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臣 水西先贤——走近历史烟云中的李世杰

黔西县最有名望的历史人物，首推曾任清朝乾隆年间兵部尚书的李世杰。“清代才臣，以佐杂洊跻开府者，如雍正间之李卫、田文镜，乾隆间之杨景素、李世杰，政绩最著。”（《清史稿·志》）

▲矗立在黔西县甘棠镇的李世杰塑像

（毕节试验区杂志社 李金贵 摄）

对这位被称为“贵州三奇男”的桑梓先贤，黔西人民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恭勤路、文峰书院、尚书坊、重塑的李世杰像、修复的李世杰墓园等文化地标，无一不体现着对他的缅怀与崇敬。一个已故二百多年的人，他的逸闻奇事至今还流传在街头巷尾。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历史上闭塞边远的西南一隅，没有通过科举一途，他是怎样成为一位封疆大吏的？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的事功与做人，对后人有哪些教益？这些，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翻阅史籍，我试图从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往事中，找到可能的答案。

谈论优秀人物，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李世杰生于1716年，即清康熙五十五年。逝世于1794年，即乾隆五十九年。从康熙开始，到乾隆结束，中国封建王朝进入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这是一个国力明显增强、人口迅速增长、疆域空前辽阔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

清代官员产生的最主要途径，主要是科举。以这种方式入仕的，叫正途。由保举而得官的，也视同正途。其他各项以及捐纳得官的，都叫杂途。李世杰通过捐纳，以巡检为起点，一步一个脚印，最后直至兵部尚书，这在清代都为数不多。“清代汉名臣中，其以赀郎进者二人，一为李敏达公卫，一为李恭勤公世杰。”（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他的功成名就，除自身禀赋外，应当与时代、环境、际遇、性格等也有关。

乾隆用人的特点非常鲜明，“高宗重视亲民之官，乾隆二年，谕仿雍正时例，督、抚、布、按，各密举一、二人。次年，复命大学士、九卿举堪任道、府人员。八年，诏大学士举编、检能任知府者。十四年，命侍郎以上举能任三品京堂者，尚书以上举能任侍郎者。诏督、抚举亲民之官，贤能夙著者，亲加选用。”（《清史稿·志》）这个导向所起的作用最根本、最重要。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1744年，李世杰28岁时，离开家乡，到江苏常熟黄浦泗任巡检。黄浦泗是一个出海港口，这里物阜民丰、商贸发达。黄浦泗这个江南水乡，对从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黔西走出来的李世杰，应当有很大的触动和激发。此后，在1779年任广西巡抚前，其任职地点都在江苏、安徽、四川等大省。尤其是在江苏，历练的时间长达21年。这些地方，历来是国家的重心，事务繁重。

李世杰的成长遇到很多伯乐。因为能力突出，先后得到了尹继善、庄有恭、陈宏谋等督抚和定西将军阿桂的大力欣赏、举荐。这里有个比较有趣的事，李世杰从金匮主薄升任泰州知州，也是通过捐纳，但谁帮他出钱的？史料上语焉不详。直到看到清代学者包世臣撰写的《艺舟双楫》，才发现有多人相助：“余九君讳观德，字君怀，姓余氏，安徽歙人……君具知人鉴，太子少保四川总督李世杰以从九品试用江苏，君与语而奇之，醵金为加捐知州。”醵就是凑，看来是很多人都凑份子的。

性格决定命运。李世杰是土生土长的黔西人，黔西的山山水水滋养了他，奢香开九驿、吴三桂平水西等遗闻旧事和重事功的风气，对形成他“少倜傥，喜骑射”的性格应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读书略观大意”“好读书而不屑屑于章句，惟以讲求经济为务”，又使他少了一些书生气，多了一分干劲。20多岁后“忽感奋”“折节改行”，很想奋发做一番事业。到黄浦泗任巡检后，则彻底转变性格，“尽弃从前之结习而专刻厉于居官，乡曲小有争讼，必为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刚任泰州知州时，面对四百余件积案，在一片质疑声中，“虽戏乐不一顾，夜据案视事，尽心以平两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无所觖，不五月而案皆报结焉。宪司莫不叹异”（清·管世铭《李世杰墓志铭》），展现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办事水平。正直无私、务实勤奋，这些优良品格，伴随了他的一生。

