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罗人才,尊养士人,春秋战国的社会风气令人羡慕

士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士更加活跃,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争相依附各国诸侯政要,而各国诸侯也为富国强兵,四处收罗人才,尊养士人,于是养士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士人的去留能够决定一国的兴衰,这是养士风气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充《论衡·效力篇》称:“六国之时,贤才为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养士之风可谓是呼之欲出。在当时,养士之风有两种:一种是国君养士之风,如魏文侯师子夏、礼段干木等,这些国君养士都成百上千。另外一种是贵族和卿相等私人养士之风,这些贵族权要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也大规模招贤纳士。以齐国之孟尝君、赵国之平原君、魏国之信陵君、楚国之春申君为例,此四人皆有客数千人。此后,秦相吕不韦、长信侯缪寡皆竞起仿效,二人养士也多达数千人。战国时代的这种养士之风,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并且对后世也有着重要影响。

首开养士风气的是战国时期的魏文侯。虽然在春秋时就有养士情况的记载,如春秋时期的赵简子,颇具养士之名,《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在赵简子看来,其谋士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要重要,但其养士为数很少,且未形成大的规模,所以一般认为魏文侯是首开养士之先河者。关于魏文侯养士情况,很多史书都有相关记载,如《资治通鉴·周纪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从中可以看出,魏文侯不但养士更尊士。从魏文侯所养之士的队伍来分析,他们大都出自孔门。子夏,以文学著称,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系孔子后期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因为孔子丧,孔门乱,子夏即教学于魏国西河。魏文侯便拜子夏为师,一方面是学习孔子之道以固其国,二是借子夏之名而赢得更多的士,《史记·儒林列传》中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子夏和魏文侯的这种师徒关系吸引了许多优秀士人,如段干木、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一时间魏国人才济济。乐羊提倡北伐,以取中山;李惺为相,推行改革;吴起镇守西河,抵御强秦,等等。在这些士人的努力下,魏国跻身强国之列,并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魏文侯成为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这与他尊士养士的行为密切相关。

魏文侯之后,更多国君都相继尊贤养士,延续并发展养士之风,使得养士之风愈加兴盛。齐威王、齐宣王、齐桓公、鲁穆公、秦昭王和燕昭王就是这一类国君的代表,他们对待士人皆执上宾之礼。《战国策·秦策三》中记载:“范滩至,秦王庭迎,谓范滩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躬窃悯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于是,士皆趋燕。这些都是古代尊重士人的典范,养士之风蔚然一时。在齐国亦如此,齐桓公“立翟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以贤人而尊宠之”。翟下先生在齐国尊宠有加,“皆赐列第、为士大夫,不治而议论”,“士”拥有相当大的个人空间,并且他们的言论和自由得到官方的认同。这些“士”可以毫无顾虑地交流思想,相互争鸣,抒发他们的个人主张。这些来齐之“士”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得到了充分保证,翟下学宫一度成为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心。齐国这种特殊尊士、养士的行为,成为战国时期的典范。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养士之风比较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士人这个阶层的壮大,也影响了私人养士之风的发展。

战国时代贵族权要的私人养士之风。私人之所以能与国君一样公开养士,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即政治与经济条件。关于这两个条件,大多数与这些贵族权要的身份背景紧密相关。首先,以经济条件为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养士者所必备的财力,如此才能在根本上吸引士人。孟尝君封地在薛,曾担任秦相、魏相和齐相多年,身兼其父爵位。春申君,先不论其政治优势,但从其对门客的待遇可知,其经济条件处于较高水平。其他两位公子也拥有绝对的养士经济条件。

其次,就是政治条件,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保证其对士人的号召力。从政治地位来分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三人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主要与他们的出身相关。信陵君出身魏国王室,其父系魏昭王、兄长为魏安鳖王。由此看来。信陵君具备先天的政治优势。公元前277年,其父去世,其兄继位。次年,他被封于信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因此被称为信陵君。

