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历史的酒,浇我们的块垒

声音:佳佳

配乐:High Brow Low Down

哈喽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指叔的读书笔记做客,今天佳佳给各位带来一本新书,书名叫做《金钱永不眠》,作者唐涯,是北大金融系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涯女士还有一个笔名,叫作“香帅”,她在得到APP上开设的专栏“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有近百万人订阅学习,算得上是响当当的财经网红。这本《金钱永不眠》,将为我们观察资本市场,解读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生动有趣的视角。那闲言少叙,咱们这就翻开本书,开始阅读吧。

今天的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金融”给绑定了,从日常的手机支付,到大额的房贷、车贷,再到股票、债券、存款、理财。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和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在我们的认知里,仿佛金融这个词儿是个舶来品,但回看历史,中国的金融业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周朝,就有一个国家机构,掌管着没有利息的“赊”,和有利息的“贷”,这个机构的名字也很有趣,叫“泉府”,泉水的泉。诶你瞧瞧,今天咱们管“货币宽松”叫做“放水”,看来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作出了类似的比喻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典当行业,受到很多古装剧的影响,今天的我们一听到典当,就联想到一个黑心吸血的奸商形象。但其实,典当行的业务,也就是今天的“抵押贷款”,说白了,当铺和银行干的,其实是一样的买卖。

一直到16世纪中叶,东西方的金融意识,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分歧和变化,可是,从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顺治,中国,和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里渐行渐远。

1602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个弹丸小国,荷兰。

阿超:我们老说日本是弹丸小国,但是荷兰的面积,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简直就是一个mini弹丸国。

荷兰不仅小,人口还很少,整个国家只有150万人,这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荷兰人为了讨生计,就不得不开展远洋贸易。可航运是重资产行业呀,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处理投资人和船队的关系,就成了这个蕞尔小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穷,则思变,荷兰人灵光一闪,发明出了“股票”这个概念,“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批股票。任何荷兰人,都可以为这家公司投资,公司许诺,将把未来的利润 "分红"给股东。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所有投资人都是这家公司的主人,这里面无论你是政府,是企业,还是个人,也无论你是机关干部,抑或美团小哥,所有股东都将按持股比例,来平等地分享这家公司成长的价值。

就在整个荷兰社会,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股份制”热浪之中时,咱们这里,是大明朝的万历三十年,天朝子民们摇头晃脑,诵读四书五经,官员们贪污受贿,党同伐异,时间在东方古老的殿堂里,像凝滞的潭水一样波澜不惊。而帝国的最高领袖,明神宗同志,已经连续15年不上朝了,整天就躲在深宫里,和宦官妃子们开party。

阿超:呵,不愧叫明神宗,这哥们儿真的神。

时光斗转,另一边的荷兰呢,东印度公司已经成立十年了,这十年里公司从来没有分过红,因为公司正忙着在远东扩张,所有的利润,都要拿来扩大再生产。那么,要怎么满足投资人时不时的流动性需求呢?聪明的荷兰人又创造出了一种机制,万历三十七年,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卖公司的股票,资本运营也因此从资产运营中剥离出来,成为新的财富引擎。大规模的流动性,又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当大明朝广袤的疆域上,还只有零星的钱庄、典当行的时候,荷兰人已经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引入了他们的阿姆斯特丹银行。

“银行信用”,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器之上,甚至在西班牙和荷兰开战,争夺海洋霸权的时候,西班牙贵族的资金,依然可以在阿姆斯特丹银行, “自由安全” 地进出。

信用、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市场,这几乎囊括了现代金融的全部基石,资本的力量,迅速打通了荷兰小国的七经八脉,当时间指向1648年的时候,荷兰人的舰队,已经游弋于各大洋之上,垄断着全球的商路和贸易。

1648年,在咱们这儿呢,是顺治五年,这一年,距离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已经过去了4年,清军入关大局已定,多尔衮自封为摄政王。这一年,为了控制帝国百姓,清廷加强了人口户籍管理,社会人口的流动性骤降到冰点。这一年,为了避免民间资金流向抗清武装,朝廷对商贾贸易的限制日益收紧。尚在襁褓中的清王朝,有着“万代基业”的梦想,一切民生、增长,和经济的考量,都在 “稳定” 和 “秩序” 面前沦为了点缀。

也就在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有了一万五千多个分支机构,在大洋洲,他们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在北美洲,荷兰人又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形形色色的荷兰后裔,在这座城市的一条街上扮演“金融掮客”,100多年后,这条街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华尔街。

从万历到顺治,“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维系着庞大帝国的运转,缓慢,却倨傲。而荷兰人开启的现代金融体系,却真正踹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身为中国人,每次想到这个历史的分岔路口,我们都忍不住会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和现代金融告别?为什么那么稚嫩、脆弱的海滨小国,却产生了现代金融的萌芽?

作者说,现代金融生态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有两条:一是清晰的产权;二是保护产权的法律。

万历十六年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这里的居民以海上贸易为生,从国家建立伊始,商人阶层就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产权保护的要求,一直是立法和政权的最基本诉求。另一方面,荷兰各个城市之间,一直处于极度松散的政治体系之下,也就因此达成了一种制衡的国家立法体系。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因缘际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产权,更无从谈及产权保护,没有产权保护,交易和信用便都是奢侈品。

下一章,作者谈到了“改革”,改革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儿。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增强赵国的国力,下令让赵国百姓从传统的宽衣大袖,改穿胡人的短衣短袖,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大多是皮毛皮革,从此,“改革”这个词就诞生了,成了“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在中国经济遭遇寒冬的当下,在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不妨以他人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作者带着我们,把目光移到了韩国。

朝韩战争之后,韩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1963年,朝鲜的人均收入,是253美元,而韩国仅有82美元,是朝鲜的三分之一。但两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差距,很快让韩国后来居上,在经历了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韩国一跃而入“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收入也暴涨了100倍。

1994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保罗 · 克鲁格曼,提出了“亚洲无神话”的论断。克鲁格曼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密集劳动、高储蓄、高杠杆”等等这些的“要素投入”,而不是科技进步,这样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

就像今天,很多看空中国的言论不断被打脸一样,当时克鲁格曼的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韩国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5年,韩国人均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正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一时期,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鲁格曼的“预言”看起来似乎遥远而陌生。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嘲弄的微笑。

风起于青萍之末,1997年1月,泰国的未回收贷款,占到了泰国GDP的135%,泰铢贬值压力剧增。5月,国际炒家开始攻击危如累卵的泰铢,泰国政府被迫消耗大量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弹尽粮绝之际,泰国政府无奈于7月2日放弃固定汇率,致使泰铢一天内暴跌20%。

国际资本一招得手,迅速转战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呈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货币贬值、股市跳水、银行挤兑、楼市崩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席卷之下,韩国终究未能幸免。随着韩宝、起亚等8家大财阀的破产倒闭,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大幅增加,市场开始恐慌。1997年11月24日,韩国股市单日暴跌70%,内外资本疯狂出逃,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国际评级机构,将韩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从A级大幅下调到B-,半个月之内,韩元贬值了66%,大量银行、券商、基金、信托破产清盘。

无法独自面对海啸狂澜的韩国政府,选择请求场外援助,一周后,韩国与IMF,也就是“国际货币组织”签订协议,接受IMF提供的195亿美元资金援助,但,必须接受IMF提出的附带条件,这些条件当时在韩国人眼里,可谓是“丧权辱国”的“国耻”。

那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呢?一向自负甚高的韩国人,又将如何选择呢?关于这个话题,咱们就留到下一期再和你分享吧,这里是指叔的读书笔记,我是佳佳,咱们回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