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时代”

Guguoshidai

赵辉:“古国时代”

摘要:自公元前 4000 年或稍晚至公元前 2300 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农业村落,随着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总人口的增殖,导致了整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造就了“古国”的聚落形态。古国的社会演进呈现出高低参差的状态,强者不断壮大,进而迈进更高层次的王朝时代,开启了三代历史的大趋势。

“古国时代”的提出

根据先秦文献,自夏启始,废禅让,家天下。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主要围绕着一个中央王朝展开了。考古学资料中能和文献里的夏最大程度地对应的是二里头文化和其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分四期,在二里头遗址上从第二期开始出现了以路网和高墙区隔开来的严格规划的城市、宫城和大规模宫殿建筑群以及从中所见的宫室制度、完备的等级制度、成熟的青铜冶铸业等等。而源自二里头文化的酒礼器、牙璋之类在岭南、西北、西南、北方都有普遍发现,透露出的它们承载的制度、仪礼等文明因素已然远播四极八荒,这些都显示出一派前所未有的中央王朝的气象。尽管当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是否能严丝合缝地和夏对应起来还有些争议,但因为再也找不到能与文献记载更好对应的考古记录了,所以对二里头文化是否等同于文献上的夏的谨慎态度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对历史大势的成见。

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些地方社会已经发展进入到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社会阶段,但尚未显露出二里头文化那种王朝气派,也没有像二里头文明那样由商周两朝继承下来和发扬光大。显然,二里头文化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为了区分前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和王朝时代“对仗”的说法——“古国时代”。

“古国”的称谓由来已久,学术界每每因之。先秦文献中时人回忆上古天下形势时皆言“万国”“万邦”。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书·尧典》:“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书·大禹谟》:“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史记·夏本纪》(禹)“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 《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万”是虚数,言其数量众多。可见有夏之前,“国”是普遍的存在,是地方性的、自治的政体,是参与更广泛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至于黄帝、帝尧是否有能力“监于万国”“协和万邦”,这在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中难寻证据,所以存疑。

按照以上的说法,夏之前的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是列国林立了。进入三代,国这种地方自治政体依然存续着,只是数量逐渐减少。这是中央王朝不断对其翦除、兼并的结果。所以《墨子·非攻下》说:“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 《战国策·齐策 四 》 也 说 :“ …… 大 禹 之 时 , 诸 侯 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说的就是这个几近两千年之久的过程,同时也说明在王朝之内,众多前朝旧国在三代之中曾经长期保存下了。《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周初还有“万邦”。它们分散在王畿之外,继续参与王朝的社会政治。当然,三代的情形有些变化。依太史公所言,从夏代开始就有了分封立国的做法。原因是中央势力尚不够强大,通过“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于是,在王畿内外就有了两套政治结构。王畿为中央政权直接辖治,之外则还是列国并立的旧景观。只不过列国之中有了一些新封国家,与旧国掺杂在了一起。《荀子·儒效》说,周初封建,“立国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余者按《史记·周本纪》说,还有功勋望族,尤其是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夏后氏后裔和殷遗民的封国。这一部分与其说是分封,不如说是被周王室钦定认可的旧国,而未被重新封建或没有载进史册的国,理当还有很多。

有关古国形态的描述,在文献中不多见,且文献所说的究竟为时人对上古的记忆,还是根据对当时既存旧国的来对上古情况的揣测,是很难分清楚的了。但因为有这些旧国存在,相关文献也就不完全是杜撰。所以我们还是能从中揣摩出一些上古情形的。

国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写作“或”。《说文》段注:“盖或國在周時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或字从戈,从口,即人口和武备。后加框为“國”,暗示有了明确的疆域。又据《说文》段注引《周礼》注:“古者城墉所在曰国……”也即境内有城。此外,不同的国,很可能还有自己的信仰、仪礼、制度。《史记 鲁太公世家》说伯禽至鲁,“变其俗,革其礼……”太公封于齐,“……简其君臣礼,从其俗……”在仪礼上,封国尚且需要变通,土著国家更不会和姬周一致了。

