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长城（图源：网络）

如同任何有机体一样，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具备、实力强大时，都尽可能地开拓生存空间，尤其在政权处于上升期的王朝前期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明显。但当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权逐渐陷入制度烦琐、官僚腐败而导致的低效困局，经济收入被各种权势集团侵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流徙，军队战斗力下降，边疆开拓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往往转而在边疆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是农业政权，时常在条件具备之时，也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往往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转而采取保护胜利果实的防御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相当时期，甚至部分王朝在大部分时期，在整体上其实一直处于防御立场。为加强防御，中国古代在陆地边疆尤其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以后，面临海上的挑战，中原王朝在东部沿海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却一直未能主动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由之所带来的“反噬效应”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最终造成全面的政权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防御思想影响之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中国古代之所以修筑长城，是出于战术、财政、政治等多种考虑。在古代世界，骑兵以其快速迅捷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机动性，在作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凭借骑兵战术，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明中期李杰在奏疏中指出: “臣尝深思之矣，西北二边，境土辽远，虏一鸣鞭，即抵城下。欲战则势力不敌，欲守则刍粮继。且其来如焱风，去如收电，我方出兵策应，彼已虏获而归。”

为应对北方族群的冲击，中原王朝不仅要解决步兵如何抵御骑兵的战术问题，而且还要面对北族骑兵战略上的声东击西，与“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灵活性所带来的飘忽不定，以及中原军队千里寻敌所带来的粮饷、物资供应问题。明成化六年（1470）五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蒙古“侵犯我边，曾无虚岁。每我出兵，虏辄遁去，徒费粮刍”。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战争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对于财政有限的古代政权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明丘濬指出:“况边塞之地，馈饷为难，内地米一斛至边，计其费不止三斛也。”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对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劳动力减少，更显得缺乏耐受力。因此，对北方族群的作战，不仅是一项军事问题，还是一项财政问题，最终是一项关系政权全局的政治问题。

为此，中原王朝尝试以长城加以应对。长城具有五种战术功用，能够有效克服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首先，长城最外层是连绵的烽火台，守台士兵看到北族骑兵，便可以通过传递烽火、狼烟等形式，将敌情传递给长城沿线军队，使其可以根据来犯敌军数量、进攻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动与部署。

其次，烽火台以内是边墙。边墙以一道墙的形式，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地形上阻挡了北族骑兵，从而保护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保障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北方族群如果要穿过边墙，势必要挖墙，或者寻找薄弱环节，其快捷的机动性便会有所下降。同时即使北族骑兵挖墙而过，进入长城以内之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补边墙，北族骑兵回来时，便只能再次采取挖墙的方式，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围追堵截。比如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筑了榆林长城，这一功用很快便体现了出来。“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

第三，长城除边墙外，还包括壕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中原王朝修筑边墙时，往往从墙外取土，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了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增加了北族骑兵越界的难度。由于北部边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时，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马匹还可以饮水吃草。中国北方降雨较少，农业种植需要借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农业区也呈现沿河分布的格局。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到来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弥补了步兵的短处，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比如成化七年( 1471) 四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北族骑兵利于在平坦地带驰骋，汉人士兵利于依托险阻以防御。“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况胡马利平地，而汉兵利险阻”。鉴于榆林地区缺乏地理险阻，“今榆林一带城堡，多平川旷野，无险阻可守”，从而奏请在榆林西南的环县、庆阳群山分布的地区，构建长城防御体系。

环庆迤北，重山复岭，深沟陡壑，古迹城堡，往往尚在。虏每入寇，必循大川而行，西则黑城沟，东则铁鞭川。臣按行西路，环县城临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环河，即古长城旧址，宜于此筑垣墙、敌台，并修本钵古城。虏入以神铳、火炮御之，可以断其咽喉。东路铁鞭川，乃官军刍粮所由，因无烽堠，多被虏掠。古有铁鞭城，最为险阻。宜修完之，则士卒有所屯聚，亦可绝虏深入之路。

第四，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仅修筑长城设施，而且在北族骑兵进犯之时，将附近民众、牲畜、物资收容进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防止人口、物资被北方族群抢掠，实现阻止敌军的战略目的。同时还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在广阔的北部边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仅最大限度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而且还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实现了北部边疆社会的普遍“军事化”，使北方族群进入长城地带后，面临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比如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绥镇巡抚王锐便奏请设立民堡，在陕北地区建立起广泛的防御网络。

