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太平轮”自沉镇海口》迎来大结局

甬派君有话说

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宣布,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已经向该院交纳了4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4亿元)的款项,以解决其与中国公民之间的经济赔偿纠纷。至此,这起由著名“宁波帮”人士陈顺通先生后代发起、经历了60多年的跨国诉讼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首次胜利。

1930年,原籍鄞县云龙(现鄞州区云龙镇)的陈顺通在上海独资创建了中威轮船公司,购置了“源长轮”、“太平轮”、“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共4艘轮船,总吨位达1.86万吨,34岁的陈顺通成为当时的“中国船王”。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被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合并)向中威公司租借了价值约200万美元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

抗战爆发后,两船被日方扣留,后相继沉没。1937年8月12日和1939年6月28日,中威公司的“源长轮”、“太平轮”分别自沉于长江江阴要塞和宁波镇海口,以堵塞航道,阻止日军从水路对中国的进攻,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悲歌。

1988年12月30日,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向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追索“顺丰轮”、“新太平轮”的租金及相关经济损失。

该案判决生效后,上海海事法院向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执行通知书,并于2014年4月19日依法扣押了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停泊在舟山港的一艘28万吨货轮。

据了解,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交纳的40亿日元款项,其中29亿日元为法院判定的赔偿标的,11亿日元为利息。

今天,甬派文艺频道推出的由董小军(牧野)历时数年采访写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1939:“太平轮”自沉镇海口》迎来大结局。

(八)

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透过法国梧桐稀疏的枝叶,斑驳的秋日残阳正在抖动,咸涩难闻的江腥味一阵一阵地从黄浦江边飘过来,甚至可以猜想,翻腾的江水也正变得格外凶险和冷酷。

站立已久的陈顺通慢慢转过身,颓然在黑色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前路莫测难辨,中威公司的这位掌门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

在席卷而至的衰败面前,整个普益大楼陷于无可奈何的沉重气氛中,不断有航运公司从大楼撤离的消息传出。

中威的繁华似乎还在眼前,怎可能在一夜间消散?陈顺通顽强地给自己寻找着安慰,或许,这只是暂时的一次挫折吧,很快就会重现百轮齐鸣、千帆同扬的盛况。

陈顺通和普益大楼里的航运老板未能迎来他们所期待的转机,相反,时局发生了巨变:抗日战争爆发了。

陈顺通。

8月12日深夜,停泊在浦东码头的“洛阳丸”等6艘日籍轮船被中国军队扣押。几天后,士气高昂的中国士兵又将“洛阳丸”凿沉于黄浦江,以此封锁这条重要的水上通道。

日军立即展开疯狂报复,按照日本海军部下达的命令,所有停泊于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的“纯支那汽船”都被扣留,无一幸免。

8月22日,出租给大同公司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分别在日本大阪、八幡被日军扣押。此时,距中威与大同签订的协议所规定的租赁到期日已不到一个月。

落入日本军界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必定命运多舛难以预料。随着战事的扩张,“顺丰轮”和“新太平轮”被日本军方移交给主管通信和交通事务的递信省,递信省则以定期租赁的方式将“顺丰轮”和“新太平轮”交还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经营,用于运输各类战争物资。此时的日本,整个航运业已完全被纳入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中。

10月21日,从北海道装运了煤炭返程的“新太平轮”,在伊豆大岛北岸冈田灯塔附近海岸遭遇了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船员虽奋力抢救,“新太平轮”仍未能避免触礁沉没的厄运。