归纳起来,在先秦人们的眼中,国是由人口、武备和明确疆域以及域内城郭构成的并持有自己的一套仪礼制度的地方政治实体。

国的规模似乎不大。《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方百里,换算成今天的度量大约是40千米方圆大小,面积和今天中原地区的一县相仿。《战国策·赵策》所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按周制,一尺23.1厘米,八尺为丈,则三百丈约为550米。在这里,我们不必太纠结以上两个数据是否准确可靠。文献透露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这些国的规模不大,是“小国寡民”(《老子·道德经》)。

考古资料所见上古的“国”

上古的情形,说到底是要靠考古资料说明的。

1.新石器时代末期“天下万国”的形势

在新石器时代最后的500年,也即被叫作龙山时代的公元前2300~前1800年,田野考古于各地普遍发现了城址。在环泰沂山系的山东龙山文化中,目前已经发现城址11座;中原地区的也近此数;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则已发现近20座;江西抚州地区调查所得600多处遗址中,有环濠和城垣的竟达200多座,虽然其中的大多数规模很小,难以和前述动辄几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的城址相提并论,但也可估计其中有若干较大规模,可以称之为城的;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晚期始有人居住以来,迅速崛起了近10座城址;近些年考古发现,在陕北、晋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随处可见以石墙围护的聚落,仅陕北境内南抵延川北境就有300多座,几乎每条河流流域范围内都有面积百万平方米上下的石城。例如在神木秃尾河中下游50千米的河段两侧,就有带石墙的遗址15座,其中以石峁古城最大,面积400万平方米,百万平方米以上的还有桃柳沟。山西兴县蔚汾河50多千米河流两岸发现遗址35座,其中面积近80万平方米和超百万平方米的石城各个一座。以上资料并不全面详尽。若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和各地田野考古开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城址的实际数量还当不止这些。例如最近几年在陇右庆阳地区、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都发现了夯土城垣的城址。这种列城林立的景观,正与先秦文献中上古时代天下万国的记忆合节。

2. 古国形态

大型城址的周围往往麇集着若干中小型聚落,在形式上是聚落群的中心,故考古学上称之为中心聚落。既为结成一体的群落,天下万国就不仅是天下万城了,而是众多各有其一定地域范围的实体。

山东日照境内南北各有一座龙山文化的城址:两城镇和尧王城。前者面积74万平方米;近年工作查明,后者是三个紧凑在一起聚落,其中一座有城垣,系地位最高的中心聚落,面积约50万平方米,稍小于两城镇。两座城址相距约40千米,各自周围聚集着一些普通聚落,越是远离中心聚落,聚落就越稀疏,从而在空间上明显分成两群,由此是知,两城镇和尧王城各自有大约半径20千米半径的势力范围。相似情况见于鲁西北,自寿光到章丘一线排开坐落着边线王、桐林、丁公和城子崖四座龙山城址,间距40~50千米。城子崖周围普通聚落分布较为密集的范围大约100平方千米,再外围明显稀疏,整个聚落群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河南中西部、晋南、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等平原地区。在地形崎岖起伏的黄土高原,聚落的分布不能摊开,而是往往沿河流分布。一条流域之内,既有普通聚落,也有大型中心聚落。虽然分布形态和平原地区者不同,但内容相同,也即龙山时代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着在分布面积几百到上千平方千米、大小不一的、以一座中心聚落为统领的聚落聚群现象。这也许就是上古古国的基本体量。

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古国发生发展的过程。

3. 古国的形成

新石器时代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生活受山川形势的限制,于是在居地的选择上自然会依地理环境的分割,如在一条流域、一座盆地之内,久而久之,形成群落。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这些散布在各地小环境中的各聚落群内部尚未有明显分化的现象。以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早期为例,这时各聚落面积相仿,3~5万平方米,以环濠环护,内部的房屋建筑规格、公共墓地内的墓葬大小和随葬品上都看不出显著差别,总体而言是建立在低水平生产力基础上的平等平均的氏族村落。它们沿渭河和两侧的支流分布,形成一串串的聚落群,呈现的是低分化社会与环境条件高度契合的自然状态。