团堡以卫民生。谓榆林一带地方，既添兵以分守，又设险以御寇。然其军民所处，多临边塞。乞敕所司，就于居民所聚之处，相度地宜，筑为砦堡，务为坚厚，量其所容，将附近居民聚为一处。无事之时，听其耕牧; 遇有声息，各相护守，则寇盗无从剽掠，地方可保无虞。

第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墙体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横向的，而是有多道纵横的墙体，从而将北部边疆切成一个个包围圈，北族骑兵一旦进入，便很难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别有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二边又称“夹道”。“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 西部又与宁夏镇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墙。

总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构建起立体的长城防御体系，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而且将自身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起来，在防御中实行局部的进攻，将自身的战术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 不仅通过坚壁清野，充分保障了边疆民众的生存、经济生产与生活物资，而且破坏了北族骑兵“因粮于敌”的战术和抢掠民众、物资以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 不仅克服了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保住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而且减少了军事调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开支，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稳定与政权稳固。概而言之，在解决北方族群问题上，长城是一项具有多种功能且现实有效的军事工程。

但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质疑。

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长城由于是被动性的军事防御设施，从而不是具有开拓疆土愿望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这对于主张从“民本”思想出发，节约财政、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来讲，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击。中国古代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是每个政权在开展这项工程之前，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反对违反季节规律、征发民众赋役的思想，也很早便已产生。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主张“无夺农”是君主应行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德”中的一德; 将“劳休无期”，即频繁地征发劳役，作为君主应该戒除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戒”中的一戒。“葛其农，时不移”，文王将敬重农事，不改易农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准则，并认为不按照季节，违背农时，征发赋役，即“动不时，民不保”，将会导致百姓生存无法获得保障，政权也将最终走向灭亡。“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大规模修筑长城所带来的赋役征发，不仅有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民众叛乱，从根本上威胁政权的稳固。秦末叛乱群体便将秦修长城作为秦朝恶政之首。“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司马迁批评秦朝在平定六国之后，“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即不致力于安定民众，而是修筑长城。同时司马迁认为迎合秦始皇这一政策的蒙恬最终被诛，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最后，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于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从根本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节用而爱人”，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明人韩邦奇对此也深表赞同，认为: “有足国之大本，有强国之大本。食货者，足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节用。戎兵者，强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安民。用既节而国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则国不期强而自强。”治国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会导致民穷而国危。“苟务国之不足而不本于节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给其所出，虽头会箕敛，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务国之强而不本于安民，吾知本既先拨而戎狄乘之，良民善众亦且化而为大盗矣”。

王莽新朝时期，将领严尤劝谏王莽不要讨伐匈奴。他首先指出在处理边疆族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伐方案。“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周朝、秦朝、西汉虽皆曾北征，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秦始皇修筑长城，导致民力匮竭，政权覆亡，是最为失策的方案。“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长期对峙的状态。不仅如此，伴随防御日久，中原王朝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长城防御便逐渐陷于被动态势。比如万历时期，到北京朝贡的朝鲜燕行使，注意到了辽东镇长城士兵的畏懦之状。“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也给长城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所谓“反噬效应”，指长城边疆所在的地区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但却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便是长城边疆在处于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的同时，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与军事化社会，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社会。在正常条件下，长城边疆社会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社会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长城边疆社会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边疆社会呈现高度的“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

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清军入侵。在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不久的成化末年，延绥镇已是北疆诸镇中财政最为困窘者。成化二十二年（1486），右副都御史黄绂巡抚延绥镇，便目睹了这一现象。“绂偶出，望见川中饮马妇片布遮下体”，于是提前拨付士兵军饷。“大惭，俯首叹息曰: 我为延抚，令健儿家贫至此，何面目坐临其上? 亟令豫出饷三月”，从而改善了榆林士兵的生存条件。

由于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立足于防御，而未主动、彻底解决河套问题，蒙古逐渐南下河套、固定驻牧，对榆林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延绥镇财政危机从而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剧。万历《延绥镇志》记载了晚明延绥镇军事防御与财政之间的严重冲突。“今榆沙深水浅，耕无菑获，渔无钓饵，百不一产，障二千里之长边，拥数十万之大众，费之不赀，如填溪壑，倍蓰他镇”。

