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
——（明）王阳明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最不重名节的朝代。“明初从造士、选士到养士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管制。这是一个无志气、无锐气、无朝气、无生气的王朝。”仕风败坏、士风堕落与世风衰颓交织并起，使得晚明朝野是一片乌烟瘴气。传统的儒家思想、修齐之道聊胜于无，犹如一个病魔缠身的老朽之人，只能勉强维系着奄奄一息的苟活状态。
1.士人“亚腐败”泛起与国家干部储备的破坏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曰：“故士穷不失其义，达不离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士”定义道：“士，事也。”清人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义》亦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就社会传统的角色定位而言，士人是修身齐家的读书人，也是未来治国平天下的从政者；在个体上是安贫乐道的“社会良心”，在群体上也被看成是济世救民的朝廷梁栋。从“士”到“仕”，是读书人的梦想。由“士”入“仕”，则是国家给读书人设计的基本出路，如同与天下士子“签订”了一份格式化的“耕读之约”：朝廷免除读书人的农耕之苦，读书人奉还朝廷的则是饱学之身和治世之策。
倘若朝野纲纪井然、政风肃然，“看得懂现在”且“信得过未来”的天下士人自然可以安心读书。然而，在“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年代，“士方其未得也，奔竞苟且，不知有义命。故其既仕也，攫拿贪黩，但知其有利禄”，何处可容得下一张安静而干净的书桌？
士人阶层实际上是明朝统治者精心设计的一个“中间层”，是顶层官僚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一方面，他们作为国家“后备干部”源源不断输送到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国家顶层和社会上层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社会底层人士的“意见领袖”和“公共教师”而存在，可以起到缓和矛盾、收纳人心的功效。狭义概念上的“士人”主要是指尚未取得功名的下层生员，属于国家的储备人才资源；广义概念的“士人”则还可包括进入官僚队伍的上层缙绅（以及致仕回乡的“退休干部”）。士人是未来的顶层仕人，仕人过去是底层士人。
在这国家人力资源的顶层官员和底层士子之间，统治者设计了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顶层治理之所以延绵千载而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春秋战国便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并且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输送机制。明朝统治者基于社会教化、文化控制和吏治建设等需要，广建官学并放开了入学条件和科举资格等固有门槛，使得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前赴后继。然而，“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
据明末顾炎武的统计，全国的生员已达50万人之多。各州县学校的生员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对地方官员施政影响甚大。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礼部右侍郎何宗彦指出：“迩来士风日颓，法纪陵夷。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举贡生员或为将来之显宦，地方官也不敢或不愿得罪。黄省曾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今之人也，操觚以试，竞先以取，莫不群然思高其家者也”。王世贞更是直言不讳说，这些士子“莫不以仕为贾”。
为求功名利禄，士人们竞相“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通过非正当竞争来谋一官半职。“今天下之最可忧者，莫甚乎士习之燥竞。”一时间，“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在晚明的奢侈化消费之风中，原本应当是正统礼教卫道士的读书人竟成了堕落蜕化的排头兵。
士人聚会招妓已成当时惯例。万历时，茅元仪（字止生）到南京，组织了“秦淮大社”，“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伎舞伎，无不集也。分明结伴，递相邀招，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朱承采在万历甲辰中秋“开大社于金陵”，引“秦淮伎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作乐，导致“白下人至今艳称之”。康海则在生日邀名妓百人作乐自娱，号称“百年会”。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至万历十一年间，学道巡湖，民生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廉耻扫地”。往日一向以礼义廉耻自励的读书人，也参与到了这股华服艳裳、争奇显怪的潮流之中。时人记载，“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余对湖州太守陈公（幼学）曰：‘近日老朽改得古诗一首。’太守曰：‘愿闻。’余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真可谓：士风大坏，仕风大坏，世风大坏。
