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眉山携手 原来首任川大校长是青神人

1月14日上午

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签约仪式

在我市举行

市委书记慕新海在签约仪式上

作了题为《百年情缘 世纪牵手》的致辞

慕新海饱含深情地叙述了

四川大学与眉山

缘起百年,情深谊长!

凤钟楼与诗书城有怎样的邂逅?

川大缘何选择眉山、结缘眉山、牵手眉山?

致辞全文虽然不长

却语言精练、质朴自然、

寓意深远、金句频出

令与会人员产生强烈共鸣

“今天,我们欢聚在东坡故里、岷江之滨,共同见证四川大学眉山校区项目签约仪式。”

“借此机会,我想用三句话,畅叙百年情缘,见证世纪牵手。”

“这是一次气质相投的文化牵手。文化的牵手历久弥坚。”

“这是一次战略相向的同城牵手。同城的牵手风物长宜。”

“这是一次未来相携的共赢牵手。共赢的牵手诚至金开。”

………

四川大学,始建于1896年,前身四川法政大学堂首任监督(校长)邵从恩,就是青神人。他既是学术大师,又是革命功臣,在川大124年的办学历程中留下了光辉一笔。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和平老人”邵从恩,了解关于他的故事。

“和平老人”邵从恩,字明叔,青神县人,原四川法政大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监督(校长),出生于1871年12月20日。

二十岁入学为秀才,补为廪生,以高材生的资格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897年选拔为贡生转入京师大学堂深造。1902年乡试中举人。1904年朝考二甲成进士。中进士后由朝廷派赴日本留学,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修习法政。1906年学成归国,授法部主事,曾手订全国法官考试条例及全国各级审判厅组织法及其他法规。后由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朝廷,调回四川襄赞新政。创办四川法政大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出任首届监督(即校长)(1906——1913)。

▲“和平老人”邵从恩(照片由青神县政协提供)

1911年在四川保路运动中,邵从恩以校长身份保释营救出被川督赵尔丰诱捕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坚人物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辛亥革命中亲手夺过赵尔丰的四川都督大印,结束了满清朝廷在四川的封建统治。革命成功后为稳定人心,出任川南宣慰使;为调停川、滇两军冲突,亲赴滇军处交涉,得以和平解决,后任四川民政长。

1925年四川军阀混战,为解决四川统一问题,川人由北京请回邵从恩主持四川善后会议,被选为“善后会议议长”。为了四川的安宁与和平,主持通过并封闭了成都兵工厂制造枪炮;劝退黔军退出四川盐场,又拨盐款60万元创办成都大学,推举张澜先生出任成都大学第一任校长。

抗战前夕(1935年),为避日、伪纠缠,邵从恩由北京返回四川,被聘为四川省政府高级顾问。抗战期间,先后在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上被选为历届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多次和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共产党人以及张澜、史良、沈钧儒、徐德珩、邹韬奋等民主党派人士提名连署有关各类抗战问题的重要提案,比如:《关于持久抗战案》《加强国民外交案》《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决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多项提案,均获大会通过。

1944年2月13日,邵从恩与张澜联名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邵从恩被选为主席,张澜、李璜为副主席。刘豫波、张申甫、张致和、费平如、杨叔明、李光含、舒君实、蒙文通、王白与等为常委委员。民主宪政促进会会址设在成都慈惠堂,张澜任慈惠堂理事长,邵从恩任监事长,主持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工作,使慈惠堂一时成为四川民主活动中心。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邵从恩以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大会上以无党派代表的身份,同蒋介石、周恩来、张澜、曾琦等人同向大会致开幕辞。在开幕致辞中,邵从恩的发言,洋溢着对国家、对人民所负的责任感。他声称自己来自乡下,代表全国老百姓,要求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统一、要求大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强调说:“所谓成功,是指国家成功,民族成功,不是一党一派或个人的成功”。他还说:召开国民大会,是政府要还政于民,但不能因还政于民反使人民受苦受难!当前国共方面的相互商讨,是解决国事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两党之间要诚、要信!不能内一套、外一套!今天一套明天又一套。要求各党各派要相互谅解。他在致辞时说:“假如说国民党可以代表中国的保守党,则共产党可以代表中国的进步党,它的一切作风总是向着进步走的,代表一个国家的保守和进步两党,应该是一推一拉前进,则国家便有了进步”。

会议期间,邵从恩站在有利于全国人民的立场,对国、共两党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在讨论宪章、制宪及召开国民大会时,邵从恩深思了一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法与事实兼顾,求得解决问题,主张调整三个会议:

第一个会议是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章的意见,将所有意见整理成一个提案,然后交第二个会。

第二个会议是预备国民大会。这个会议只讨论并决定国民大会的选举法与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也参加,这个会议的性质等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

第三个会议是根据组织法、选举法所产生的国民大会。这个会议决定宪章、制宪并行宪。如此一来,则法理与事实均兼顾到了。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及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至此,历史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重大胜利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战火又开始蔓延,面对危急的局面,邵从恩忧心如焚,奋不顾身力争国内和平,利用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三次大会的机会,挽回和谈僵局。在南京,邵从恩与多方接洽、商谈危局,同无党派参政员褚辅成、张难先等联名,提出和平方案22条,提交大会讨论。要求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谈,邀请中共速派代表进行商谈,由参政会组织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该和平议案在四届十九次大会上获得了大会通过)。

▲1947年《大公报》报道(照片由青神县政协提供)

1947年5月24日晚,在蒋介石特邀参加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的宴会上,邵从恩就和平问题为民请命,向蒋疾呼:“战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了!”为此,邵从恩当场气愤晕倒,数日后始渐苏醒,口不能言,心中仍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和平。他在病床上索笔写下了:“内战不止我不乐!”七个大字,事载于当时南京各报。有关报纸评论说:“这是人民的声音”。从此,世人尊称邵从恩为中国的“和平老人”。

▲1949年《新新新闻》报道 (照片由青神县政协提供)

1949年10月,邵从恩逝世于四川成都,终年79岁,其坟墓埋葬在郫县安德镇。邵从恩死后,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其安葬和善后工作。在成都,行政院长张羣,省主席刘文辉、王陵基,秘书长向传义和82岁高龄原在四川法政大学堂亲手执教的辛亥革命老前辈孔庆余先生等均亲自送来象赞并到灵前悼念。后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闻听此事,即与刘伯承、贺龙同志谈及,要对邵从恩家属予以照顾,并要求当地政府妥善保护好邵从恩先生的坟墓。

来源:锦绣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