但在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她还是红了眼圈。

“‘红嫂’们都是小脚，枪林弹雨也要上前线，送子弹、送干粮，用乳汁救伤员。我的创业很难，但跟她们比，真的不算什么。”朱呈镕擦了擦眼泪，“我要找的是一种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

2001年，在朱呈镕的饭店开业当天，她邀请了50多位老红嫂、老八路来剪彩。有朋友不理解，说别人开业都请领导，没见过找老太太、老爷子的。“他们不知道，我今天的成功是他们给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朱呈镕解释。

朱呈镕公司一景

生活条件变好后，人们更注重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的带领下，这些年临沂市兰陵县代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19年，村集体经济发展到各业总产值已经达到30亿元，村集体纯收入1.3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9万元。按王传喜的预测，2020年的人均收入还要再往上涨一涨。

但前些年，富起来的代村有一件心事：要找到“戴家村连”。王传喜小时候就听村里老人说，鲁南战役期间，村里曾发生过一场特别惨烈的战斗，用“血流成河”来形容并不为过。

查找当时的《解放日报》和《大众日报》，王传喜了解到这场战争的始末：1946年岁末，卞庄阻击战打响，组建不到一年的滨海警备旅受命在卞庄南戴家村一带设防。12月17日，敌军坦克集群和炮兵营猛烈进攻卞庄、戴家村一线阵地。当时驻守戴家村的连队官兵只有56人，除两挺轻机枪外，大部分都是步枪。但这支连队面对敌军的凶猛攻击没有畏缩，勇猛抗击，利用地雷、手榴弹和汽油瓶等有限力量不断击退来犯敌军。战后，驻守戴家村阵地连队被授予“戴家村连”荣誉称号。

此后，这支连队转战大江南北，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戴家村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代村，从贫穷到富有，从落后到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的样板。为了寻找曾经在代村战斗过的英雄连队，代村人曾多次到浙江、河北等地寻访，终于在2019年8月15日找到了“戴家村连”。

代村寻找的不仅是“戴家村连”，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如今，“戴家村连”的历史放进了代村的村史馆；于爱梅组建“红嫂拥军协会”，在全国各地演讲传播红嫂故事和沂蒙精神；朱呈镕和上海的一家公司合作，将红嫂文化博物馆引入上海……从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在战争年代铸就的沂蒙精神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为一代又一代的人驱散寒意，带来温暖。

和代村人一样，朱村人王经臣也曾到外地寻找“钢八连”的资料。有人质疑：“你有多少钱？还搞这个？”

“不能忘了八连，要教育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头发花白的王经臣操着一口当地土话，让人听着有些费劲，但这句话，他一字一顿，说得异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