相对于握有权柄的朝廷命官而言，这些士人所出现的道德沦丧和贪渎败坏，可谓是一种十分盛行的“亚腐败”。往日士大夫所谓的“清操风骨”已被“利令智昏”所取代：“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顾炎武曾著《生员论》极言生员之弊。明朝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里引有这样一首讽刺诗：
秀才学伯是生员，
好睡贪鼾只爱眠；
浅陋荒疏无学术，
龙钟衰朽驻高年。
更有甚者，生于万历朝、仕于崇祯朝的徐芳曾著有《三民论》一文，十分犀利地指出了当时“士人商人化”之弊：
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谓之士乎？吾直以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
徐芳看到士人“今之贤者一二，而其流为商者千百也。夫果流为商者千百也，而可谓有士乎”。于是，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由于士商合流，已经没有士人这个阶层，只有“三民”。这完全是制度设计使然，士人“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最终导致“准官僚”们是一茬不如一茬。因此，“尽管官职不是世袭，但整个皇室和士绅官僚的统治机构仍会像车轭一般紧勒在农民的脖子上”。
实际上，“士—仕”路径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把科举变成灌输理学道统的工具、禁锢文化思想的枷锁，那么，选拔人才的导向必然出现偏差。“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表面看来，天下士人归附，然而朝廷得到的却有不少是除了功名利禄之外心无旁骛的废人。
长此以往，应试化、功利型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恶果是造成“通用型地方官员的可以互换之原则，意味着专业人才（水利工程、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总是被搁置一边而很少能身居高职”，一面是来往士子如过江之鲫，一面是遇有急难险重之政务却是朝中无人可用。
2.八股取士：流于失败的顶层设计
通过科举制度广纳英才，使得熟读精通儒家思想的士人得以进入到为国家效命的“人才通道”，原本是一个十分高明的统治策略，也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得以绵延千载的重要体制基础。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皇朝帝国，在最基本的“身——国”同治思想和“官——民”二元化结构中，处处体现了等级制和分层治理的特点。就社会底层的“民”来说，最基本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将黎民百姓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其中，“士”被认为是“秀民”，居于“四民”之首。因此，治理顶层的要害是治官，而治理底层的肯綮是治士。
明朝统治者在历代帝制的基础上作出了重要的结构性调整：
一是在顶层，废宰相，皇帝直接对六部，实现了皇权专制的集大成；
二是在底层，改科举，以八股经义取士，实现了吏治建设的大变局。
八股取士是一种吸纳社会英才的制度设计。维福里多·帕瑞托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精英流动论”，即如何“将新鲜的人才和专家推向最高职位”。然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通常是俯视的，这种关系“绝不会颠倒过来”。实践中，八股文很难承担起“推高精英”的功用，因为朝廷和士人的“俯视关系”使然。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八股文专讲形式、淡化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之中，连字数都有定制，读书人能做的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使得格物致知、匡世济民的儒家道统渐行渐远，如时人所说，“今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其于立己不问也”，读书求取“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衣簇簇”的功利思想不胫而走。
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作“代圣贤立言”。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洗脑”。他们浸淫于经典著作，陷于“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的教条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人生的言行准则。然而，正如海瑞上书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所解释的实情：“‘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统治者的虚伪早已被世人“看穿”。当政者物欲横流、男盗女娼，却要天下士人温良忠孝、克己复礼，反倒培植了一大批“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酿成了言行分离、表里不一的龌龊士风。而且，《四书》章句固定不变，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做的滚瓜烂熟。
正如王阳明所反思的：“则今天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市面上的八股“范文汇编”甚是畅销，忙于押题背文的士人无不是生吞活剥的快手，早已疏于研读经典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万历内阁大学士沈鲤针对功名利禄思想大行其道的危害说：“以故后学小生，当其蒙养未雕未琢，已先以富贵利达，荣身饱家之计薰渍其心胸肺腑，由斯以往，何所不至。”