此时,“顺丰轮”正行驶在中国长江流域与日本本土之间,它已改名为“顺丰丸”,听上去像是一艘正宗的日本轮船,掌控着“顺丰轮”的大同,完全将其视作了自己的财产。日军把从安徽马鞍山铁矿区抢夺来的铁砂等战略物资,通过“顺丰轮”运送到到在日本沿海的大型钢铁厂。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顺丰轮”被日本陆军直接控制,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军事运输船。1944年12月25日,“顺丰轮”满载着日本陆军部队士兵,从新加坡出发前往婆罗州。次日凌晨1点39分,在婆罗州西岸外海30海里处,正在附近海底潜伏的美军潜艇“颊纹鼻鱼”号,成功地捕捉到“顺丰轮”的踪迹,之后,美军精准地向它发射了一枚威力巨大的鱼雷,不到十分钟,这艘6725吨的超级海轮,连同几百名士兵一起沉没于太平洋底。

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所发生的这一切才慢慢为人所知,而它们的主人,当年在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签完租赁合同,并把两艘轮船交付给对方后,就完全失去了有关它们的任何信息。

“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堪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航运业发展的一个见证。因为偶然的机遇,它们曾在航运历史上有过短暂的惊艳亮相,但随即又如弱小的飞虫湮灭于无声,它们以如此屈辱的一种方式终局,为其多舛的命运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戏剧色彩。只是,“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主人做梦都不曾想到,它们的沉没,是今后发生的更为精彩和曲折故事所设下的一个伏笔。

(九)

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民国政府,准备实施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阻止日本海军从长江水路发起进攻,确保政府在短时间内牵都西南,同时将中国重要的企业从沿海转移。

其实,提“封锁”两字,对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来说实在有点词不达意。战事刚开始,弱小的中国海军即遭到重创,仅有的几艘老旧军舰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因此,想直接以军事之力封锁江海口更是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德国顾问团提出了一个符合现实的方案:从全国征召大吨位轮船,将它们沉没并阻塞主要的江海船道。

锁断长江航道的工程必须抢在日军尚未向长江流域发起全面攻击之前完成,为此,民国政府紧急向全国下达了船舶征召令。

长江航道水流湍急,深达几十米,因此,用于自沉的船只必须是大吨位的轮船,根据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轮船3755艘,总吨位62万吨,平均吨位仅165吨。

两天后,盖有民国政府鲜红大印的紧急征用令送到了陈顺通手里,中威轮船公司3550吨的“太平轮”、3360吨“源长轮”被列入征用范围。

太平轮。

拿着征用证,陈顺通难用言语表达自己的痛苦。看来,锦帆高挂、一路驶向天际的通达和畅快从此只能成为梦想。战争爆发,租借出去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杳无音讯,但陈顺通一直坚信,战事终有结束的一天,一旦天下太平,航运业重启,“源长轮”和“太平轮”便是中威复兴的希望所在。但现在,手里的这两张征召令让他的期待变得模糊不清。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被陈顺通视作生命的四艘轮船竟全部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这样的变故实在过于残酷。一向自信的陈顺通此时似乎突然领悟了“命运”两字的沉重。

1937年8月12日,在著名的淞沪会战打响前一天,险峻湍急的江阴水面上,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一幕上演了。

上午8点,在中国海军“平海号”轻型巡洋舰的引导下,“通济”号练习舰、“自强”号轻巡洋舰、“武胜”号测量艇等12艘建于清代的老旧舰艇,喘着气艰难地向江心驶去。水天一色,江风如涛,“平海号”甲板上,一名穿戴整齐的国军指挥官主持升旗典礼。呜咽的军号吹响,官兵向舰艇行礼作最后告别。在确定了各舰的位置之后,岸上指挥部下达了沉船命令,各舰只的水底门同时打开,江水瞬间从船底涌入,舰艇开始缓缓下沉。接着,中威轮船公司的“源长轮”,以及“广利轮”“公平轮”货轮,“沙市号”趸船等共20艘民用商船先后上场,以决绝勇气自沉于江心。

长江航道上的凿船自沉共进行了近半个月。除了在险要的江阴航道,民国政府征用的众多大型民船、商船,还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水面,以悲壮的自沉为自己唱响了最后的挽歌。据中国军方统计,仅在江阴要塞航道,自沉的各类旧军舰、大型商轮就达43艘,小型商船和盐船185艘。