经过长期缓慢的积累到了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农业作为一个生产体系终于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成熟起来了,随之导致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和社会的空前繁荣。这种情况普遍发生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中,进而在原本很少见到人类活动的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遗址数量也有了增加。农业文化拓展其范围和聚落数量增加以及其背后的人口总量大幅度增加,导致原本平等平均的农业社会开启了复杂化进程,并在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两个维度上发生了。

进入这个阶段,首次在一些聚落群中出现了面积超大的中心聚落,在一众中小聚落中显得鹤立鸡群。这类大型中心聚落或者有多重环濠,或者由高墙深沟环护着。内部的居民人口远多于一般聚落,意味着其中有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维持秩序的各种限制、约束乃至规矩制度。中心聚落内部往往有一般聚落不见的大型建筑乃至单独划分出来的大型建筑区,有一般聚落不见的高规格墓葬,意味着内部居民的阶层分化。这类聚落往往出土一般聚落很少见到的高端手工业制品,如资源稀缺的玉器、象牙器,精制或特殊的陶器、漆器乃至丝绸之类。一方面表明社会财富集中在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掌控着这类高端手工业从原料到制作和分配。再一方面表明聚落经济活动中有远多于一般聚落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及其产品分配、交换乃至商贸的内容。这又进一步表明聚落居民的构成和来源复杂,不只是从一个血缘关系维系的农业村落自然增殖的结果。

如一些理论家批评的那样,当前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对现象、过程的描述远多于对背后原因的总结。不过,在聚落群中出现中心聚落的原因的问题上,学术界还是有所关注的。如交通纽要、军事要地,或者独特资源产地,都可能是在此形成中心聚落的原因。山西芮城寺里-坡头遗址距离晋南盐池不远,又在穿越中条山的交通孔道上,而管控偌大的盐池显然没有扼守住盐的流通通道更容易收益。又如山东临淄桐林遗址附近有一座小山,是当地唯一的石器原料产地,而在桐林遗址上也发现了以此为原料的大规模石器制造和向外输出成品、半成品的迹象。孙波先生注意到大多数龙山城址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显示整个龙山社会比较安定,而其之所以在一个地点不断扩容成中心,原因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制造等非常发达,势必发展出频繁的交换乃至商贸活动,和管理这些经济活动从中形成了的制度、权力,进而成为社会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张海先生在他即将出版的中原核心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著作中则注意到,这个地区龙山文化的中心聚落,如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城、禹州瓦店等城址中存在大量非本地文化传统的因素,进而对出土人骨的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检测表明,居民中有不同生活习性和指向不同来源的组分,由此推测频繁起来的人口流动和集中,以及由他们带来的经验组合起来,是造就中原龙山城址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也是二里头都邑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给人以相当启发的观点表明了诱导古国形成原因、机制的复杂多样,某种特定的原因可能在某个特定时段或地区成为主导因素,而在其他地区或时段未必如此。我曾经注意到,郑州附近的西山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城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城。但同时期附近的大河村遗址规模远大于西山。这很可能是聚落群内部存在着尖锐矛盾的反映。灵宝西坡和北阳坪两处遗址也很可能是类似的关系。这种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矛盾和竞争,可能是中心聚落产生的最初始原因。至于竞争从哪个方面展开,如占有资源还是汇聚人口等,则很可能因时因地而异了。