八股取士分三级考试。一是童生考生员，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二是乡试（在本省）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三是会试、殿试（进北京考）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考试中，因首场作八股文，考官评阅取全看首场，首场若不入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形同废纸。于是，八股文成了考场“胜经”。“天下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不过十之一二。”学子写八股的功力对于仕途而言，有如商家的资本对于买卖之重要。
为了考取功名，士子们“一科复一科，转瞬而人已老矣，不能为我患”，这不啻是一个“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的巨大资源浪费。而且，“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无成”士人即科场失意者甚至不如务农或行商。表面看来，统治者将“士”作为“四民之首”，摆在了社民等级的顶层，但实际上这是对“仕人”（科举有成者）而非“士人”的推崇，因为现实当中“不读书登第，不足以保妻子”。
“科举嚣争，富贵熏心”，有明一代既是八股文的全盛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史册中最为悲凉无奈的一页。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事实上，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最大危害是禁锢了知识阶层的思想、活力和血性，等于是精心打造了一幅锁定知识分子毕生人力资本的“金手铐”。
天下士人整日忙于读经诵典、八股行文，自然无暇针砭时弊、讽古刺今，更不会离经叛道、唇枪舌剑。因此，“也正是这一制度遏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一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多少风华少年就在这八股文字中变得垂垂老矣，毕生一无是处。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骗得高官”成了精通八股的目标，“学不谋食”的士人成了求官趋利的“学痞”，那么，“八股骗术”作为科举取士的预设制度功能也就逐渐被阉割了。
“今天下之士奔竞之习未止，而廉退之节少见”，晚明官僚阶层的集体无能，不能不说是拜八股之害所致。“皇帝骗士人，士人骗高官，高官骗皇帝”——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误国误民的“零诚信”政治生物链。
以士阶层对利的终极追求、围绕利的人际关系处理以及在行政过程中的贪墨行为等而论，简直与盗贼无二。无怪乎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据记载，“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后来的甲申之变，崇祯自缢之举，令这一仪状有如社稷覆亡的谶语。
其实，统治者的这种治士攻心之术早就被人看穿，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其《改科举议》中写道：
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经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添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现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士人是国家的基本干部储备。“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一旦国家的考试制度出现“硬伤”，国家的后备干部资源发生质变，终将使得“国无人可用”“人无所可信”。那些毫无信仰、一心求官的所谓知识分子，“目不睹壁垒之形，口不计钱谷之数，所赖博涉古今、略知经画而又多不究心，一日离草茅，或内管机密、外掌会计以御悔而生财，无怪乎其自误而误国也”。对于国家而言，上层仕人撑不住，下层士人不靠谱，根本形不成治理国家的执行体系。
更重要的是，“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家长们和青少年只知背诵《四书》，“依经按传”写八股、考功名，把整个民族的未来人力资源消耗在与国计民生无益的无效教育活动之中，其贻害不可谓不广远。
3.海瑞悖论：“没错，没用”与弃儒从商
万历年间，常州府无锡人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有一段著名对话：
弟一日喟然发叹。予问：何叹也？弟曰：吾探今人讲学只是讲学耳？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予为俯其首。
“天崩地陷也不管”的学问，“天崩地陷也不管”的官员，却能够“明哲保身”“传食诸侯”，可悲亦可叹。然而，这就是明朝科举体制僵化、异化后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明初朱元璋为钳制国士，曾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礼部制颁学校禁例12条，勒石立碑以昭告天下。其第1条即严令“生员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诉于官”；第3条要求“军国政事，生员毋出位妄言”；第5条申明“凡讲说须诚心听受，毋恃己长妄为辩难”。
学以致用，本是治学正道。然而，在八股取士、科场舞弊等负面影响之下，学的不管用，学的不能用，学的不必用，使得“学”与“用”、“知”与“行”的矛盾对立日趋尖锐，使得文人士子在学用分离、知行不一的扭曲中日渐远离了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这使得读书人在悲观失望之余，纷纷抛除济世救民之志，大兴及时行乐之举。