乾隆一生最自诩的功绩是平定边疆叛乱、加强国家统一的“十全武功”并亲自撰写了《御制十全记》，这其中，1771年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6年至1788年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1789年平定廓尔喀，三次李世杰都参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1771年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清初，“改土归流”在川西北一些藏区受到抵制，很难实际推行，由此爆发了第一次金川之战。1771年4月，烽烟再起，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手再次发动反清战争。战争之初，乾隆命大将军桂林、主帅温福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康定）进军。刚刚到任四川盐驿道的李世杰就接到紧急命令，进驻打箭炉，对南路军需负总责。打箭炉是川藏军事重镇，地位极其重要。天气恶劣、环境险恶，保障粮食等军需品的供应就成为战争最关键的任务。“时馈运初开，章程未定，公悉心经画，昧爽起治军，书至夜分不寐，从官易班趋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当而后即安，故所处分动中窾会。”（管世铭《李世杰墓志铭》）桂林、温福先后兵败被黜、战死后，1773年，乾隆果断提拔颇有战绩的阿桂为将军，统筹进兵事务。李世杰仍总理南路军粮，在历经了诸多艰难险阻后，圆满完成了后勤任务。“同时总理司道或迭撄咎谴，天子更选重臣督之。惟公独当一面五年之久，无纤毫贻误。”（管世铭《李世杰墓志铭》）1776年7月，索诺木投降，战争结束。这次战争历时5年多、死伤2.7万人、耗银7000万两。阿桂对李世杰的才干非常惊奇，上报给了乾隆，凯旋叙功，升授湖北布政使，留在军中办理报销事务。

第二次，1786年至1788年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1786年11月，台湾福建籍的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义，声势浩大、连克诸城、连挫清军，清廷大震。当年3月，70岁的李世杰从四川总督调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没多久，江南发生严重水灾。“时适河湖交涨，冲塌南岸。”这次灾害，一直延续到秋冬，李世杰与安徽巡抚书麟、河道总督李奉翰一道，夜以继日地在第一线处理灾情。到冬天，处理水患刚结束，由于两江地处福建、台湾的要冲，1787年正月初二，李世杰就接到了乾隆“命军机大臣传谕两江总督李世杰、提督蓝元枚曰：着传谕蓝元枚即行驰驿，迅速前往泉州署理福建陆路提督……所有江南提督印务，着李世杰于该省总兵内拣员暂行署理”的谕旨（《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同时，一并负责过往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府君病新起，不敢稍自暇逸，督率员弁料理过境兵丁及运台之米，所至秋毫勿扰。”（李华封《荣禄大夫兵部尚书谥恭勤显考云岩府君行述》）1788年正月初，在福康安的指挥下，林爽文被俘。这次平叛，清朝动用七省兵力，两易统帅，军费耗银达千万两。可想而知，既要处理好水灾问题，又要保证军队需求，加上足疾加重，长子漳州府知府李华国、高夫人相继去世，对李世杰而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要克制多深的悲痛！他“疾忍哀视事。天子诏慰勉，公益感奋，政无钜细，殚竭心神，而疾弥甚矣。”（管世铭《李世杰墓志铭》）10月，乾隆上谕表彰他：“台湾逆匪滋事以来，运闽米石办理甚为妥速，李世杰著交部议叙。”（《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第三次，1789年平定廓尔喀。廓尔喀与后藏交界，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1788年6月，廓尔喀以西藏征收贸易税太重为借口，命大头人巴尔布率领3000人马，侵入西藏境内，占领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地。两个月之前，74岁的李世杰才从两江总督的职位调回，复任四川总督。7月，清军反击，采取了相应措施，由驻藏大臣庆麟主持前藏地区之防御；由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李世杰既负责配合调兵，又负责粮草运送。“府君闻警，星夜兼程而行，督办军务。以其地风土迥殊，足疾大发，步履维难。”（李华封《荣禄大夫兵部尚书谥恭勤显考云岩府君行述》）乾隆认为他能相机办事，并不拘泥遵旨，实属可嘉，赏给御用物品以昭优奖。且表彰“拨米一万三千三百石赶运打箭炉，足敷兵食之用，所办尽心……所办甚是。幸有该督在川，不然如庆麟等之张皇推诿，岂不更廑朕虑乎。”“八月，谕世杰移打箭炉就近调度。”（《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大军压境，1789年初，藏廓签定协议，廓尔喀退兵。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的6月，廓尔喀人以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元为由，出兵再次进攻西藏。不过，那时李世杰已经致仕回乡了。

以上所举，只不过是一些重大方面，至于其他，史书上记载太多，“不可胜道”。李世杰从1756年任泰州知州，到1790年授兵部尚书，肩负一方大任长达34年。尤其是乾隆年间，自然灾害频仍，各种灾害的总数较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2年间多出了两百多次，以水灾最多、旱灾次之（陈振江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在那些年，各级官吏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李世杰在河务、赈灾、救济等方面，都留下了突出政绩。嘉庆登基没多久，曾饱含感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试思从前皇祖所用李卫、皇考所用李世杰，何尝非捐班出身。而历任封圻、政绩卓著。朝廷立贤无方，岂谓以赀入仕者之竟无人材耶？”（《清实录嘉庆朝实录》）

