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回望偏关桑林坡,那坡那水那校园……

很多年之后,倘若我们要提笔书写偏关当年的文化教育史,位于县城南端十华里的桑林坡中学当是不能忽视的存在。

在那里,几百名求知欲特别旺盛的小青年留下艰涩和辛酸的记忆。他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白手起家,住在老乡家的破窑洞里,每天托砖坯、烧砖窑、背砖头、给大工当小工,在砖头堆成的课桌上读书,膝盖上放一块纸板写字,吃的是供应的高粱面和玉米面做成的窝头,经常还要帮助附近村庄拔麦子、锄地、秋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他们才猛然发现,原来在这座学校所学的跟起码的中学基础知识差得好远好远。

我想寻找十年文革中偏关县教育革命的轨迹,可是,令我大失所望的是,打开一部1994年出版的《偏关县志》,翻阅有关文教方面的章节,竟找不到在文革中教育大跃进过程中到底办过多少座初中和高中。当年赫赫有名的几十座社办高中,如桑林坡中学、农机厂中学、机械厂中学、电灌站中学、迤西中学、五七中学等等,还有名扬全县的方城大学,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竟在县志里一字未提,这还能称为忠实记录当地历史的县志吗?

前不久,曾任大队干部二十多年的桑林坡大队支书郝大仲悄悄走了,抚今追昔,思绪万端,我得拿起笔记下点东西。

桑林坡高中创办于文革中的1976年。在当时,“教育革命”的号角在全国喊得震天响,一部电影《决裂》在全国普遍放映,诠释了毛泽东倡导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必须与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影片中,由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扮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龙国正。龙国正扮演的是正派角色,反派角色则由著名电影演员葛存壮扮演。龙国正原是经过延安抗大培训过的根正苗红的革命派,他反对在学校招生搞考试那一套,他举起一位从铁匠铺走出来报名上共大的小伙子的手说:“上共大,什么是资格?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那个由葛存壮扮演的学校教务长孙子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他只知道招生必须经过考试,他在教学中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成为许多学生痛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证据。

在这样的政治逻辑的导引下,桑林坡中学白手起家办起来了。当时的城关公社领导之所以选定桑林坡村作为社办高中的所在地,还真离不开桑林坡大队支书郝大仲这个人。郝大仲这个人真的为人很厚道,说话不多,见面总是笑呵呵的,很少发脾气,能办的一定尽力帮忙,而且他能稳住阵脚,他决定的事村里没人敢说三道四。正因为大仲这人办事可靠,所以,公社的好多干部家属是农村户口的,都纷纷把家属户口迁到了桑林坡。桑林坡不是一个大村,三十多户人家居住在深沟上面的一道坡上,深沟中打了一道大坝,这是大仲当支书期间的得意之作,由公社专业队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成,取名为“文胜大坝”。寓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胜利”。大坝形成一个人工湖,夏秋之际能够存留一些水,成为将来提水上山实现浇灌园田的希望。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条件,社办高中——文胜中学就选定了这里。

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十分荒唐的选择,在一个离县城十华里的偏僻小村庄创办一所高中,场地从头做起,师资都是从公社所属的公办民办教师中筷子里头拔旗杆挑出来的,没有一名大学生,只有几个师范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有的还是初中毕业生,每年招生两个班,一个卫生班,一个农机班,人数大约七八十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招来的新生只有白手起家创业了,他们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却被老师天天领着扣砖坯、烧砖窑,背砖头,当小工,起早贪黑。终于,在山坡顶上,开出一块平地,建起十八间石头窑洞,在这里办起自己的校园,开始进入课程学习。其时,反“回潮”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先是张铁生的“白卷英雄”被推到云端,后来是黄帅女英雄英勇无畏反潮流,政治学习保证绝不走回头路,还得帮助桑林坡大队春耕夏锄秋收,文化课学习被推到次要再次要的地位。

那时,我从中专毕业后,奉命下乡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地点就在离桑林坡不远的高家上石会大队,从高家上石会到桑林坡只须下坡即到,因而亲眼见过那座学校简陋的办学条件,与其中的几位老师都是老相识,因而,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情况。

那时,二妹正在桑林坡中学上高中。这里,新建的十几间窑洞就是她们的校园,学卫生,没有化验室,没有解剖室,只有医生带的几十支银针,只有一幅针灸穴位挂图。学音乐,没有风琴。上体育,没有操场。学物理化学,没有仪器。学语文,只有几位上过五寨师范的老师。总而言之,只是学会了扣砖坯。当二妹把学校吃过的高粱面窝头拿回家之后,妈妈伤心得掉了泪。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对多年奉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学校和学子们可谓当头一棒。记得当时正在下乡的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蠢蠢欲动要报名,回家跟母亲商量,被母亲阻止了,她说:“培养你多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摸到了铁饭碗,又要考,你弟弟妹妹咋办?”母亲的话说得有道理呀,我的愿望只好放弃。不久,当年高考的试卷传到我手里,我一看,原来数学考了勾股定理,语文考了《心里的歌儿献给华主席》,这样的考题,在刚刚从中专走出校门的我,实在是简单得令人想象不到。然而,对于一直在贺家山初中和桑林坡高中上过几年学的二妹她们来说,多年走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在贺家山干了几年农活,在桑林坡背了几年砖,赶上恢复高考,这可就惨了,登了考场,两眼漆黑,才知道这二年的高中可是白白晃过了,啥也没学到,直到那个时候,二妹她们才发现,原来,她们把该掌握中学文化课程的时间全部扔在了桑林坡。要想走上大学或中专大门,还得从头学起。1979年参加高考,桑林坡中学的学生统统落榜。后来,二妹在县城一直补习了三年,其间,她的懊悔,她的落魄,她的奋发,真是一言难尽,终于,经过几年艰难拼搏,终于考上了鞍山冶金运输管理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太原钢铁公司运输部,成为她的同学中的佼佼者。

记得韩愈在他写的《师说》中写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公正地说,当年在桑林坡任教的老师们都是一些纯朴的好人,他们实在是形势所迫,被安排到一个不适宜办学的地方创办一所很不象样的高中,但是,由此形成的后果则是耽误了许多立志成材的娃娃们,可以说,他们一片好心造就了一批根本不能适应未来需要的废品,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一个时代的错。但是,在一个不提倡反思的环境下,却很少有人有过发自内心的愧疚。一个不敢反思的民族永远不会实现心智的成熟。

记得当年我在城关公社听一伙人聊天,一位在县公路段工作的姓赵的人说道,今天与我们单位的王富和何启胜在一个屋子中睡觉,晚上尿满一只夜壶,早上起床时,戴眼镜的王富对同单位的何启胜说,何老师,你当年在1958年插红旗时给我当过班主任,一辈子也没跟上你沾过什么光,学文化更是不用说了,今天,看在当年你当过班主任的份上,何老师,请你把这一夜壶尿给我倒了吧!这个王富说话真的太损了!

师道尊严,曾是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以后,竟走到了这等地步,真的不可思议。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无端地耗费别人的时间,跟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耗费数亿青年学子的大好年华,又该作何解释呢?

当时光流转到如今之后,我们见到的却是另一付景象:曾经普及的全国农村的数千万座小学没有踪影,绝大多数小学生被迫一个个跑到县城、到外地学校求学,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抛下土地去县城或外地,花几万元,辛辛苦苦的积蓄全部用来供养孩子们成龙变凤,如此高昂代价的求学之路给农村造成的是土地荒芜,家庭压力倍增,我们不该为此担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