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长期有效机制，明朝将整个榆林社会发动起来，征召民众进入军队、驿站等军队体系，并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实行自卫，榆林从而形成高度“军事化”社会。明末陕北发生大规模旱灾，明朝为应对财政危机，缩减开支，从而大规模裁减延绥镇军队体系的外围部分。包括驿卒李自成、士兵张献忠在内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借助其军事经验，驰骋大半个中国，最终灭亡了明朝。

而结束明末农民战争、取代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自于明辽东长城外侧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这一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第五恨曰: “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河(范河)、三叉拉等三个地方，珠申耕耘的粮食，不令收获。尼堪出兵驱逐，此五恨。”其中的“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充当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缘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确实长期担负了守御边境之责，比如第二恨曰: “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说: ‘无论尼堪、珠申，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看见越境者就要杀死。若是看见而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二恨。”从这一地缘位置出发，努尔哈赤在第六恨中，将叶赫称作“边外的叶赫”，可见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间的角色。而用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大明看边”。“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此其一也”。在第六恨中，指出建州女真长期在“近边住种”。“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马，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口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建州女真借助长城外缘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明朝送来的生存物资，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而且不断招降草原上的汉人。凭借多族群的优势，清朝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

可见，长城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维护了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与稳固。但长城作为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地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守军在长期消极因循中，反而呈现战斗力下降的战略劣势，最终在长城边疆社会的“反噬效应”下，政权瓦解。因此，对于长城的评价，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出发，多角度地客观分析，而避免落入单纯地肯定或单纯地否定的窠臼。

关于这一问题，丘濬指出应从客观角度，对长城进行公允的评价，并运用合适的方式修筑长城。在丘濬看来，长城之所以不断得以修筑，在于长城能够弥补地形所存在的缺陷，隔开华夷，维护了他理想中的族群地理格局。“盖天以山川为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不过修筑长城应掌握力度，不应过度劳役民力，这样反而会造成政权不稳，历代修筑长城之所以招致非议，便在于未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关节。“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在丘濬看来，历代修筑长城，也都是为保障民众出发。“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只不过长城之修筑，应循序渐进，陆续修筑。“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 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使腥膻桀骜之虏，不得以为吾民害矣”。因此，丘濬对部分王朝鉴于秦朝灭亡与长城修筑有关，从而完全废弃长城的做法，表达了批评态度。“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丘濬主张在前朝基础上，完全用士兵，而非民众，慢慢修筑长城。“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速，犹胜于不为也”。

关于长城是否是中国的边界，国内外长城研究者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但对于长城是否是汉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绝大部分研究者除提出北朝长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间的界限之外，对于这一问题基本是持认可态度的，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中原汉地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普通民众却承担着沉重的赋役，尤其北部边疆的民众劳役更重，且时常遭受边疆战乱的冲击。为逃离这一困苦的生活环境，北疆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潜逃至草原地带。这一现象西汉时期便已出现，汉代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投奔匈奴。

而在明代，这一现象愈发严重。正德时期，给事中毛谏奏: “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这一时期发生在宁夏镇兴武营的一场对话，便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正德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听到边墙以内不断运输的声音，派遣五名部众前来侦查。而这些部众本为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又言: ‘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 ‘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 ‘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相似的一幕，在嘉靖十五年（1536）的山西再次上演。当年十一月，蒙古大举进攻宁武关，明军追至三马营，包围了蒙古骑兵。蒙古骑兵见明军势盛，从而亮出自身大同人的身份，请求通过。“敌见兵马强劲，内一人勒马答话:‘我是大同人，你是那里人？’马令通事回答: ‘是偏关并老营堡人马’”。如果说这还无法判断这是个人行为，还是其仅是大批加入蒙古的汉人中的一员，那么下面一段话便可揭示出他只是众多叛逃到草原的汉人中的一员。“其人说: ‘不曾抢了你地方，你将我大头儿父子都杀了，又杀了我许多兵卒，众人号泣讨路，放过去罢!’”