72年过后,民国政府当年所出具的“源长轮”征用证,现身于江苏南京图书馆的抗战图片展览,这张记录了曾经的悲壮历史的泛黄纸片,让“源长轮”主人陈顺通的后代们感慨万千。

(十)

陈顺通面临着一个苦涩又略带荒诞的现实:因为失去了对“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掌控,陈顺通把中威复兴的希望寄于“太平轮”和“源长轮”,但转眼间,它们却在自己眼前消失,就像一个熟识的人突遭不测,甚至来不及说声道别。此时,原本只存在于念想中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却摇身成为了可以寄托的一种期待,重新进入到他的生活。

蔓延的战火不断地吞噬和消耗陈顺通积累的财富,面对着入不敷出的窘境,陈顺通忍痛将福履里路的那块地皮低价出手,接着,他又悄悄地从忆定盘路的花园别墅搬出,迁至法租界福熙路(现延安中路段)913弄21号。屈指算来,从入住忆定盘路,到如今被迫离开,总共才七年时间,真的有物是人非、恍如隔世之感。

“淞沪会战”的枪炮声,让中威公司老板原有的期盼一点一点地熄灭,陈顺通感到自己是如此无助,说到底,自己终究是一介平民,乱世之中,昔日的声和名早成了过眼烟云,再费力去想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伤痛,眼下,让一家人可以平安生活下去,才是根本所在。想到“平安”两字,陈顺通脸上不禁泛起一丝苦笑,自己煞费苦心给“太平轮”和“新太平轮”起名,还有当年父亲给自己所取的顺通名字,如此一番苦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暗淡和无力,家破国亡之际,太平、顺通之地又在何处?

“淞沪会战”的枪声终于平息了,急于恢复上海滩秩序的日军着手物色各路傀儡,以上海之大,在每个重要位置上都须有一个可以压得住阵脚的管理者,这其中的首席之位非上海市长莫属,而能坐这把椅子的一定得是贤能之人。日军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虞洽卿,他们以“合作”之名,邀请其出任此职。但虞洽卿是何等精明之人,如此简单的利益和是非焉能分辨不清,当年的上海滩闻人以有病在身、无力领受相谢绝。

读罢《申报》上的这条消息,寡言多日的陈顺通总算舒了一口气,还好,自己的这位宁波老乡关键时刻脑子清醒,没做糊涂事。人生在世,变幻无常,但无论怎么艰难和无奈,也不可失了气节,更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呀。

陈顺通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要遭遇与虞洽卿同样的经历。几天之后,原本冷清的石库门寓所突然响起了陌生的敲门声,日伪派出的说客登门拜访,“力邀”陈顺通出面执掌上海滩航运业。也难怪,确实找不出比陈顺通更为合适的人选了。早在战前,他就与日本航运界有业务上的频繁往来,年轻时当过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又能说日语,加上中威公司在业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样一种背景,找遍上海滩也难有第二人。说客向陈顺通转告了日方的承诺,只要他肯出面,就可联系日本国内,帮他找回“顺丰轮”和“新太平轮”。

陈顺通勉强从脸上挤出一丝笑意,然后闭上了眼睛。这些年来,他在上海滩这个大码头玩得潇洒自如,整个家族和众乡亲也因此脸上有光,如果此时自己低头与日伪合作,无异自找屈辱,不仅会毁了自己一生英名,更会置整个家族于不义,让众乡亲蒙羞。

在尴尬和沉默中,陈顺通终于将说客送出了门。返身回到屋里,他对夫人叹息道:“今后,如果哪天我出门不归,你也用不着派人满大街乱找,一定是因为不肯为日本人做事遭了不测。”

蜗居在福熙路的陈顺通,终究难释对“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牵挂,那种时时突然间涌起,心被撕裂的痛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中威公司的掌门人作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他要去日本寻找“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下落。兵荒马乱之际,手里没有一点线索,跑到敌对国家去找两条丢失的轮船,可见陈顺通想找回两艘轮船的迫切之心,没有人可以让他由此回头。