李世杰的清正廉洁，清代朝野都有定论。

乾隆五十五年，礼部侍郎尹壮图给乾隆上了一个奏折，主要是针对和珅一手设计的“议罪银”发声。所谓“议罪银”大意就是官员犯死罪，花钱可以免死。尹壮图向乾隆请求“永停此例”。“议罪银”实际涉及到和珅为乾隆额外增加收入的举措，乾隆是支持的。为此，乾隆大发雷霆，多次下谕批驳，尹壮图也多次上奏陈述实情。盛怒之下，乾隆专门安排对地方督抚进行核查。因查无实据，最后，尹壮图革职留任。这件事牵扯面极广，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其中，尹壮图的一个奏折中写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

当然，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惩处贪官力度最大的一朝，从《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看，以乾隆四十五年为界：前44年发生17起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后15年发生12起贪腐案件，而且都是集团作案。乾隆任期内，因贪腐被杀的、吓死的一二品高官案件就不下20起。但是，这些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封建制度的缺陷，导致了乾隆后期贪腐问题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了拖垮清王朝的一个关键因素。

1830年，道光召见迁任陕西布政使的周天爵，问道：“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周天爵免冠摇首连声说：“不如不如。”并作了一番解释：“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故臣以为不如。盖督抚乃封疆重寄，断非一‘廉’字可了事。凡全身远害者，似无过失，而祸伏未发，二十年其人已去，惟国与民受其弊，此不可不察。”道光为之“动容称善”（清·李滨《中兴别记》）。“贪与廉皆不能办事”正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李世杰这样的督抚，在乾隆时还有一些，而到了道光时期，能办事又廉洁的早成稀有之物了。

李世杰“性本公廉”，“每语人曰：‘廉，美德也，然非俭无以养廉。’故居不华屋，食不兼味，近体之衣，不用缣帛，室无珍玩之物，竹几、绳床、葛帏、布衾、泊如也。或有劝畜姬媵者，府君曰：‘吾黾勉夙夜，精神犹虑不给，复何能分与粉白黛绿者耶？’”（李华封《荣禄大夫兵部尚书谥恭勤显考云岩府君行述》）从平定金川时的钱粮无纤毫贻误、总督四川时的补缺银库亏空和革除官场陋习，到拒绝福康安檄调督抚府库饷银……他“陟历牧司之任，克守官箴”，以自身的言行，不断践行着修身为本、知行合一的古训，他的人格和操守，他的担当和作为，给后人留下的太多太多。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培养读书人的独特载体。乾隆元年，专门就书院设置、山长聘请发了一道谕旨。一时，书院在原来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李世杰虽不是科举出身，但深感读书的重要，每到一地必“培养士类，振兴文教”。除任镇江知府时带头倡议捐建了宝晋书院、在家乡捐资创建了文峰书院外，还有三件有关办学的事，目光超前、泽被深远。

第一件，创建中江书院。1765年，李世杰升安徽芜湖道，当时，芜湖已是江南重要的商埠城市。下车旬日，即倡议地方商绅捐资创建中江书院，校址选在城外河南距道尹署不远的蔡庙巷。初建的书院因为规模小，几个月时间就建成。为使书院能长期办下去，李世杰还召集当地好学之士，集资购买一块土地，后对外出租，以地租收入来作为办学经费（吕俊龙《芜湖中江书院史话》）。此后，中江书院数迁其址，几易其名，经历了书院、学堂、学校之变，几经沧桑。书院创立以来，滋养和化育了许多读书人，一度是南方重要的书院之一。“五四”时期，书院被称为安徽的“北大”，北大校长严复及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中共重要领导王稼祥等，都在这里就读过。目前，即是芜湖市第一中学。2019年，复建后的芜湖中江书院全面开放，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440平方米，由21栋徽派古建筑组成，已成为安徽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

第二件，聘请罗典任岳麓书院山长。岳麓书院宋朝初年创建，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就悬挂在书院的大门上。罗典（1709—1808年）是湖南人，历任河南乡试、顺天乡试主考官、四川省提督学政、鸿胪寺少卿等职，多次主持国家科举考试。后以侍奉老母亲为由回籍。

