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状元难成名臣?“南蛮”之地何以青史留名?!

广西地处岭南,远离中原文化的中心,在古代科举史上曾诞生了10位状元,其中有2位“三元及第”,在清代更是70年间连出4位状元,写下了科举史上的辉煌一页。广西人以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在南疆偏僻之地、依靠贫瘠的教育资源而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两千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或许我们可以从几个小村子里找到答案。

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秀水村,以出了1位状元毛自知、26位进士而闻名,素有“状元村”之美誉。在南宋时期,这个200余人的小村子,几乎家中人人读书,还建了江东书院、鳌山石窟寺书院、山上书院、对寨山书院共四个书院,十里八方的年轻人纷纷来此求学,小村的文风之盛,令人惊奇。

读书的家风代代相传,在临桂四塘镇的横山村也如此。横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1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四进士、父子五代连科”的辉煌。

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五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

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宏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横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陈继昌所在的桂林临桂县(今桂林临桂区)一共诞生5位状元,在清代更是在70年间连出4位状元,其数量和以文风鼎盛而闻名的江苏无锡、上海松江府等同,这样的优异成绩,相比于广西贫瘠的教育资源而言,是一种奇迹。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数量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

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而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思明府府学(崇左宁明)、经正书院(百色田东)、兰阳书院(河池东兰)等数十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纵观科举历史,一个疑问就会油然而生:既然状元们才高八斗,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名臣如魏征、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等人,却大多不是状元出身,状元为何难成名臣呢?

广西儒学会名誉会长 朱方㭎

中了状元才是从六品官,他们授的官职一个是“翰林院修撰”,那就是在翰林院里面抄抄写写,来搞这种文字工作的,就当秘书一样的。

在古代,翰林院修撰是朝廷里的“清贵”,所谓“清贵”,就是地位很高、又无需负责刑名、税收等官场俗务的官员。这样的职务看似尊崇,但是在封建体制下,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很难接触到与民生、军事有关的具体事务。古代官吏选拔大多遵从“宰相必起于州部”的原则,状元们如果没有长期在地方担任政务主官,自然也就得不到严格的历练,因而难成名臣。

广西的状元们除了冯京之外,虽然都没有成为一代名臣,但是都有着刚正廉洁、勤政爱民、清白立世的道德品格,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履行着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

南宋开禧元年(1204年)状元毛自知,自幼心怀报国之志,科举夺魁之后,多次与辛弃疾等人呼吁朝廷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因此被朝中投降派所憎恨。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北伐大败后与金朝签订和议,投降派为讨好金人,竟然以“毛自知首论(倡)用兵”为罪状,剥夺他的状元称号并降级为收税官。毛自知被贬后,尝遍了官场险恶、人情冷暖,于五年后(1213年)因病逝世,年仅36岁,至死仍不改倡议北伐的初衷。

既为“清贵”,那么廉洁就成了状元们普遍具备的品质。在桂林市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第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四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半之屋”,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已竣”。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

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横山大堰,历经26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

清代道光年间的状元龙启瑞专心于文教,相继担任湖北、江西学政等职务,主管一省的教育事务。龙启瑞在音韵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著有《古韵通说》等作品,他的文章文辞优美、考据明晰、文风朴实,被誉为清代“桐城派”文学巨匠。晚清名臣曾国藩对龙启瑞的学问和人品均十分佩服,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临桂朱琦(字)伯韩、龙启瑞(字)翰臣……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与广西矣”。龙启瑞死后,曾国藩手书挽联“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以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来评价龙启瑞的一生,可谓推崇备至。

光绪十五年状元张建勋一生以推行教育为己任,1897年任云南提督学政时,他极力倡导教育,主张“自小儿入举,入学除盲”,募资修建了大量学校、书院,在他的悉心教导之下,云南科举竟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科举状元袁嘉谷!在张建勋离任时,云南父老乡亲为他献上一副牌匾“大启滇文”,以感谢他在推广云南教育的功绩。

在桂林靖江王城景区中,建有一座“状元廊”,列有八位桂林籍状元的雕像和生平事迹,以此纪念这些八桂文脉中的佼佼者。

儒学大宗师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教导后人“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广西的状元们也用一生的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句格言。状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与荣耀,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状元文化厚植八桂沃土,穿透千年时空,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