4.古国的演进

此前的中国各地,尽管环境条件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内容及其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同质的农业村落。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些微小差异,如村落的地理位置优劣、人口规模大小等。随着生产能力提高和社会总人口增殖,这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差异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被放大了,导致了如我们在西山和大河村之间的关系中看到的那样,在聚落群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了整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并造就了我们称之为古国的聚落形态。古国的产生是上古社会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它作为独立自治的社会单位,内部应该存在更多更紧密的经济、政治的联系,也许还需要借助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军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完整和内外安全。随着其壮大,它将与周邻发生愈发频繁的关系,从而开启更高社会层次的政治。关注和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上古农业社会演进发展道路的理解。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能够很容易梳理归纳出古国从简单向复杂的线性演进过程的。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第一批中心聚落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各地由中心聚落统领着的聚落群的产生实为有早有晚;有的持续很长时间,有的短暂出现旋即消失,还有的在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度重现;有的产生之后一直维持着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二级结构,有的如最近通过媒体为人们所知的“河洛古国”,则进一步发展出在大小两极之间还有若干中等规模的所谓次中心的聚落,从而呈现出更精致的内部结构。总之,在时间和空间上,古国的发生和发展是个此起彼伏,有涨有落的过程;在社会演进程度上,是高低参差的状态。

不过,在宏观社会政治结构的层次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古国时代的某种阶段性特征的。古国这种政治实体出现之后,一些具有更大实力的古国开始了对邻居的整合。就现有资料,还很难讨论国之间整合的确切开始时间和最初过程,但作为这种政治进程的结果却是毋庸置疑的,即在元前3000年前后建立起来的良渚、屈家岭-石家河文明这样的大型社会。良渚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它的核心是面积8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围设计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推算下来,良渚古城直接辖治的疆域可达约2000平方千米,大幅超过一般古国的规模。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浙北苏南以及上海这一大片地域内,还有青浦福泉山、武进寺墩等若干地方中心。以寺墩为例,这是一处以发现了逼近良渚瑶山、反山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而著名的遗址。最近两年的考古进一步确认,寺墩遗址的面积120万平方米左右,很可能也有城墙之类的防御设施。在以它为中心半径20多千米的范围内,散布着数十座土墩,其中如象墩、青城墩、高城墩等多座已经被确认为良渚时期的遗址。寺墩的系统田野考古工作刚刚开展不久,目前所得仅是很初步的资料。即便如此,从现有的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里是一个以寺墩为中心的聚落群,就规模和等级而言,它很像一个缩小版的良渚。类似寺墩的地方中心,在良渚文化范围内还有好几处。在对良渚与寺墩之类的次中心聚落出土玉器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后者的玉器大多直接来源于良渚,故而推测良渚与这类地方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各自独立自治的政体,它们之间不仅有着紧密的政治网络的羁绊,还很可能存在着后者对前者的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

以良渚的大规模社会整合为代表的时段,即约当公元前3300~前2300年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之称为了古国时代的早期阶段。考虑到此前上至公元前4000年间出现了聚落群内部整合,此间聚落群之间的整合是前个时段社会趋势的继续,所以我建议把这个时段也纳入古国时代的范畴,可以叫作古国时代的初期。

从各方面看,良渚社会的政治试验最终还是失败了,约在公元前2300年,良渚文化过渡为钱山漾—广富林文化,但文明的辉煌气象却没有了踪影。与此同时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史前社会却开启的新一轮大规模整合的政治进程。这其中整合程度最高的当属以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心的大河套地区和以襄汾陶寺为中心的晋南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北部以及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相较而言,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的社会整合显得慢了半拍。山东的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似乎发生过中心聚落的重新配置,河南龙山的情况相似,在当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所以这两个地区的社会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聚落群内部重新来过,还未显露出在更高层次上整合成功的迹象。不过无论如何,史前中国的格局于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活动的繁荣从江南转移到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据此,探源工程将公元前2300年以来的500年叫作古国时代的晚期。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名之为古国时代晚期,却不意味着这个时期社会文明化程度超过了良渚的时代。无论石峁还是陶寺,它的政治进程并非继承于良渚社会,而是在本地文化、社会基础中发生的变化,更像是文明进程从南转移到北的新一轮轮回。不过,仔细比较早晚两个阶段,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古国时代的晚期社会中人群的流动明显增加了,文化间、社会间的交流频度和深度也随加强,战争暴力现象明显超过过往。尤其重要的是冶铸铜技术和麦类农作物、牛羊家畜这些全新生产力要素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它们的出现在改变和推进社会进程上产生了巨大作用。以羊为例,我推测,它的出现使得黄土高原无法耕作的深沟大壑变成牧场,变成了生产力,石峁的发达也许与之有莫大关系。而青铜冶造技术又使社会上层有了巩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新手段,尤其是三代以来,青铜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发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最重要的道具。