而且，实际上“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这样，地主、士大夫和官员都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有土地又有剩余农产品的家庭，能够让他们的儿子有余暇攻读成士。士人熟读诗书后可通过考试做官。官员可以用他们从官僚衙门里得到的油水外快维持优裕的生活并置田买宅”。明代士人代表、“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曾有过如下表白：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座，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得真正同心友十馀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合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斯时斯地的大明江山，可谓满是随波逐流、混世消沉的“浮世绘”。因此，也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每每要改革图强，就要到经典中寻找“说法”，似乎老祖宗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所有药方。就连愤世嫉俗的东林党人，也是以加强儒家教育和道德来作为革新政局的解药，这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
——一方面，学的没有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就准备效力国家的诸多“准官僚”们而言，虽然个体可以从儒家经典文献和道统准则中获得“内圣”的精神依据，但却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在“外王”即治理国家的实践当中，要直面的是钱粮、狱讼、边防等具体事务，也就是要承担作为国家机器之体现的财政、税政、法政、军政等职能。要处置的是各种突发事件，而不是延续承平之治；要协调的是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宣讲既定道统。那些儒家经典中济世安民的教条，实际上成为一张张打给读书人的“白条”。比如明朝中后期逐渐形成了翰林官员把持内阁的局面，然而，“翰林之官……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无他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
——另一方面，学的无法用，改变不了现实环境
圣人贤人留下的都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章，而仕途宦海却充满了如何养家糊口、明哲保身之类的实际考验；经史子集中都是教人“立德、立言、立功”的道理，而现实生活中成功的恰恰都是无德、无言、无功之人。这些人“苦穷则靡所不为，……处则燥热，仕则贪婪，无一可者也”。那些令读书人梦破心碎的“潜规则”，早就绑架了大明的科举制度。
这就如同海瑞的为官生涯一般，虽号称清廉，却不得不遵守官场迎来送往等潜规则；虽刚正不阿，却根本无益于政风的扭转；虽是帝国官员的榜样，却没有人真正效仿。其做人做事，一是“没错”，完全符合臣伦朝纲；二是“没用”，实在难以整肃朝纲。就官场总体状况来说，“朝向特定目的的动机会迫使一个人去谋求官职，但是，不同官职的结构、风险和机会——即政治环境，对这种动机的效果起着塑造作用”。所以海瑞罢官也罢，被皇帝重新启用也罢，根本于事无补、与国无用。这就是海瑞悖论。
海瑞后人弃儒从商，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晚明“士—仕结构”的解体。曾经铁腕整治“官二代”的海瑞，万难预想自己的子孙将来会富甲一方，更难以想象的是自己的子孙会在帝国危亡时刻，开着巨轮进行团伙走私。
明代进士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给世人还原了一个庞大的琼州海氏豪门的本来面目。尽管海瑞没有亲儿子，可是他的侄子海鹏考中举人，官梧州通判；侄孙海迈，举人出身，官处州推官。据梁云龙披露，海瑞堂弟海珥的二儿子海中适被过继给海瑞。海中适生有一子名海述祖。海瑞死后，皇帝赠封他太子太保，谥忠介。
海瑞的继子海中适是典型的“官二代”，尽管头顶海瑞的光环，可对科举仕途没有任何兴趣。或许是海瑞的清贫让这个“官二代”对科举失望，利用家族在广州市舶司海口总口的影响做起了贸易生意。而且，海中适的堂姐夫梁云龙已是正三品的兵部左侍郎，堂兄海鹏也已经是掌管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的通判。海中适抓住机会在琼州府海口关口大做走私生意。海瑞用一生的自律赢得了廉洁奉公的名声，自己过继的儿子在家族权力的光环下积累财富，依然无法走出“官二代”蜕变的怪圈。海中适的儿子海述祖自然受到了熏陶，也没有心思读四书五经了，“官三代”在“官二代”积累财富之后，转变成了“富二代”。在爷爷海青天的光环下，在海氏家族的权力影响力笼罩下，海述祖将海中适的走私事业发扬光大。这位“富二代”在完成了财富积累之后在彼时琼州堪称首富。他“斥其千斤家产，治一大舶”，当起了拥有巨船的航运家，专门为走私商人贩运货物牟取暴利。
按照朱明王朝的规定，造海船只能由官家负责，民间只能造打鱼船一类的小船。当时造一艘十丈长的海船，成本在五百两黄金以上。因此有人评论道，海瑞用自己一生的品行将海氏家族推向了贵族阶层，“官二代”的海中适借助海瑞的影响力，成功蜕变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富二代”的海述祖进一步将海氏家族推向了财富的巅峰，财富之中权力成为发酵的春药，权力与财富掩盖了血腥与阴谋。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悲哀，“没错，没用”的海瑞已经被后人当作捞钱的幌子，一心求富的“二代”“三代”们，早已不相信也不愿再死心塌地报效朝廷。
（本文节选自《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
ISBN：978-7-5166-5411-8
高波 著
新华出版社 2021年1月
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