罗典在四川为学政3年，做出过突出的教育业绩。清朝嘉庆年间编辑的《四川通志》记载：“……过市闻书声，辄降舆入馆，为之讲画。有以渎体制为訾议者，典曰：‘学政职在教化，随时随地皆当讲论，岂深居简出为严重邪？’论文喜奇古，注经亦多刖解，然宗尚古注。蜀之士知从汉学者，自典始。著有《读易管见》八卷，刊行蜀中。”罗典刚走，李世杰就到四川任职，应该是听闻罗典事迹的。

1781年，李世杰调任湖南巡抚。他要大兴湖南教育，便把岳麓书院作为了突破口，回乡的罗典成为他精心物色的山长对象。据说，李世杰三顾罗府，诚恳聘请这位年过花甲的教育家。罗典接过聘书后，很快走马上任，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事业（罗宏《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

自1782年起，罗典一连五任岳麓书院的山长，任期达27年之久，出现了“三十年来，大湖以南，人才辈出，登甲第、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清·严如煜《鸿胪寺少卿罗慎斋先生传》）的局面。其中著名的学生有“干国良臣”陶澍、“得巍然大魁”的彭浚、著《海国图志》的魏源、官至云贵总督的贺长龄、掌教岳麓书院也达27年的欧阳厚均等。期间，湖南举人近50%、进士约60%出自罗典之门。而欧阳厚均的弟子即有曾国藩、郭嵩焘等。李世杰在湖南一年多，时间不长，却成为罗典的伯乐，为岳麓书院请到了一个好山长，成全了晚清湖南最辉煌的教育局面。

第三件，帮助解决贵州举子进京应试困难的问题。1790年，年已74岁的李世杰以原品致仕。离京前，乾隆问他有什么请求。李世杰深知贵州地势偏远，举子进京应试，不仅筹集路费非常困难，而且山高路远，旅途艰辛，常常耽误朝考的时间。因此，便希望朝廷能帮助解决这一困难。乾隆十分感动，下了谕旨，要求沿途府州县，凡贵州举子进京应试，以火牌资送。这一规定，一直执行到清末科举废除时。

现在谈论李世杰时，常常把“不通文理”作为他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具体表现。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必要作一些客观的分析。

从重要史料来看，乾隆说李世杰“不通文理”，其实只有两次，而且是分别针对两件事：第一次和第一件事，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在对“湖南巡抚李世杰所有《沧浪乡志》一案无庸查办”的谕旨中，“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总因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清实录乾隆朝实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文字狱档辑》记载与此基本相同；第二次和第二件事，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在对江苏硝磺缺额的谕旨中，“李世杰向来办事尚为细心，今乃为此奏，看来该督竟系因病，精神惝恍颠倒瞀乱，本来又不通文理，于此等事不能认真查复，轻听承办之藩司委员等巧饰之词，一任庸劣幕友率行缮折入告。李世杰著交部严加议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此时，李世杰在两江总督任上。而后来编撰的《清史稿》李世杰列传中，就写成“上每言其不通文理，然屡褒其能事，礼遇优厚”，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次。所以，后人看到列传中这句话，没有认真加以思考，误认为李世杰真的一直不通文理。

就第二次和第二件事而言，会不会有年老精神恍惚、把关不严的问题？估计有。但乾隆第一次所说的，应该是一种警醒和借题发挥，这道谕旨是关于文字狱的处理，是发给李世杰，也是发给各地督抚的，它实际表明了一种政策的转向。这里，要简单说一下清代的文字狱。文字狱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是震慑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清代文字狱从康熙开始。乾隆时期最多，有一百三十多次。其实，乾隆批评李世杰“不通文理”，真正的意图，应当是借李世杰处置这件事，提醒各地督抚，今后该缓缓了，不要再吹毛求疵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李世杰不通文理，当年他在督运粮饷率兵路过四川雅安飞龙关时，是写不出《过飞龙关》这样的诗句的：幂䍥春阴酿晓寒，雨余岚翠扑征鞍。盘旋马踏层云上，淡沱峰如入画看。村舍炊烟浮碧穗，溪桥乱石激清湍。登临已觉行非易，负重边氓食力难。

斯人已逝，遗风长存。今天，身着朝服、头戴翎帽、腰佩宝刀的李世杰塑像，伫立在黔西水西公园的文峰塔下。他的面容坚毅，眼光深邃，静静地凝视着前方。在不太远的扯泥坝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李世杰长眠于此。修复后的墓园中，御祭碑上的祭文，默默地诉说着其人生动复杂的人生历程。如果没有当年迈入他乡的第一步，没有成长中的诸多际遇，没有那一份执着和恪勤，也许，他会“悯默以空老”，湮没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毕节有李世杰这样的先贤，是毕节之幸！（作者：汤进 单位：黔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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