走向王国

从全局角度看,中原二里头国家的诞生是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第三波次,也是第三次轮回。邹衡先生早就指出,二里头文化并非完全是河南龙山文化的继续,构成二里头文化的许多特征之源头并不植根在本土先行文化中。文化面貌上的间隔意味着社会在此间又一次发生了过动荡和重组。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起首也仅只局限在豫西一带,不是一支大型的考古学文化。但它的发展迅速,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就呈现出一系列王朝气象,似乎在快速整合了内部之后迅即建立起一个向外辐射发展的王朝。这是个眼花缭乱的过程,张海先生在其即将出版的著作就这个过程做了深入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不过,二里头文化也并非完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持续动荡的时期,大量周围文化因素连同人口涌入,使得中原成为汇聚和搅拌各种先进文化、各种政治经验的水池,从中糅合出了二里头文化。而它诞生之后,进一步把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势推进成社会政治的格局,开启了三代历史的大趋势。

小结

概括本文要义: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有面积最庞大、连成一体的史前农业。尽管东西南北的条件有差,本质上都是同质的农业经济。所以《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且把各地的田亩地力和贡赋摆在了第一要位。在这片广大的农业区内曾将散布的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农业村落。它既是血缘的社会集体,也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为了维持再生产,这种血缘组织自形成之后就长期保留了下来,而无论社会分层变化都没有彻底解体,是为数千年中国历史的社会基层。

公元前4000年以来,原本因环境而自然分群的血缘村落之间出现了新的政治内容,即整合聚落群为一个更大社会实体——它的形态和历史文献的记忆吻合,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文献所谓的国。有迹象表明,古国产生于聚落群内部的竞争,强势聚落从中胜出,也即意味着在若干血缘集体中的一个的胜出。所以,推测古国的领导本质上是家长式的集权。

当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达到一定程度,国与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竞争,从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也即国与国之间的整合。于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诞生了良渚这样的大型地区国家。学术界或将这种大型地区文明之称为方国、邦国。但这个称谓是商周中央王朝用之于同时期的周边国家的,借用在史前上古需要小心区别定义。

良渚建立了地区国家之后,各地古国之间进行整合的国家化进程此起彼伏地发生了。就波次来说,分南方和北方两次。所以我们将其划分为古国时代的早期和晚期。就内容而言,则是各地重复着从古国向国家的过程,仿佛一遍遍的轮回。尽管相关的资料不多,但可以推测各地古国向地域国家的过程中,本质上仍是某个在古国整合中胜出的血缘集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种方式继续指向了集权的政治方向。

第三波次的国家化进程主要是由二里头文化承担的。之所以将其看作一个新时代—王朝国家的开始,与其说二里头文化具有明显超过前朝地域性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如说从结果看,历史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进程。

以上,本文概略地讨论了上古广泛存在“国”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力求从中看出一些上古历史的逻辑。虽然在讨论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古国的社会复杂化内容,但没有在这个方面系统展开,且在大部分场合,我有意避开了文明、国家这样的词汇。因为这方面的讨论相当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容纳得了的。但本文结束之前忍不住还是要补上一句:根据学术界认定的文明标准,我比较有把握地把良渚这样的大型社会叫作国家。就目前的资料看,古国极有可能在开始对周邻开展大规模整合的时候,其社会的演进才算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如良渚、石峁,而对数量众多的史前古国中是否有的在没有这个政治前提条件或者行为时也发展进入到国家的程度的问题,我尚无主见。

刊载于《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审核|刘海旺

设计|牛 维

出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