遁入草原的汉人，聚居于明长城之外，从而形成了大片定居农业聚落，被称为“板升”。“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后来用“板升”指代蒙古草原上的汉人。板升规模很大，“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他们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一改而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耕种市厘，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不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汉人，还有白莲教徒。

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 “板升”。

这些教徒造反不成，从而有组织、成规模地进入蒙古草原，由于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从而成为明后期挑动明蒙战争的政治势力。

(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中国甚被其害。是时，虏酋俺答引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

板升内部分为多个部落，形成自我统属体系，而其中才智之士则被任命为各部酋长。在这之中，赵全统辖部众最多，所居之地被称为“大板升”。据赵全自称，所统部众有一万余名。

（赵）全住大板升，节年抢掳汉人并招集逆教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名，分立头目一十二名，冯世周、孟大益、李山、潘云、陈钺，并见在虏营逆犯大罗、小罗、杨廷夏、杨廷智、刘豸、张豪杰、瓦四，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属全总管。

但当时大同镇巡抚方逢时却记载赵全统辖三万余名部众。“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与赵全相比，其他板升势力要弱小许多。比如仅次于赵全的李自馨与周元，所领部众仅有数千人。“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由于势力较大，赵全与李自馨被俺答“俱加为酋长”。赵全又被称为“驸马”，李自馨、周元又被称作“秀才”。“彼中称全为倘不郎，华言驸马也; 李自馨、周元为必邪气，华言秀才也”。而其他板升规模较小，“余各千人”。“小板升”有32处，由32名小头目分别管理。

外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小头目三十二名，东打儿汉、火力赤、张榜势、毛榜势、打儿汉、小则火同智、海代首领、俺黑儿器、长腰儿、火里智、丫头计、大笔写气、力郎、小则磨毒气、打儿汉、刘栋、锁合儿、韩侯儿、王铣秀、石秃八儿党、小则红眼子、则徐先儿、李自荣、火力赤老汉、代锁合儿、冯通、小则火里智老汉、五合器、李只害、萧牌子、高洪、马洪名下，各管汉人八百或九百余名，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

板升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每大举进寇，俺达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同时为蒙古指点破解明军防御之法，并加入战争中来，推动蒙古军队的组成与战法进一步丰富。嘉靖十六年（1537） ，山西巡抚韩邦奇指出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再观近日敌之入来，深谋秘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 向也短于下马，不敢攻穵城堡，今则整备锹钁，攻穵城堡矣; 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掠，按辔而归矣; 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也; 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肃，旗帜号令分明矣; 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

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根源于大量叛逃的明人、明军的出谋划策。“其故何哉? 有中国之人为之谋划，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奸细，有中国之人遗易之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广汉人政治体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他模仿汉制，登基称帝。“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献谀，将俺答汗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九间”。“全为俺达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定国号为“金”。包头现存明万历时期敕建美岱召（汉名寿灵寺）太和门门额，镌刻着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铭文: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领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功城圆备，神力助造，非人为也。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

李漪云认为俺答在赵全等人支持下，以丰州滩为中心，东起蓟辽边外，与兀良哈三卫、哈尔部接界，西至甘肃边外，南至长城，北至漠北与喀尔喀蒙古接界，在广大漠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汉式统治体制的“金国”政权，并以赵全为把都儿汗，命其以“汗”的名义建开化府，统治板升汉人。

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他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谋危社稷，日与俺答商说，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与南朝平分天下”。“赵全言于俺达曰: ‘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居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胡钟达认为赵全等人此举，意在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可见，长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汉人与北方族群的界限，在历史上，汉人与北方族群不断有跨越长城，加入对方族群的行动。这些人越过长城的形式与动机虽有多种，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摆脱原先的困苦生活，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可见，长城所隔开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长城其实更体现了生态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方式上的差别与界限，而非族群与政权之间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称长城为“生态长城”，更能揭示长城最为根本的角色。

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这源于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在元代，处于战国时期的日本列岛，在长期的战乱中，不断有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元人将之称为“倭寇”。“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初。为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开始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 主持此事者是开国功臣汤和。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方鸣谦从近海防御立场出发，提出在东部沿海设立卫所，并设水陆军队，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汤和从而在浙江海岸广设卫所。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 “民读言矣，奈何?”和曰: “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读言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

由此，明清时人认为中国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而在嘉靖时期防御“倭寇”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进一步在东南沿海普遍修筑边墙，由此构建起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开始出现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可见，长城不仅在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成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众跨越的障碍。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