中威公司向日本提起索赔的中文证据之一。

1939年春天,在绵绵细雨中,陈顺通顶着巨大压力和风险,乘坐由日租界出发的定期客轮来到了东京。他手里唯一可用的一张王牌是自己曾为日清汽船会社的雇员,利用这个身份,陈顺通向日本船运界的旧识打听“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下落,之后又跑到递信省查阅,但没有一个人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信息,三年前向他租船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似乎也已在人间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

一年之后的某一天,失联已久的大同公司竟突然现身,它给中威发来了一封照会,这让早已心灰意冷的陈顺通一时间顿生欣喜。照会上只有聊聊几个字,大意是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定期将“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交付给递信省。但大同的这份照会只字未提两条轮船的现在究竟在何处,也没透露“新太平轮”此时已经沉没的消息,它更像是给陈顺通的一个告示,如果想索要两轮的租金,应该向递信省追讨。

陈顺通一声长叹,两国交战,自己连“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现在何处的下落都不知道,又如何向日本递信省讨要租金?大同公司毫无疑问是在推卸责任呀,天下还有比这更加无耻的借口吗?陈顺通让自己平息下来,又将这份照会细细重读了几遍,最后,竟读出了一丝自感安慰的信息:既然大同说可以追讨租金,是至少说明“顺丰轮”和“新太平轮”仍在世上。

(十一)

在夏日炽热阳光的照耀下,靠泊在招宝山镇海码头的“太平轮”,犹如一座褐色的小山,尖削的船首像忠于职守的卫兵一般威武耸起,两支高达20多米的桅杆分立于前舱和后舱,笔直地向上升展,似乎要将那蓝天白云刺破。“太平轮”正中,耸立着的长方形烟囱,犹如欧美男子出门时所戴的黑色绅士帽,给自己平添了一丝庄重和威严。

屈指算来,自从十六铺码头离开至今,“太平轮”在镇海口已整整坚守了一年半,它一直在等待一个特殊的命令。有许多次,在接响低沉的汽笛响之后,“太平轮”吃力地离开码头,向镇海口航道驶去,去完成它最后的使命。但每一次,“太平轮”的船长总会接到返航的指令,随即,它会在江中调转庞大的身体,慢慢返回港口。日子一久,“太平轮”不断出港和返回的重复,甚至成了当地人了解和判断战争走势的一个风向标。

镇海口是甬江末段,由此前行便是浩瀚的东海海面。镇海口历来为军事要地,明代以降,这里曾多次发生抗倭、抗英、抗法战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85年的中法镇海之战。是年2月28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大小军舰十多艘围住招宝山外海口,持续十多天向镇海口和小港炮台发起猛攻。驻守将士和水陆诸兵英勇抗击,与入侵法军进行了长达103天的搏杀,终于获得胜利,孤拔在被迫签署了和约后,一脸失意地率领舰队怏怏离去。

镇海口扼守咽喉的重要价值,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减。抗战爆发,其战略位置越发突出,随着中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和长江航道的封锁,镇海口成了重要的海上对外通道,大量重要战略物资通过在英法控制的上海租界下船,经海路运至镇海口,再驳到小船上,然后通过陆路进入浙江内陆的金华等地,转运到各抗战前线。

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必定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防止日军舰船进入镇海口,封锁航道成为唯一有效的选择。就像在江阴江面自沉封道的“源长轮”一样,被征召的“太平轮”,也将在这里书写同样悲壮的篇章。

在镇海口待命的“太平轮”,吸引了远比“源长轮”更多关注的目光,这是因为,在这艘为宁波人所有的江海货轮上,交集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因素,它从自己的出生地上海滩出发,来到自己主人的故地,并将在这里回归于大海,就像一个长年在外漂泊的游子,响应神灵在冥冥之中对其的召唤,在晚年时的叶落归根。