他性格豪爽,门下人才辈出,曾经挽救赵国和魏国危局,在当时的诸侯国之中,政治地位可谓是相当崇高。而孟尝君,也是王室中人,祖父是齐威王,伯父是齐宣王,父亲号靖郭君。虽然其生母地位低位,连同他不被父亲所喜,但他却才干过人,经常替其父解决政治上难题,其父最终接纳了他。由此,他开始主持家政,接待宾客,见识和能力不断增长。其父去世,他袭父爵于薛国(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号孟尝君。除了良好的出身,丰富的官场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秦昭王时,孟尝君曾入秦为相,后又为齐渭王相国,不久又任魏相。毋庸置疑,孟尝君具备绝对的养士政治条件。平原君,也身份尊贵,他系赵武灵王之子,兄长为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年(赵惠文王元年),他被拜为相,为相达48年之久,系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因此,平原君也具备养士所必须的政治条件。

与其他三位公子的先天政治优势相比,春申君却具备个人独特的养士条件。首先,来看春申君的出身,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他是楚国江夏人,原籍系楚国的属国黄国(今河南省演川县)。由此可见,相对其他三位公子,其出身较为一般。之所以能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这得益于其与楚顷襄王的个人关系。当然,这当中主要原因还是春申君优秀的个人能力。在楚顷襄王时,他还只是左徒,政治地位并不算太高。后来,他与太子完一起在秦国为质,最后在楚国王位争夺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协助太子完登上王位。不难分析,春申君与太子完君臣关系是非常亲厚的。后来,太子完继位为楚考烈王,春申君也因此地位一跃而上,成为楚国令尹,被封为春申君,有淮北十二县的封地。因此,春申君也拥有养士的绝对优势。

另外,养士之风不仅在山东六国盛行,在西边的秦国也较为兴盛。秦国的私人养士也比较普遍,以吕不韦和缪寡为例。吕不韦,卫国澄阳人,战国末年大商人,因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遂助子楚,使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嗣子。秦昭襄王,安国君继位,以华阳夫人为后,子楚成为太子。后来,子楚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任秦王。公元前249年,子楚以吕不韦为相国,并封他为文信侯。

庄襄王卒,年幼的王子政继位,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一时间权倾天下。吕不韦官至丞相后,深受四公子养士之风的影响。于是“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在吕不韦所养的士人中,人才众多,在政治上有以李斯为代表的高官,也有各门各派的众多学者。在他的这些门客的帮助下,完成了《吕氏春秋》。另一个是缪毒,他因受赵太后赏识,被封为长信侯,并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他所得赏赐异常丰厚,并掌管雍城一切事务,家中童仆宾客多至数千人,无数求官入仕的宾客舍人竟达千余人,一时门庭若市。此二人养士,在秦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私人养士之风。

养士所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共同构成的。这一点,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和私人养士之风可以得到体现。养士之人,首先,必须要有富足的经济条件,这才能保障士人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样才能保证士人们的才能得到发挥。最后,就是养士者自身的性格魅力。这些养士者大都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们养士才得以产生较大规模,最终对当时政治、军事等多项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养士风气的兴盛。

春秋战国养士风气的兴盛,体现了当时一种进步的社会风尚,养士成为了这一时期选拔人才最普遍和重要的一种方式之一,也加快了士阶层的崛起和壮大。而士阶层的崛起,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形成“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及竞争风气,士人们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尽管这种养士己变成权贵们争相较量的一种手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选拔,但却也有积极可取的一面。这些权贵政要之间的“争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士人之间的能力高低。第二,士阶层自身意识的自觉性显著提高,士人在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满足,士阶层的力量和地位有所提高。第三,对养士者自身和国家的利益而言,都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孟尝君“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信陵君礼贤下士,传为佳话,吕不韦亦效仿四公子养士,“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因此,春秋战国的这种养士之风,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士人与统治者、上层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使当时整个社会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人才的流动性和活跃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