在上海滩,人们对“太平轮”的别样牵挂被记载在一本杂志中:“招宝山下那轮船出入口处,是早已布满了许多障碍物的,梅花桩插满了沉下轮船和帆船的空隙,整个封锁线铁桶一样,但留着空口,来往沪甬间的轮船,就由我们领港船的引导,驶入了甬江到达宁波。来来往往的轮船,多得像梭鱼一样穿进穿出,货物也在这里得到流通的机会。然而,靠船的码头那面,却始终停泊着一艘庞大的轮船‘太平号’。太平轮早已停在那个码头边了,走来走去的人们,也时常看到它冒出浓黑的乌烟,这条船是准备在必要时再沉下去封港的,然而它已经这么长久的印象留在镇海人眼里。”

1939年6月,为登陆镇海作准备的日军,开始了对镇海和宁波城新一轮的轰炸。据《宁波市志》记载,在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里,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共出动了51架次飞机,在镇海和宁波城投下了300余枚炸弹,炸弹爆响时散发的刺鼻硝烟味,让镇海口的防卫空前紧张起来。

(十二)

在1939年6月那些闷热的夜晚,距离镇海口以南20公里处的东钱湖,和它边上的那个小山村冠英庄,犹如不竭的山间溪流,正不断涌入陈顺通的梦境中,似乎要唤醒其藏于内心深处所有对于家乡的牵挂和记忆,一起迎候“太平轮”最后时刻的到来。

6月28日,“太平轮”船长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将“太平轮”沉没的指令,另一封电报由陈顺通自上海发出,“太平轮”的主人要求船长在沉船时务必将船首指向他的家乡鄞东冠英庄方向。

晚上8点,在朦胧的夜色中,“太平轮”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轰隆隆的马达响起,推动“太平轮”庞大的身躯,慢慢离开招宝山下的镇海港码头。

江流无语,甬江的夜晚如此苍老,江风夹带着阵阵燥热在空气中流动,灰暗的烟雾从“太平轮”黑色的烟囱冲出,慢慢向四周飘散。或许,“太平轮”真的有点不舍,在开阔的江面上,它笨拙、慢慢地转着身,用劲力量才画完了一个圈,无奈地向自己曾经42年的岁月作最后的告别。

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江水从未经历过如此轰轰烈烈的悲壮,它以缠绵、激烈、妩媚、险峻等各种顾盼生姿的汹涌和奔腾翩翩起舞,与“太平轮”紧紧相拥在一起,似乎要用心刻录其雄壮伟岸的身影,默默地为其建起一座永恒的水上丰碑。

“太平轮”的身影终于定格在甬江口的船道上。刚健的江风迎面而来,船长紧握船舵,将船首徐徐调整朝向正南方。汽笛再次拉响,呜咽声飘散,消失在天水相连的空寂。

沉船的命令下达,船员用力拉起了“太平轮”的水底门,瞬间,白色的江水哗哗地冲进来,很快将底舱淹没。接应的小船已在“太平轮”边上等候,将要弃船离开的船长和水手站到甲板上,一阵湿润从船长眼里涌出,他把右手伸到额边,向“太平轮”送上最后的致意。

在这样一个暗色的夜间,在千年江风的见证下,42岁的“太平轮”缓缓但决绝地下沉,不断泛滚的江水拍击着“太平轮”的一侧,用这种一种激烈的亲抚与它告别,为其唱响最后的哀歌。

凌晨时分,“太平轮”的桅杆露出水面,好像一头经过奋勇搏杀的巨兽,在悲壮的倒地瞬间,把它最后的一声嘶吼留在了这个世间。

(十三)

“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当年,在飘忽的油灯相伴下,白居易用这样的诗句,追忆着其曾经拥用的温馨和感伤,所有的过往,无论是高居庙堂笙歌红袖的晕眩,还是流落江湖流离失所的艰难,在这个记忆里都成了恍如隔世的虚幻。

不知陈顺通是否读过香山居士的这两句诗,但无论怎样,这个曾在上海滩书写了无限风流,看尽了人间悲喜荣辱的宁波人,一定曾默默地坐在福熙路寓所的客厅,听着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在昏暗的白炽灯下梳理那些远去的岁月的轨痕,好像刚刚经历了搏杀的狮王正在舔拂自己的伤口,东钱湖湿润的晨雾,三江口不息的潮汐,大运河袅娜的水色,黄浦江浩荡的波浪,江阴航道湍急的江流,镇海口如雷的涛声,都幻化融合在一起,正朝他奔涌而来;那挥之不去,在其眼前时时闪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源长轮”和“太平轮”的清晰影子,像万花筒一般,不断地拼接出或艰辛或暢快,或酸楚或辉煌的画卷,在他面前一圈一圈地展开、变幻。

陈顺通和夫人戴芸香共育有三儿四女。今年92岁的陈爱棣是其第二个女儿,现居美国。陈女士一直关注“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索赔诉讼,并写了不少回忆其父亲和中威公司的文章。2015年9月,陈女士出席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华侨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并获得荣誉证书。

暮云春树,逝者如斯。当上海街头燃响起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时,陈顺通已近知天命之年,岁月和劳累,牵挂和痛楚,让昔日的船王变得格外苍老。在风和日丽的秋色里,体弱多病的陈顺通,在其最宠爱的12岁小儿子的陪伴下,走出家门,坐上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来到黄浦江边,似乎要从眼前这些艨艟巨轮中,捡拾和追忆当年风流遍地的印记,重新追寻中威复兴的那个无穷期待。

叱咤上海滩的一代船王,终于迈出了寻找记忆和期待复兴的步伐。他找到自己的老朋友,当年曾为中威起草“顺丰轮”“新太平轮”租赁协议的魏文翰,请博士再次出手,为他拟定了一套向日本大同公司索赔的方案。直到如今,大同都未能归还当年向中威承租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甚至连两轮的准确下落都未能提供。陈顺通提出的索赔请求共有两项:一是归还“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或者是同等级、同吨位的船舶;二是支付“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截止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共600万美元。

次年2月15日,陈顺通又请魏文翰拟订了一封英文求助函,表达了自己准备向日本索赔,请求获得帮助的意愿。在签上自己的名字后,陈顺通托人将这封信函带到了南京,请求民国政府转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陈顺通知道,这样一起标的额巨大的跨国索赔,是无法在正处于纷乱的中国展开的,唯有借助国际正义力量才可能实现。战功卓著的五星上将在给陈顺通的回函中表示,由于大同实际上已无赔偿能力,中威公司在战时所遭受的损失应另求补救之道。麦克阿瑟的这一表态坚定了陈顺通一定要找回轮船的信心。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陈顺通的寻船和索赔行动给予了积极支持,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次长叶公超,以及刚刚转岗任职中国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皆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相关人员想方设法与日方交涉,协助陈顺通办理“顺丰轮”“新太平轮”归还及支付租金等事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麦克阿瑟的回信和民国外交部当年的努力,为几十年后中威船案的索赔诉讼打下了基础,在中威船案极其冗长、复杂的环链中,它们是其中不可中断,也无法中断的重要一环。

然而,追寻“顺丰轮”“新太平轮”路程之漫长和曲折,远超它们主人的想像。1949年11月,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已在初冬的寒风里飘落,52岁的陈顺通在其寓所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人生之路。

此后65年间,船王的三代后人,以及数以百计的中国各界人士,将合力完成一场中外法律史上所罕见的极其艰巨、复杂的诉讼接力,他们从上海、台北、北京、香港和美国等世界各个地方出发,为着同一个目标而一起努力。

今年87岁的陈乾康先生为陈顺通的小儿子,现居上海。由于中威船案只涉及租船纠纷,为减少诉讼环节,他未以原告身份直接参与此案的诉讼。图为陈乾康先生手持“太平轮”照片,介绍中威船案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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